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之一：
槐荫庐和土地测量员
文/ 王爱民

王爱民（1963—），甘肃通渭人。中学高级教师。1986年六月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在甘肃省定西市第一中学任教并担任校报主编。业余阅读写作。有作品散见于国内报刊杂志。

我父亲王振，字兴邦，1924（民国十三）年农历十月生于通渭县新景乡阳坡湾祖宅，1949年1月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8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通渭县人民政府财政科科员、科长，民政科科长，粮食科科长，副县长，通渭县新景公社一般干部，通渭县锦屏水库工程指挥部副主任、工程组组长，通渭县水电局副局长、水管所所长，通渭县林保局副局长、局长。1980年平反后，任通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府顾问。1986年离职休养。2000年正月初八逝于白杨林老家，享年76岁。父亲一生经历坎坷，命运多舛。三岁失去亲母，五岁失去祖母，八岁失去继母；少年失学，中年饱受政治迫害。面对难以尽述的灾祸，父亲坚强不屈，不忘初心，于公于私，都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功业。如今，父亲去世已经17年，我试图用自己笨拙的笔，追述他苦难又坚强的一生，聊表无尽思念之情。

父亲出生时，我的祖父是杨虎城旗下杨子恒部队的一名下级军官。杨子恒参加过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混战，在河南、陕西、甘肃平凉一带驻防，是西北有名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祖母娘家为老家石嘴儿苟家，有薄田若干亩，家道殷实，是当地富户；祖母为长女，乖巧伶俐，深得长辈喜爱。嫁入我家后，其温婉贤德的人品很快赢得公婆钟爱，可是在我父亲三岁时，祖母因生第二胎后染恶疾不幸去世，孩子也夭折。因此，我父亲实由曾祖父祖母抚养长大。我曾祖父是地道的农民，大概读过几年私塾，粗通文墨，常年操持几亩薄田，遇到风调雨顺的年成，收入可保家人两三年衣食无虞。据说曾祖父是一个很诙谐有趣的人，常常从生活小事中获得人生天地间的大乐趣，自乐乐人。他为人聪明，遇事有时有点故意犯傻，不与精明的哥哥争家产。他天真率性，是一个真正的自然之子，也是一个以遵循自然之道、从土地获得蔬果五谷为乐的人。我父亲长大后在外读书谋生，每有书信来，曾祖父就到祖母的坟上读给祖母听，以此告慰他能干却短命的儿媳。实际上，我父亲的早期教育和性格的形成都由曾祖父母完成，他和曾祖母是我父亲童年的衣食及情感依靠。民国十八年（1929年），我曾祖母早早离世，曾祖父便承担起了一切。

我父亲出生时，胞衣被家人埋在院子一角，上面种了一株槐树苗。随着我父亲一天天长大，槐树也一天天长大。后来院子的格局几经变化，原本生长槐树的角落成了院子的正中央。到我记事时，老宅院子的正中长着一颗参天大槐树，树干壮硕笔直，树冠蓬大如盖，树荫遮住了半个院落，人们须仰头才能看到它的全貌。父亲从祖父那里分得的唯一家产就是这棵槐树。他大概在精神上把这棵树当成了自己对了无记忆的生母的怀念和某种情感的寄托，裁枝培土，倍加呵护。后来我叔父提出，几个孩子大了，需另立门户，院子要重新规划修建，槐树怕保不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父亲只好忍痛将这棵生长了七十多年，见证自己一生的老树砍掉，又在白杨林老家大门侧面种了一株槐树。那时正是酷夏三伏，乡亲都说三伏天栽不活树；父亲开玩笑说：“你们栽不活，我能栽活。”还真是这样，一株比手指还细的槐树苗在父亲的精心浇灌下，茁壮成长起来，不几年，树干就已经碗口般粗了，树冠高出大门，高过大墙，亭亭如盖。春夏之际，洁白的槐花串先于槐树叶长出来，垂挂枝头，繁密俏丽，略带甜味的槐花香弥漫在空气中，成为一道风景。在此之前，白杨林老家阳面的房子盖起来后，父亲将“槐荫庐”三字刻在门额上。父亲去世后，我大哥翻修大门，又将三字刻写在大门的门额上。“槐荫庐”成为我家门徽，一个世代绵延的永远的标志。钱钟书有诗“绿槐恰在朱栏外，想发浓荫覆旧房”，我想写的应当就是这种景致，只不过，我家的绿槐在土墙之外，覆的是旧门而不是旧房了。

大概在我父亲八九岁时，祖父续娶了张家河沟门下张姓女子，不久从军界转业，在平凉当地办起了一家小小的缝纫厂，并将我父亲和我的继祖母接过去，到此我父亲才算和我祖父真正团聚在一起，算是弥补了缺失的亲情父爱。张家女子原本出自大家，有良好的家教，对我父亲疼爱有加。父亲曾经说：这个继母曾有过一年给他做九双样式、颜色不重样的鞋子的记录。这时候的父亲吃得饱，穿得又暖和又干净，成为当地柳湖小学一名小学生。可是好景不长，我的继祖母在生了我的姑姑半年后竟投井自杀！关于这场灾难，有人说是因为家务琐事拌嘴，想不开，我觉得更像是产后抑郁症。我的祖父描述当时的情景说，他从河南办货回来，晚上点着油灯，盘腿坐在炕上，一边吸烟一边摸着我父亲的头，夸奖儿子聪明，我六个月大的姑姑睡在炕角，我的继祖母没有搭腔从炕边下去出了房门，谁承想一瓶烟没吸完就听到人落井里的声音。我父亲成年后回忆此事，用一句话调侃自己：苦命人连心肠好的后妈都留不住！他把继母的离去归结为宿命，认为自己命中注定命苦，与母爱无缘。此后祖父大病一场，将还在襁褓中的女儿送给平凉柳湖张姓人家抚养，缝纫厂折价售出。至此，祖父一蹶不振，还吸上了鸦片，自己辛苦积攒半生的家业很快消耗殆尽，开始和霉运连连交手。后来，只好带着我父亲和又续娶的平凉崇信县梁姓女子回到老家，从此躬耕垄亩，以种田为业。

父亲在他的舅舅（时在秦安县法院任职）的帮助下，在通渭县文庙街小学、秦安县初级职校等处断断续续勉强读书。父亲曾给我讲过他在秦安职校读书时发生的事。一是有关伙食。学校食堂最常见的饭是馓饭，打一碗不够吃，再打第二碗时锅里就没饭了，饿得挨不到下一顿。于是，他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每到吃饭时，尽量早点儿跑去排队，先打半碗，快快吃完，再二次排队，打满一碗，这样，聊以减轻饥饿。二是帮校长挽回面子。一次督学来学校视察，可能因为突然，学校没有及时准备。正好是活动时间，校长陪督学过来时，学生乱作一团，他及时喊出口令，组织学生排好队，接受督查。

大约十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秦安县田粮处做过几年编绘员，后来又在会宁打了一段时间的短工，兜兜转转到兰州，在亲戚的引荐下，先在国民政府甘肃省党部当了工友，后来被国民政府甘肃省地政局录用，在兰州西训团地政班接受专业培训后，在甘肃省地质局土地测量队做了一名测量员。父亲的自立为败落不堪的家庭带来了希望，可这一经历也为他半生的屈辱和苦难埋下了伏笔。

父亲具体的工作部门是河西地质测量队。今天，我们已经无从知道他的实际工作是做什么，只是从一些档案资料看，他基本上走过了甘肃省兰州以西所有地方。

父亲在去做他的土地测量员之前，将母亲娶进家门，时间大概是1945年农历8月21日。这是一件大事，它让年迈的曾祖父、祖父心里有了些许安慰，可这真是苦了我可怜的母亲。用母亲的话说：那个家穷得吆刮锅唰碗！安顿她的屋子，躺在炕上看见星星明啾啾的；每次做饭前，得和半碗杂面（扁豆面，黏性大）先黏补好破锅。家里有我七十多岁的曾祖父，年龄老大性格羸弱尚未婚配的叔祖父，当家的是我好吸两口鸦片的祖父和继祖母，还有一个不到三岁的小叔父。继祖母是一个一生不谙农亩、茶饭、女红的人。母亲嫁过去后，除了忙活庄稼外，全家老少的浆洗缝补、一日三餐等家务全部由她承担。我的外祖父愧疚没有让天资聪颖的女儿读书，就用找一个读过书的女婿的办法来补偿，可没想到，这个出了读书人的家庭竟是如此破败不堪。

我的外祖父家可以称得上是当地名门望族，祖上李蓉镜大人是道光九年（1829年）殿试二甲，官至湘阴知县，蜀道州知州，左宗棠是他门生，对先生的人品和政绩很推崇，并在担任陕甘总督、西征新疆、过境通渭时，打听、看望过李大人的后人。到我外祖父时，家境已经衰败，但古语云“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外祖父家薄田尚有些许，还有一些小经营，外祖父家的吃穿用度仍然有别于一般农家。我母亲自小接受了旧时女子学校文化教育之外的所有教育，并且无一不精，她勤快麻利，聪明伶俐，性格坚强，粗识常用文字，从踏进我家门那一天起，命中注定，母亲就成为我父亲苦乐荣辱人生忠贞不渝的坚强后盾。

我母亲娶来第九天，父亲便远走河西漠北。也许是因为路途遥远，交通实在不便，这一走，直到四年之后才回来。这四年，陆陆续续有些许书信和不多的薪水寄回。据说曾经寄回过好几匹布，信里特别嘱咐我母亲“给爷做一件过冬的长袄”。这件事在偏僻闭塞的山村引起过小小的轰动。

这四年的地质测量员工作，让父亲锻炼了一副好身体。父亲自己说，他直至六十多岁离休之前没有吃过一个药片。一生胃口好，睡眠好，无论怎样的饥寒苦难，瞌睡来了，照样鼾声如雷。偶尔风寒感冒，最多自己动手，用生姜葱根熬一碗热汤喝喝就过了。我想，这好运，有一半得归功于地质队员风餐露宿的生活，是西北大漠粗砺的北风和毫无遮掩的毒日头磨炼了他。


引用：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3ODYwNzM5Nw==&mid=2247485039&idx=1&sn=46482432dd55f1c3ec3b28ae104254e2&chksm=eb552525dc22ac3356995591879171dd2cac5c3ab82faa467e650963c64fa8bf8a7cfa97ed0a&scene=21#wechat_redirect

1959年以来，通渭有很多人饿死。1960年2月8日，东窗事发，成为震惊中央的“通渭问题”。2月9日，省、地主要领导带领工作组到通渭，召开抢救人命紧急会议，抢救人命的工作在全县铺开。活生生饿死了那么多人，总得有个交代吧？于是，省、地领导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议，结论：通渭县委是一个反革命集团！3月1日，省委批准，逮捕了以县委书记席道隆为首的16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县委、人委（现在称政府）班子主要成员无一幸免，可当时还是副县长的我父亲却不在此列。据说在人委会议室定罪法办的大会上，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被法办的带上铐子，送往看守所，参会人陆续离开会场。我父亲呆站在座位前，当省、地工作组领导从跟前走过时，说：“还有我呢。”工作组回答：“你的问题以后解决。”也就是说，上级领导认为，我父亲当时还罪不及“现行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

实际情况呢？

省、地工作组进驻通渭的1960年2月25日，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省委驻通渭工作组组长王秉祥主持召开通渭县委扩大会议，27日，会议印发《揭发问题汇编》第十，我父亲就被定为县人委四人中“以席道隆为首的一部分人”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犯罪行为”的一人，3月1日法办大会，其他人宣布法办，我父亲幸免，自然有此发问，下意识直呼“毛主席万岁！”

早在1959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作出关于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决议，甘肃省委立即发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的通知》，并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庐山会议精神，作出了关于以霍维德（甘肃省副省长）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决议。10月初，通渭县委也召开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田步霄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处理决定。田步霄，陕西渭南人，大学文化程度，为人忠厚，办事认真，工作实事求是，时任通渭县长。这一决定作出，通渭人委（县政府）的工作基本瘫痪，县长、副县长在大会小会接受批斗，被要求交代反党罪恶事实。田县长顶不住压力，想不通，于10月26日早晨自杀！我父亲住他隔壁，听到一声闷闷的枪声，冲进半开的门时，人已经倒在地上，手枪还在手里。（当时县级领导都配有手枪）桌子上留有字条，一是土地荒了，人民饿着，我们在犯罪，还有一条是要我父亲将他的家属和孩子打发回老家。事情发生后，我父亲当晚找到时任农业局局长的李腾霄，一起将田县长的尸体用架子车拉出县城南门掩埋，安顿了他的家属，继续接受批斗，检讨反革命罪行。县长死后，县委以“彻头彻尾、死不改悔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首要分子”的罪名，上报定西地委批准，开除田步霄同志党籍，并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批尸活动。

这个事件给我父亲思想以极大刺激。他不仅是田步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成员，还有1956年以来所谓国民党“通讯小组”的政治历史问题。他如惊弓之鸟，处于惶恐之中，思想包袱沉重。实际上，早在1957年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父亲就被批评为“思想右倾”，“和县委不是一条心”，再加上政治历史包袱，在班子里逐渐被边缘化。1958年初，派去皋兰、靖远一带，带队参加全省大炼钢铁大会战。1959年夏收前，定西地委召开粮食工作会议，要各县汇报粮食评估产量，我父亲参加。他按县里评估敲定的总产量18000万市斤汇报，地委书记窦明海和地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冯兆芳严厉批评“通渭砸了锅，放了气”，要县委“重新考虑”。我父亲将情况电话汇报县委书记席道隆，席表态“县委不能改变产量评估意见，就那么多。”结果地委未采纳县委意见，仍按年初下达的1959年通渭产量27000万市斤认定。此后我父亲被批为右倾机会主义，派往锦屏水库监督劳动改造，到1960年3月通渭事发，虽然还没有作出最后的结论，但县里主要工作的讨论决定，他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他最重要的事情是检讨检查，向组织彻底交代。这样，才躲过了同以席道隆为首的16名现行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一样法办的劫难。

实际上，省委工作组第一次共宣布定性处理24人，逮捕法办16名首要分子外，8人留作待后处理，我父亲就是8人之一。但是，躲过了法办并不意味着从此可以轻松一些，父亲又被划入席道隆现行反革命集团同伙，被批个没完，饱受残酷折磨。

五十年代吴国庆先生在通渭县委做通讯员，省、地工作组处理“通渭问题”期间，他是工作人员，负责校对、印发文件，亲历了“通渭问题”的全过程。他在2008年写的《关于“通渭问题”的回忆》中说：“‘通渭问题’发生后，迫使甘肃省委做出紧急决定，派出先安后整工作组，中央派出医疗队，先后驻通渭抢救人命。但省委工作组领导在纠正极左错误，抢救人命的同时，大抓所谓‘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活动’，重犯以‘左’纠‘左’的极‘左’错误。甘肃省委为缩小影响，推卸责任，写假报告，骗得中央对错误做法的肯定，致使许多干部蒙冤”。

吴国庆先生还写道：“这次县委扩大会议揭发问题，大多数同志都能实事求是，如实反映情况，但也有部分同志为迎合形势，夸大事实，编造了一些莫须有的事，在干部职工中造成极不良影响。在‘通渭问题’上，大家公认副县长王振同志是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人。”

在父亲饱受残酷折磨时，我们家又是怎样一种状况呢？我的曾祖父、叔祖父于1959年活活饿死，叔祖父时年仅42岁，叔祖母带着未成年的姑姑出门讨饭，流落他乡，只好改嫁他人，才保住性命。几十年后的1986年，因当年安葬我曾祖父的山体滑坡，坟堆被埋，我父亲就在白杨林苟家潦屲大涧子选了一块墓地，迁葬散落各处的祖先尸骨。当挖开我曾祖父寄存的墓穴，开棺整骨时，在他腹腔肠胃处，白骨簇拥着一堆黑色碳化物。看到这怪异骇人的惨状，我年过花甲的父亲嚎啕大哭，肝肠寸断。阴阳先生说是吃的东西不消化所致。那时可吃的只能是荞皮灰和谷糠子，这些东西积存在肠胃里，怎么能消化！

我母亲带着我两个哥哥和我大姐，同样在死亡线上挣扎。我大姐已经饿得不会哭泣，喂点水嘴角才动一动；我祖父好几次以为孙女活不到天亮，将一捆谷草立在门外，方便包裹尸体。远在鸡川公社李坪村的我的外祖父听到我母亲的处境后，打发我小舅赶忙匹了一头牲口往我家赶。我母亲将我大姐绑在怀里，带着我两个哥哥，从老家阳坡湾往我小舅的方向挪。我母亲本来小脚，再加上长期饥饿，走不了几步就起不来了，只好在刚刚消融的泥雪坡上一点一点往前爬。在舅舅家住了四十多天，我大姐才一天天有了声音，我母亲的身体也渐渐开始恢复。但舅舅家也不能久住，我两个妗子白天在生产队草垛底下像鸟儿觅食一样，一颗一颗捡拾发霉发芽的粮食粒，刮榆树皮，晚上待夜深人静时，将捡到的和家里藏起来的一点点粮食，放在蒜钵里研碎，烧汤给一家人喝，延续着生命。时在通渭县医院做护士的我的小姨，只好先将我两个哥哥带到县城，从她不多的定量口粮里省出一点延喘生命，又想法找到我父亲的单位，希望给予救助。因当时我父亲的问题组织还没有给出结论，并未撤职，属于犯了错误在外劳动改造的情况，县里相关人怕出问题不好交代，就派人送去了救急的面粉和大米。我母亲得到消息后，在小舅的帮助下，带着我大姐来到县城，这样一家人才算保住性命。

不久，因为我的父亲受到批判，我小姨不堪忍受周围人的白眼，远走新疆，另寻他路，从此受尽磨难，彻底改变了人生轨迹。

在这场灾难中，我老家亲房有多人饿死，多人讨饭，逃亡他乡。我两个本家叔父曾讨饭到皋兰一带，找到我带队参加大炼钢铁的父亲，父亲除了将自己当天的定量口粮给他哥俩吃外，无力解救，只有默默垂泪，指给他们往靖远及以北方向走的路，告诉他们那里情况稍微好些，能讨到吃的。今天，我有多位亲房本家定居甘肃靖远、宁夏西海固、新疆一带。感谢异地他乡的老乡，饥饿年月给我的亲人们一碗汤一口粮，让他们得以活命。

这一时期，政治迫害加上饥饿，我父亲大概产生过轻生的念头。我上初中时，和父亲同住一室，我的学习内容里有关于司马迁的记载。父亲说“司马迁还救了我呢！”说他有一段时间苦闷无告，感觉没有活头。在一次被监督写检查时，百般无奈中，于一堆旧书里发现了《司马迁传》，一本薄薄的小册子，“读过后，放弃了寻无常的念头”。

但是，日子实在难过，我父亲可能也产生过逃往他乡的想法。他曾带了些市面上畅销的西药，领着我二哥，到宁夏的海原一带，想找一个可以落户的地方，药用来做点小买卖换作盘缠。经过打听，落户实在不容易，就将我二哥送给一户人家，这一家人吃喝没啥问题，还可以供我二哥在当地小学读书。也是天意吧，就在我父亲返回的前一个晚上，我二哥突然上吐下泻，高烧不退。这一病让父亲改变了主意，实在无法，只好又带回来。

今天，每每想起这些，我不禁心凄惶而泪潸潸。不知道还有几个人像我父亲一样，身为地方行政领导，却无力抚养自己亲生儿子而被迫送人？

（待续）

1962年7月以后，我父亲背着组织给出的错误结论，保留公职下方新景公社工作。他终于暂时离开了无休止检讨检查的工作环境，做一个普通干部，可以稍稍舒一口气了。家也由城镇居民迁到新景公社南岔队我的大姑奶的村上，并落了户，借住在一赵姓人家的两间土胚房里，算是安顿下来。我就出生在这个临时的家里。南岔，地处通渭新景公社最东端，和静宁县接壤，山大沟深，交通不便。当时，村里有二十多户人，勤劳实诚，祖祖辈辈都是以农为生的庄稼人。我家到该村落户，村上人都热情接受。我家是十月份迁过去的，队上竟补分了全年的口粮，并划拨了自留地，帮着种上了冬小麦，算是解决了一家的生活困难。我想我家的好待遇与我父亲有关，可能也与我大姑爷的为人有关，老人家粗识字，一辈子为人端方正直，公道正派，远近小有名气。

我家初到农村，家底太薄，经济困难，母亲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纺线织布。那时候，纺线织布已经退出了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迫于生活，我母亲只好又将从小练就的纺线织布的绝活拿出来，帮补家用。第二年春天，开始春播，洋芋籽很缺，父亲和几个村民就拿母亲织的土布到七十里外的静宁县双岘儿换来洋芋籽。这是黑市交易，属于投机倒把，我父亲还是干部，白天不敢做，只能晚上偷偷进行。每次挑百十斤，前后三次，就这样解决了自留地种洋芋问题。我父亲说，有一次他们几个挑着洋芋在山坡上走，前面出现了七八只狼，幸好人多，也没感觉到害怕。

两年后的1964年，父亲终于将白杨林老家的庄院清理出来，全家迁出南岔，落户真正意义上的老家。据说，搬家时全部家当用两副担子挑回去，我还占据了其中一副担子的一头。这时候我们家已经是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我上面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到白杨村不几年，妹妹和弟弟也报到了。

实际上，老家也不是世外桃源。我老家庄大人多，组成成分比较复杂，庄上人在远近以硬扎麻达着称。由于我家是新户，再加人口多劳力少，没少受一些人的欺负。我哥哥姐姐至今提起在生产队所受的不公、屈辱与虐待，足够开一次声讨大会。我未成年的大哥从此失学，先从生产队的小羊倌做起，帮家里挣工分；我大姐小小年纪就当成年人使；我二哥虽然在继续读书，一有运动来，风声紧，就被学校劝退回家，我家周围十里八乡的学校，他几乎全部读到。不过，良善正义之人也不少。就在这样的处境中，时时有人同情我们的遭遇，明里暗里帮助我们。成人的世故，难免渗透、传递到孩子的世界，我二姐上学时，经常遭到一起的同学“你爸反革命”的冷暴力，上学、放学不让路上一起走，我母亲百口莫辩，很苦恼。村里有老者知道后，候在路上，将带头找麻烦的收拾得服服帖帖，从此不敢再为难。

这一时期，父亲工作相对平顺。可是，好景不长，“文革”来了。好在父亲不是当权派，不是运动的核心对象，一般情况下只是作为边缘人，陪同“牛鬼蛇神”一个大队一个大队接着陪会陪斗。我大概四五岁吧，批斗会在学校操场召开，我上学的哥哥姐姐照例被好心的老师打发回家，不让看到惨烈的场面。我们栓上大门，全家人心提在嗓子眼，耳朵贴着门，听着操场那边传来的口号声。晚上，母亲做了饭，盛在一个铁灰色的瓦罐里，让二哥和我送去。我现在不记得是否看到父亲，或者父亲当时的样子，只记得返回的路上，我手里拿着父亲给的两个烤饼，锅花黄黄的，分外诱人。这样的批斗会，有一项固定节目，就是被批斗对象“挨扎绳”，让你在痛受皮肉之苦中触及灵魂。会议组织者让身强力壮、革命性最强、最好有一定职务的积极分子做打手，将“分子”双手反扣，在革命群众“打倒——”的口号声中，五花大绑押向会场一角。后来，我父亲和人谈起此事，说多数大队的批斗会看起来很吓人，其实不然，好多“打手”做出狠抽扎绳的样子，实际没有那么紧，是做给人看的。我想，父亲这样的老“运动员”，对人民群众的这点阵势一定见惯不惊；再说，父亲之前五六年的公社一般干部没有白做，他熟悉全公社的每一个队，熟悉每个队的头面人物，有群众基础呢。有些人会场上带头呼“打倒”口号，会下喝茶，还是端茶倒水的角色。写到此处，我想到了杨绛先生“披着狼皮的羊”这个词。

但运动远不止这些。到1968年，通渭县最东面偏僻的新景公社也刮起了十二级台风，一批“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当权派”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5月，父亲被冠以“国民党残渣余孽”的罪名，受到无产阶级专政，被关押在公社的一间小房子里，检讨交代反革命罪行。拳打脚踢是免不了的，只说对抗运动，不老实交代，又不说明交代什么时间、哪方面的问题。一个月后，一起专政的都因交代彻底，下放生产队劳动改造了，只有我父亲还这样耗着。一天夜里，时为造反派副指挥的李某某悄悄到关押我父亲的房子，提醒说“要你交代老家白杨林村上反革命组织的事呢”。原来如此，真是晴天霹雳！这哪里能交代得清？

这事还得从1958年说起。我村有个叫王德清的青年在引洮工地当民工，因为太饿，一天深夜，从一个小卖部的炕眼里钻进去，偷吃了里面可吃的东西，结果吃得太饱，肚子涨着出不来，第二天被主人发现后，多次暴打，又在工地批斗，致使精神失常，成天疯癫乱说，不能劳动，只好被同村另一民工送回老家。王德清的大哥王德昌（中共地下党员）之前在通渭陇山粮管所供职，后被划为“右派”，下放老家监督劳动，不久，逃到新疆哈密生产建设兵团并落户，家信中有“我们兵团有二三百人”的内容。疯子德昌记住了这个话，逢人就说：“我哥有二三百人的兵团，很快就带兵来了，咱们要组织人迎接他们。”“等把陇西的粮库抢了，咱们就不挨饿了。”这话被乡村一些无聊之辈添油加醋，乱说乱讲，渐渐演变成“白杨村有人组织到陇西抢粮”的说法。此事被在定西专署工作的同村人王鸿祥知道后，反复推敲，认为这是个反动组织，就向定西地委做了汇报，地委通知通渭县公安局调查。通渭公安局组成专案组到白杨村，先把王德清抓住审讯，他此时已经完全疯癫，就将村里大概60多人说成是组织成员，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村里比较能干正派或者在外工作的人，还将他常见的一些人说成是头目，不几天疯子死去。于是，县公安局将此事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案”重点侦破，村上多人被拘捕，审查不出问题只能释放。一直到1962年，通渭县长白尚文带人调查后，以“查无实据”停止调查，并向定西地委做了汇报，此事算是暂时得以了结。但是，通渭县公安局将此案列入“外松内紧”的疑案，此后三年，派一刘姓警官长年驻村，白天基本睡觉休息，晚上秘密侦查。

这件荒唐的事情，给全村带来的后果是长久性的灾难。村民王子轩老人被认为是重点头目，受到无端怀疑和折磨。1968年7月12日，县里、公社、大队三级政府又在我村召开批斗大会，批斗他，老人不堪这没完没了的侮辱，于当天服毒自杀！王子轩，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时期做过甲长，解放后一直务农，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一个好人，就这样白白冤死！受此案影响，从事情发生到1979年平反冤假错案的十多年间，我村没有一个可以推荐参军、升学、提干的人；1968文革后期“刮台风”，1970年“一打三反”，我村都有一批人被抓去关押审查、办学习班、引诱交代“反革命罪行”。

在这场乌龙荒唐事件中，有人根据我父亲的资历和影响，想当然地将我父亲与“反革命组织”头目相联系。这件事我父亲只是听说过，怎么可能交待清楚！所以只能背着顽固不化的罪名，白天被押到工地监督劳动，晚上接受批斗，一直到1970年秋才解除专政，调往县党校工作。

父亲被专政这几年，我家人处于极度缺粮饥饿、精神极度恐惧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惊慌恐惧。孩子多未成年，一切全靠我母亲以超常的意志力支撑着。我大哥从小体弱多病，再加上从小就承受过重的体力劳动和精神负担，一直比较羸弱木讷，能够外出打探消息、跑跑路的人只有我二哥，因此他受的歧视、看的白眼就格外多。1968年小学毕业后，学校推荐升初中，他兴冲冲跑去看榜，结果只有他和一个叫王守玺（地主的儿子）的榜上无名，二哥说他当场伤心得痛哭起来。后来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已经失学多半年的二哥，才在鸡川公社的丁店初中得以继续读书。1968年7月的一天，有人送来消息，说我父亲可能要押到县城法办，即日从我村后的山上路过，赶紧想法见一面。我母亲当时怀着我弟弟，马上临产，哪里能徒步去五六里远的山上。正在地里劳动的二哥知道后，拔腿就跑，等在去县城必经的路口。他老远看见我父亲胸前被绳子捆着走在中间，前边一民兵用绳子拉着，后边还跟着民兵。父亲只匆匆嘱咐几句，一是好好照顾母亲，多干活，二是不要怕，他没干错事，要家里放心。二哥又哭着往回跑，把见面的情况告诉母亲，一家人只有啜泣。幸亏王子轩老人及时来我家，给我母亲做工作，说共产党不冤枉好人，会平安回来的。真感谢老人家，他说对了，不久后，我父亲捎来消息，说只是被押去给一个领导做证明。

1968年对我家来说，真是灾难不尽。这一年的夏天，在鸡川到新景的公路护坡上，出现了“念念不忘共产党，一百人饿死五十双”的标语和讽刺江青的图画，正在新景读小学的二哥和经过此地的学生都看到了这些标语和图画。一时间公社派人调查，没有结果。可是，到后来“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反标案”和白杨村“反革命集团案”并案侦查。我家除了我父亲继续接受“反革命集团案”审查外，我二哥成为“反标案”的主要怀疑对象之一，同时一些人想当然将我二哥和我父亲相联系，想以此引出我父亲的问题。此时我二哥在鸡川中学读高中，被专案组从正在上课的教室押回审查，审查不出结果，就放到学习班接受恐吓、拳打脚踢的侮辱性教育，并等待继续提审。我二哥的交待是：“我没写反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做过的坏事是给自家自留地担粪担得多，给生产队担得少”。他说提审时场面十分紧张，手枪就放在桌子上，一次，他们拿绳子搭在他脖子上，做出要捆绑的姿势，他吓得两腿发抖，眼泪直流。这一审查加学习就是四十多天，我跟着大姐给他一天送一次饭。这个“反标案”最后以动员两个放羊娃（其中一个是哑巴）老实承认、县检察院领导在千人大会上宣布结案收场。可怜我二哥不仅小小年纪就经历这些非常折磨，还又一次失去了可以读书的学校，我母亲只有托人想法子再找学校。

这些今天听起来荒唐至极的事，完全是十足的乌龙，黑色幽默，可是它就活生生降落在我父兄头上。

（待续）

八 把自己活成一棵树

艰苦奋斗一辈子的父亲，晚年多少有点宿命。他认为自己一生白白耗费的时间太多了，最好的年纪“奉献”给了无休止的检讨和批斗，而自己原本可以做更多有益百姓有益社会的事。他说能够没有负担心情舒畅地工作是很幸福的。他曾讲，也许他一生命中注定要在通渭的地盘上受困，因为他曾有过两次可以远走的机会，但都失去了。一次是临解放时，彭德怀大军西进，有一个通讯组织住在我家，负责人看上了他，邀请他随解放军走，由于已经加入了党组织，不能私自行动，只有放弃。另一次是1958年，组织将他调整到西北局工作，他已经将一部分行李发往西安，回老家做简单的安排后就去报到，第二天通讯员来告知，要他回县里，带队去皋兰参加全省大炼钢铁大会战。父亲是说，如果这两次机会有任何一次成行，至少不会受到那么多冤屈，至少不会受那么重的饥饿，至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但是，谁知道呢？

八十年代中期，万元户已然成为社会的翘楚，成为万元户是每一个渴望富起来的人新的理想。有一年假期，天下着雨，我和父亲、二姐坐在炕上，闲聊起发家致富的话题。父亲问“如果成了万元户，你们拿钱做什么？”我二姐首先说，把自己喜欢的漂亮服装和金银珠宝都买来，想怎么穿戴就怎么穿戴；我那时深受台湾作家三毛影响，脑子里多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美梦，就说，像三毛一样，去自己喜欢的国家留学，然后“万水千山走遍”；父亲说：“我就购买上好品种的骡马，饲养起来，盖一处宅院，住在里面，看着骡马膘肥体壮。”我说，那您不成地主了吗？您还是共产党员呢？父亲吸着水烟，悠悠吐一口白烟，咳两声，只是嘿嘿笑，不置可否。

我知道，父亲一生头戴两个箍，一个叫“压”，一个叫“穷”；心里存着一个“盼”，说相信党、坚信党，盼到党恢复实事求是，盼到对自己的公正对待，盼到自己还能有所作为。政治上的压力包袱解除后，通过劳动，砸掉穷箍，合法致富，让人舒舒心心，活得像人一样，是父亲终其一生的愿望。父亲１９５８年的笔记里就有“我跟王某某说，毛主席如果不要搞反右，不要太左，要不了十年，中国会搞得很好，消灭了土匪，旧知识分子利用好，积极性很高……”父亲临终前不久，还在设想“买一头肥肥的羝羊羔子，煮一大锅，请村里的老联手们来品尝开锅羊肉”，可是，大概还是因为手头不够宽裕，这一想法没有及时实现，成为永远的遗憾。

父亲晚年，知道自己的社会价值已尽，预料自己来日无多，于是陆陆续续将积压在他心里几十年的有关家庭的一些愿望付诸实施。首先就是立了一块新的墓地，将散落在不同地方的先人遗骸迁葬在一起。这些苦难的亡灵，在孤独流散几十年后，终于和亲人相聚一起。这是一个沉重伤感的过程，父亲做了。另外，父亲将自他及以上，一直至始祖的八代世祖谱系整理出来，并以简略的文字作以记录。这不仅为今天散居在新疆、宁夏、靖远等异地他乡的亲房族人寻根祭祖留下了最可信的资料，也让我们后辈知道了自己血脉所承的来路。对一个散居多地、人口众多的大家庭来说，这是一件意义非凡、无人可以替代的事，父亲也做了。我算是从父亲身上真正理解了《论语》里“慎终追远”这个词的含义。

让人欣慰的是，今天，整个社会翻转了过来，党的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让每一个勤奋向上、积极进取的人都过上了愿意过的日子。父亲的一些愿望在我们身上实现了，我们兄弟姊妹都过上了父亲一生追求的衣食无忧的日子，都有效力社会体现自己价值的平台；孩子们勤奋上进，学业有成，敬业乐业。整个社会也以更加理性、人性的观念向前发展。站在21世纪的今天，我清醒地知道，父亲以及他生活的时代，逐渐远去，成为历史。一代一代的后人会与自己的时代一起，永不停息地朝前迈进。偶尔停下脚步，追寻先祖，看到的也许只有模糊的背影吧。

作为父亲钟爱的女儿，我在梳理父亲的一生时，难过和激情交互奔涌在心里。我一直在问，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组织的盖棺论定中有“对党忠诚，廉洁奉公，作风民主，全心全意为通渭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西北大学学士李蔚农先生受乡谊之托，给父亲写的幛文中有“秉性刚毅，笃诚守志……慎终追远，睦邻善处，怜恤孤寡，帮扶侄男……”

也有社会闲人说起我父亲：干公事认真，不唯上，不唯权，不懂迎合人……白做了一世干部，家里也就是几间仅能遮风挡雨的土屋……我说，父亲高大魁梧，笑声朗朗；父亲喜欢住在安静的乡间，看春花秋月，尝豆蔬黍麦……我说，父亲是我们终生挚爱尊敬的人，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是我们精神和灵魂的依靠。回顾我们成长的人生之路，不记得父亲要求我们一定要做什么，或者一定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每个人流在血液中的价值观念里，都有一把做人必须做和必须不做的基本标尺，这是父亲给予我们的最大财富。

我还想说，父亲胸怀宽广，磊落坦荡，忠诚信念，不忘初心，把自己的人生修炼得像一棵树，一棵不畏严霜雨雪、永远向上伸展的槐树。因为在树的家族中，“槐”意为“怀”，它让人怀想怀念，它是护荫树，行道树，绿化树。昔日为官者，以“三槐”之称为福，古人有“位居三槐，任居四岳”之说，以三槐配三公，隐喻国家栋梁。

我说，槐树，拔地能穿千丈云，盘空却荫三重屋。又开花又结实，是家邦之美树！

——谨以此文献给我深深怀念的父亲

2016年11月初稿，2017年3月改就

资料来源：
1.父亲笔记。家人、亲友回忆。
2.通渭、定西党史资料。
3.通渭县志编纂委员会.通渭县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
3.牙含章.陇右地下斗争[J].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
4. 雷炳焕.一九五九年的往事[Z].通渭文史资料第18辑
5. 杨继绳.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J].炎黄春秋,2008(10):41-46
6.田仲勋.运动高压下的权力斗争陷阱——通渭大跃进运动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9 .
7.沙青.依稀大地湾[EB/OL].http://www.360doc.
com/content/08/1231/12/56286_2233601.shtml.2008-12-31.
8. 社论.走申家山的路[N].人民日报,1983-09-22（1）.
9.王朝霞.小草变成了“金草”——陇中陇东黄土高原区草生产发展纪实[EB/OL].黄河网http://www.yellowriver.gov.cn/xwzx/lylw/201410/t20141016_147482.html
10.甘肃省草原队.申家山与红豆草[Z].兰州.1984.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1b8b590102x3c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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