老实圪塔“陈喇叭” - 『会宁茶馆』 - 会师楼中国甘肃白银会宁人家在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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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圪塔“陈喇叭”

来源：甘肃日报

时下的老实人是越来越少了，可偏巧就让我们碰上了一个。这人不仅老实，简直是老实得掉渣———老实得三十多年几乎一个心眼，老实得常常让人落泪，老实得让现在的人难以理解，更是老实得征服了他周围所有人的心！
　　不管是“陈喇叭”还是“陈铁人”，其实都是群众给会宁县广播电视局工会主席陈祥起的外号，尊敬的意味绝对大于挖苦的成分。在讲述陈祥的故事之前，还是让我们先听听街头村尾上群众和领导眼中的陈祥：“３０多年前陈祥是个娃娃时就跑着干活，现在５０多岁了拉线时还是一路小跑。

　　”———一位７６岁的陈祥的曾经同事；“老陈这人没研究（方言：好得很的意思），干活不要命。我当了几十年村支书，没见过这号人。

　　”一位６２岁的陈祥的曾经房东；“凡是给陈祥当过领导的人，从来不敢给他压工作。因为怕把陈祥累死。

　　”———一位陈祥的现任领导；“如果当官都像陈祥这样干，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会当官了。

　　”———一位陈祥的老熟人；“现在的典型往往是人死了再树，以我看陈祥还是活着时就树，免得以后挨老百姓的骂。

　　”———一位会宁县领导；……

　　三十年没搞清妻子名字如果说社会是一个人表现的舞台，那么，家庭才是看清一个人的镜子。

　　在讲他家里的故事之前，还是让我们先讲陈祥闹的一个大笑话。在采访中我们问他妻子的名字，陈祥却一下子愣住了。他一会说叫“王桂清”，一会又说可能叫“王桂琴”。直到我们到他家后，陈祥的小儿子才生气地看着爸爸告诉我们她妈的名字叫王桂青。

　　老陈听了后，不好意思地憨憨地笑了一下，但他却说：“这有啥关系！”说起陈祥和王桂青的婚姻，倒也颇有意思。王桂青祖上是大地主，他们兄弟姊妹９个。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全国到处饿殍可闻，在那个特殊时期，王家生活的艰难就更可想而知。当时，出身贫农的陈家虽然比王家也好不到哪里，但并没有见死不救。陈祥的母亲以一个普通农村妇女的善良，常常冒着风险接济王家，今天偷着给王桂青的母亲塞两个馍馍，明天又给个饼子，就这样先后好几年。桂青的母亲觉得实在无法报答陈祥母亲的大恩，提出把桂青说给陈祥，陈祥母亲觉得王家也不是什么坏人，就答应了。去订这门亲事时，陈家只带了两个大烙饼，而当时陈祥和王桂青还都不满１０岁。

　　１９６３年，陈祥１１岁时，母亲在贫困与疾病的折磨中撒手而去。那时，陈祥与５０多岁的父亲、弟弟一起过。白天上学，早上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拉土挣工分。做饭、洗衣、缝衣、拾粪、拣柴火等等家务、农活，陈祥样样都得干。提起３０多年来一直早起和闲不住的习惯，陈祥说就是从那时养成的，而当时农民极其艰难的生活以及母亲和周围许多好心人助人的善举，也深深地埋在了陈祥幼小的心中。

　　１９７２年春暖花开时，陈祥因为毕业时品学兼优，被他所在的会宁县大沟公社招工。陈祥到公社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建公社广播放大站，搞广播喇叭户户通。一上手就搞线路规划，虽然不懂得怎么搞，可第一个月，陈祥就凭两条腿在沟沟洼洼里跑完了３３个大队、１０９个生产队。之后，建放大站柴油机房时，他自己挖土打墼子，打围墙，没材料又不敢向领导汇报，就从１０多公里路外的家里，自己扛、父亲及熟人帮，弄来了１０棵榆树和几捆麦草。没有沙子，他又从５公里多远的张家洼一担一担地担，整整担了５天才担够。

　　机房建成后，５月的一天，正当陈祥开始栽电线杆忙得常常一天吃不上饭时，家里捎话要他一定在第二天四点前回去一趟。第二天下午陈祥快到家时，几个邻居一见他就开玩笑地骂开了：“陈祥，你个要着吃的，媳妇都领回家了，你就这么衣服没袖子穿个烂鞋去见人家？”陈祥当时还以为是开玩笑，可一进家门看见王桂青，才知道是真的。

　　娶亲时陈家只去了一个人，而王家送的也就两个人。由于家里没个地方，两人的新房就安排在窑旁边的一个防震棚里，也没举行任何仪式。即便如此，因成分不好而心存感激的王桂青，觉得这已经就满足得很了。晚上睡觉时，陈祥一本正经地告诉新婚妻子：“早上四点叫醒我，可不能影响我的工作。”这样，自卑而又胆怯的王桂青，悄悄把两双新鞋放在丈夫的身边后，便战战兢兢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块钟表直到清晨四点。而陈祥这一走就是四个多月，等到他再回到家时已是霜打秋叶了。

　　谈起家，陈祥的许多事情外人听了像天方夜谭，熟悉的人也常常觉得难以理解。

　　１９８６年，陈祥从乡上调到会宁县城后，妻子想城里的学校总要好些，于是，在次年把１１岁的大儿子交给了丈夫。这一来可好，老陈整天忙于自己的工作，早上天不亮就出去，晚上半夜才回来，儿子干脆成了既没爹也没娘的孩子，吃不上、喝不上，好多人一见老陈就骂他心狠，说孩子太可怜了。后来孩子大一些能干活了，就完全变成了老陈不花钱的保姆。上世纪９０年代初，老陈搞县城有线电视网，白天黑夜都在电线杆上吊着。儿子除了每天繁重的学习外，还要买菜做饭洗衣服。饭做好了，令孩子最为难的就是满大街找老陈吃饭，有时候好不容易找着了，可老陈手头的活不干完你说啥他也不回去吃饭，孩子还得等。

　　说起这些，老陈的妻子王桂青说，结婚３０年了，老陈可以说基本上就没帮过她什么。她在农村２０多年，种着１８亩地，农活全由她一人干。小儿子从小体弱多病，在４岁前，她拉车子、挑水、翻土，种时收时，不是背上背着，就是怀里揣着或胳肢窝夹着，就是那样难，老陈也没帮过什么忙。但老陈究竟给别人帮过多少忙，谁也说不清楚。采访中，不少人都告诉我们说，现在老陈已是５０多岁的人了，好歹科级干部也干了六七年，可谁家电视机要是坏了，不论是当官的不当官的，不论是白天还是三更半夜，随叫随到，白干不说，往往还要贴钱买材料。

　　生活上老陈没帮家里什么忙，经济上同样也没给家里帮多少。除了孩子生病上学等家里急需用钱的情况外，老陈工作３０年当中，没给过妻子一个月的工资，这听起来简直令人不可思议。走进老陈两间平房的家，最显眼的就是一台电视、一张写字台、一张方桌和一套木制沙发，而这样样有来历。首先说这电视，陈祥这几年不知给人免费修了多少台电视机，以致小儿子都习惯看爸爸修好的电视。

　　１９９９年春节前，别人把修好的电视抱走了，一时又没有要修的，这下小儿子不干了。无奈，老陈只好凭着良好的信誉临时赊了一台１８?王牌电视机，到去年才还清欠账。

　　２０００年春节前，已大学毕业几年的大儿子说要领女朋友回家过年，要父亲给家里添件家具。老陈听后虽不情愿，还是慌忙花４５０元买了张写字台和方桌。令老陈生气的是儿子过年时并没有领回女朋友。去年春节，大儿子故伎重演，老陈思谋再三，最后只好贷款买了套沙发，不过未来的儿媳总算见到了。

　　老陈在家里用钱上的节俭，用吝啬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可他这些年对别人的资助真可谓倾囊相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在大沟公社拉广播时，工资才３０多元，可那些年光为群众修喇叭自己掏钱买材料就花了不下３０００元。

　　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１年，他在大沟、郭城等地拉电视网一干几个月，局里领导觉得他一个人干得实在太辛苦，集体研究决定每天给他额外补助１０元钱，表造好后让他领钱时，他居然发了火。原因是，按当时规定每拉一公里的线，就要补助１５０元钱，后来发了１５００多元，他一分钱也没拿，觉得有些农民义务工家里太穷，全给了他们。至于这几年老陈下乡不住店、不要补贴、精打细算买、用材料等，少说节省的也有好几万，干了该拿而没拿的就更无从计算……

　　一夜就差点丢过两回命钱也许可以衡量许多东西的价值，但它却永远也无法体现生命的意义。几十年来，陈祥在危险的工作中一次一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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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之一：１９７４年秋天的一天，陈祥一大早出去查线。当他走到厍大队的袁沟梁时，发现一个挂线的瓷瓶掉了，他便爬上杆子挂线，谁知刚上到杆顶，就感到头昏目眩，眼前一黑，便一头栽了下去。

　　不知过了多久，路过这里的当地农民何振业发现了他，赶紧用自行车把他驮到了公社卫生院。

　　大夫一量体温，他已高烧到了４１度。

　　当他睁开沉重的眼皮，明白自己是躺在病床上时，已是晚上８点。独自守在身边的妻子脸色煞白，惊恐的眼睛充满泪水。可他的第一句话就是要妻子找大夫问他的工具：“我的铁鞋呢？还有我的铁丝、手钳？”大夫叹着气说：“要不是正好有人碰上，命都险些丢了，你还要那些东西干啥？”故事之二：１９７６年，中国多事的一年，过来的人谁都无法忘记那年夏秋季频仍的地震和霏霏的霪雨。

　　８月一个漆黑的雨夜，公社通往郭庄的广播线被风刮断，通知郭庄人从家里搬到防震棚中的消息无法传出去，陈祥二话没说，就披着件塑料雨衣，背着３０多公斤重的工具，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朝郭庄走去。断线的地方在山顶上，情急之中，陈祥将雨衣铺在地上，然后站在雨衣上就一把抓住电线去接，“啪”的一声，陈祥被打翻在地。所幸的是，陈祥触电之后，电线脱离了他的手，否则，后果可想而知。当他咬着牙从泥水中站起来，用手钳夹将线接上时，他感到每一根神经都麻木了。

　　然而，当他拖着一双沉重的泥腿从郭庄向公社返回时，不料脚下一滑，从３００多米高的陡坡上滚了下去，头碰昏了，腿摔肿了，工具撒到了坡上，连为了防止野狼袭击而特意背的一支冲锋枪和３０发子弹也扔到了泥中。陈祥也不知在坡底昏迷了多长时间，当他醒过来时，三只狼蹲在不远处，贪婪的绿眼盯着他这个滚到嘴边的“猎物”，不知狼为什么迟迟没有下口，反正陈祥忽地从地上爬起时，狼受惊而逃。

　　陈祥吃力地沿着滚下来的路往上爬，边爬边摸工具和那杆枪，迷迷糊糊回到公社时，天已快亮。清晨时，《东方红》的乐曲又准时回响在山村的上空，可公社里没有人知道，那一夜陈祥竟然两次从死神手里挣脱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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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之三：１９７８年的一天，陈祥在查线中发现公社通往一队的广播线离公路太低，他怕被过路的车辆挂断，就爬到６米高的木杆上去紧线，可一不小心，仰背从木杆上摔下来，铁鞋顶在腰部，剧烈的疼痛，使他浑身颤栗。那一刻，他也感到了死的可怕。蜷缩在木杆下捂着肋部，他疼得直喘粗气，是一个叫王育才的农民拉着架子车把他送到了公社卫生院，当大夫给他打了一针止痛针后，他感到疼痛在慢慢减缓，心想只要不疼了，也就不会有什么大事了，刚才不过是虚惊一场。于是咬着牙，重又回到那根杆子下，把没有紧好的线一点点紧好，然后再回到公社，发电、放广播去了。看着他蜡黄的脸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公社书记又怜惜又生气，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书记说：“把你挣死了，谁负这个责任？

　　怎么向你家里交待？”而陈祥却嘿嘿笑了。

　　２０多年过去了，记者在采访时，陈祥按着肋部说，那时留下的病根，到现在有时还隐隐地疼哩。

　　故事之四：１９９９年的冬天，正是郭城驿乡安装有线电视最紧张的阶段。陈祥在当地农民梁兴林家借了一间房子，冰冷的土炕上铺一片破纸箱子和一条单薄的褥子，就算是有安身的地方了。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来，一碗炒面就一杯茶，就算是吃过饭了。

　　就在这年冬天，陈祥有一次从杆子上摔下来，疼得他喊了句：“哎哟，我的肠子断了。”当地的农民把他送到附近的私人诊所，大夫说情况严重，要住下观察。但陈祥却要求大夫给他打了一针封闭针，谁也拦不住，又去架线了。他说：“就要过年了，说好的六户才装了两户，咋能骗人呢？”正当他忍痛工作时，在头寨乡当乡长的弟弟打电话到这里，问他哥哥最近的情况。听电话的老史告诉弟弟说，出事了，你哥刚从杆子上摔下来了。弟弟心里一惊，就租了一辆车赶到了郭城，可当他看见哥哥疼得满头大汗却还在杆子上架线时，气得声音都变了调，硬是把陈祥从杆子上拉了下来。拉到县医院去检查，当弟弟把陈祥安排好，刚走出医院，陈祥却偷偷地溜了出来，搭了去郭城的班车，又去架线了。弟弟还在县城，陈祥却已在杆子上了。

　　眼泪流进肚里只有自己知道许多人都说老陈只知道往死里干活，心太硬，没有人情味。其实在陈祥乐哈哈的背后，他何曾不也有泪水常常淹过心坎的时候。

　　１９７３年秋天，他又是忙得大半年都没回家了。有一天，他正在杆子上架线，有人在下面给他喊：家里捎话来，让他无论如何回家去看看。陈祥嘴上答应着，手里却一直忙着他的活，也没顾上问捎话人家里到底有什么急事。第二天，当他急冲冲跑回家时看到的竟是父亲老泪纵横，妻子泣不成声。原来他们第一个孩子刚一生下来就殇了。

　　父亲怨恨地说，别人家生孩子，全家人都当天大的事，可你一去就是半年，连个人影子也不见，你还像个男人吗？妻子生产的当夜，只有陈祥一个５岁的堂妹妹陪睡。没有生育经验的妻子，感到肚子疼，就从炕上溜下去，把孩子生在了地上。妻子晕了过去，当堂妹哭着喊来邻居的四婶时，孩子已中风夭折。

　　那天，妻子只是默默地哭，一句话也没有说。而陈祥却只陪了妻子一晚上，第二天，他就又回到了架线工地。提起这事，老实的陈祥说：“当时一是工作忙，另外也年轻，虽然难过，可觉得也没什么。”如果说第一个孩子陈祥连面都没见过，没有多少感情的话，那么第二个夭折的孩子已经长到５岁了，陈祥虽然很少抱他、亲他，但心里的确爱他。

　　那时，陈祥正在热火朝天地改造厍、郭庄的线路，线杆由木杆变成水泥杆，在陈祥眼里那可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妻子几次捎话带信让他回家想办法给孩子看病，他总是说等忙完了这段活就去，让妻子先找大夫看看。可吃了不少的药，孩子的病总不见好转，妻子就背着孩子到公社去找丈夫，早去撵不上，晚去也见不着。妻子只好到卫生院再取些药片，背孩子回去。

　　１９８２年农历六月初五，人生的又一个厄运降临到了陈祥一家，当陈祥从架线的工地赶到公社卫生院时，陪同来给孩子看病的父亲悲痛欲绝，被公社的人硬送回家去了。而妻子休克后，医生正在全力抢救。他的心肝儿子，则已被附近的农民抱到山沟里火化去了。

　　陈祥顿时感到天昏地暗，五脏俱裂……

　　这一次，陈祥又黑又浓的头发掉了一大半。至今提起此事，陈祥还眼里满是泪花。陈祥说，这个孩子的失去，的确给他的打击太大了。而老陈的妻子从此也落下了晚上心惊无法入睡的病根，到现在也如此。

　　然而，当他把妻子送回家，父亲要他多陪几天妻子，公社的领导也让他在家里照看些日子时，他却只住了一天，第三天就摸着眼泪去了郭庄的线路上。当地老百姓一看陈祥出现在高高的杆子上时，都说他心黑。可陈祥却说：“眼泪往肚子里流，我自己知道就行了。”陈祥的付出，的确让常人难以想象，但陈祥的确真真实实地付出了，用与他青梅竹马的妻子王桂青的话说，陈祥就这么个人，他干什么都要干得让人无话可说。那么，到底有没有人说过他呢？陈祥说，有过，但只有两次。

　　一次是１９７３年１０月，公社书记让陈祥去掌里大队通知武装部长第二天到公社开会，可当陈祥走到半道上时，遇到了一位姓何的干部，这位干部让陈祥去办另一件事，说通知武装部长的事他去办。陈祥办完事回到公社已是夜里１１点了，可那位姓何的干部却忘了通知武装部长。第二天，在１００多人的大会上，公社书记指着陈祥的鼻子大发雷霆：“陈祥，你个QQ娃娃咋还撒谎……”当时，陈祥委屈得眼泪叭嗒叭嗒地直流，可一句也没解释。事后，当公社书记知道其中的原委后，摸着陈祥的脑瓜说：“娃，我骂错了！”陈祥也笑了。

　　另一次是１９９２年，那时他已调到县广播电视局工作６年了，刚从局里的保管员、后勤管理员、统计员、设备维修工的岗位上换下来，准备去搞无线电视接收站的建站工作。这６年时间，陈祥没有利用工作之便占过公家一根针的便宜。买手套、工作服及各种劳保，都要货比三家，拣便宜的。有些商店也有提出出高价给回扣的，但陈祥一一拒绝了。在移交保管工作时，他清楚地记得，他将仅剩的５瓶墨水全部交给了新来的同志。刚过了几天，儿子急用墨水又一时买不到，于是他就去找新来的会计，想先借一瓶给孩子用。然而，当他敲开会计的门说明来意时，那位会计很是吃惊又半开玩笑地说：“我想你当了这么多年的保管员，墨水恐怕几年都写不完吧！”一听这话，陈祥一下呆住了，两行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老忠臣，看把你苦死了！”３０多年来，陈祥到底在会宁的山山沟沟里跑了多少路？每一根杆子上他爬上爬下过多少回？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光是在大沟的１６年，他行程１９万里，相当于绕地球两圈，架通线路６２８公里，安装喇叭２４００多个，使大沟的广播入户率达到了１００％。

　　陈祥在大沟工作期间，大沟的广播入户率一直是全省第一。因此，他也得了个“陈喇叭”的外号。

　　１９８２年３月，正是将大沟的木杆改为水泥杆改线最紧张的时候，但又时值大地解冻，春播即将开始的时候，为了不影响农民种地，必须赶在开种前把部分线路架好。那时，农村已实行土地承包，农民义务工也不好找，因此他几乎每天早上四五时就起来去先挖好坑，以便加快进度。其中有一天早上，天亮了农民来栽杆时，陈祥已经挖好了４０个１米见深、８０公分见宽的桩坑。那些农民一看这情形，直往出伸舌头。就这样，陈祥硬是将１２００多根水泥杆换了上去。

　　１９９０年，全县建起了１２个地面电视接收站，每一个站不知陈祥跑了多少趟，每一个接收塔都是陈祥亲手安装。在建白草塬站时，陈祥胃病复发，疼得他把牙齿咬得嘣嘣直响。安装天线时，由于没有滑轮，老陈就咬着牙爬上３０米高的塔顶，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硬是双手举起３０多公斤重的天线，准确地将天线插入接口，可也就在这时，一口热血从陈祥的嘴里喷了出来，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这年９月的一天，当陈祥安装完县广播电视局院子里的接收站时，天色已经很晚了，再加上肋部总是一阵又一阵地疼，他就饭也没吃，和衣躺在床上准备休息。忽然，从距县城６０公里的韩家山插转台打来电话，说那里的信号无法发出，于是陈祥又匆匆赶到韩家山下，当时胃疼、胆结石疼扭在一起，浑身直冒汗，扛着３０公斤重的长强仪爬上４００米高的山顶，刚奔到塔下，他就晕了过去。之后，又经过整整两天两夜，总算排除了故障。

　　与陈祥一起参加抢修工作的县广电局一位副局长说，陈祥的劲不知是从哪里来的，２０多岁的小伙子都陪不住他。

　　１９９２年，桃花山转播台的天线工，因为山上条件差，工资待遇低而“不辞而别”，当领导们为再派谁去的问题而发愁时，陈祥主动提出他去。

　　１９９３年１１月的一个晚上，狂风怒吼，大雪纷飞，建在海拔１９００米的桃花山上的转播台，发射天线被风刮得偏离了位置，县城及周围乡镇的电视信号全部中断，值班室的电话响个不停，接起一听，不是指责的，就是破口大骂的。急性子的陈祥，一声不吭地背起工具就往１００多米高的铁塔上爬。爬到塔身７６米高度处，陈祥死死地抓住塔上的铁杆，举着木椽，这里捣捣，那里试试，风从脸上刮过时像刀子一样刮得痛，落在身上的雪也很快结成了冰。

　　４个多小时过去了，信号终于恢复了，可陈祥的鞋和衣服被冻在了铁塔上，使他无法脱身，他只能用麻木的双手一点点地撕扯，身体一次次地扭动……

　　当他回到地面时，冻得再也迈不开脚步了，是同事们七手八脚把他抬进值班室的。

　　１９９４年冬天，县上决定在城区建设有线电视网，时间紧，任务重，还是陈祥挑起了这副重担。他每天早上四五时起来后就开始准备，等民工８时来时一切都准备好了。他怕民工做的质量不过关，天天亲自上杆子，一个放大器安装下来就是四五个小时。民工干上８小时下班了，他晚上又开始一步一步量距离，为第二天安装搞规划设计。当时，陈祥的脚肿得穿不上鞋了，就找根绳子，将鞋绑在脚上；手冻破了，在杆上钉钉子时，随着打击的节奏，血珠子就簌簌簌地滴落，溅满了他的前胸和衣袖。一位看到陈祥工作情形的县上领导，抓着他血肉模糊的手说：“老忠臣，看把你苦死了！”大年三十晚上，会宁人常说：“一根木柴棍棍也要回家。”然而，在这万家灯火、万家团圆的时刻，陈祥半夜才回到他栖身的单位宿舍。从乡下赶来和他过团圆年的妻子，看着他干裂的嘴唇、黑瘦的面庞和冻得不像样子的手脚，心疼得泪水夺眶而出……

　　也正是如此，城里人又给他起了个外号“陈铁人”。

　　１９９９年４月，陈祥回到他的家乡大沟，建起了全县第一个有线电视站；随后就奔波在县城和全县３３个乡镇的山山沟沟，从这根杆子上下来，又到那根杆子上上去。从这家的门里出来，又从那家的门里进去。单是第二批“村村通工程”中，他就骑一辆破摩托车跑了１９０００多公里，选择安装了４０多个点，一个人完成入户１６００多户。

　　尾言不论是直面的采访中，还是埋头写稿中，这位中年汉子的憨厚面容，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撞击着我们的思维。他工作了３０年，当了３０年的先进。当工人时干着工人的活，当官时还干着工人的活。我们不断地再想，当陈祥的这些真实故事从我们的笔端流出时，现在的人们还会相信吗？当人们问我们陈祥这样干是图名、图利，或是图什么时，我们又将如何回答？

　　的确，我们无法回答！但是———他头顶的那片蓝天可以回答；他脚下的那块黄土可以回答；会宁县的６０万父老可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