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陕西之光绪三十年（1904）大事记

（雷和平）

二月二十六—二十七日    省城西安举行春季会操,项目有步伐、打靶等,参赛者为常备新军、马步、炮队、抚标、城守巡各军。赛后优胜者获奖,不合格者继续练习。

三月，兴平县农民刘坎坎、“刀客”刘三带领赵村、界庄等17村千余农民，携带农具赴县“交农”，要求减轻赋税。被陕西巡抚派兵镇压。

三月，于右任的反清诗集《半哭半笑楼诗草》出版后，被清廷革除举人，下旨拿办，正在开封应试的于右任，得知消息，易名刘学裕，逃往上海。（5月31日，陕西巡抚升允以于右任“倡言革命”缉捕查办，于逃亡上海。）四月   西安改为副邮界，西安邮局改称西安府邮政副总局(西安府邮政分局)，管辖陕甘两省邮务。开辟西安经咸阳、邠州(今彬县)、长武、平凉至兰州昼夜兼程邮差邮路，陕西境内长205公里。

五月，省武备学堂派遣张凤翙、白毓庚等人赴日留学，为陕西首次派遣的留学生。

五月五日   兴安(今安康县)设立邮局。六月五日汉中设立邮局，并开辟西安经户县、周至、佛坪、城固至汉中邮差邮路，长408.5公里。

五月，在洵阳县城和蜀河口设甲级邮寄代办所。

五月，城固设立邮寄代办所.

六月十八日，在安康城白庙巷设兴安邮政局。

七月二十九日，朝邑设邮寄代办所（地址西大街）。八月二日，大荔设同州府邮局（地址李家巷）。

夏，梁悦兴（又称梁和尚）邀集哥老会哥弟回安康，与高庆云、胡云山策动反清举事。

八月，定远厅（镇巴）设邮政代办所，在城南每30华里设一铺司，计设铺司6个，在城北每15华里设一铺司，计设铺司9个，共设铺司15个，岁支银90两。

九月 陕西设陆军学堂,传授近代体育技术。

十月二日，户县邮政局（三等局）在县城西街成立。邮肩挑步行，昼夜不停。

十一月，扶风县武生张化龙领导当地人民反抗派销官盐，被斥革。

是年，华州知州褚成昌创州立中学堂。

是年，富平设立邮寄代办所。

是年，扶风核查户口，全具20807户，103816人。

是年，经陕西巡抚曹鸿勋奏准，清政府拨地方官银八万一千两，派候补知县洪寅为总办，于1905年创办“延长石油官厂”。

是年，清政府颁行《钦定大清商律》。

是年，瑞典人山如仁于合阳县城蒋家巷开设福音堂，始传耶稣教。

是年，合阳改古莘书院为“洽阳学堂”。

是年，墙板和筑土墙技术传入山阳。平民建房，以筑土墙取代土坯墙和篱笆墙。

是年，靖边知县王沛棻呈请抚、宪署及延榆绥道批准，下令取消历任官吏下乡杂费由里支付的陋规，减轻了百姓负担。

是年，宁羌州城内天主教堂立教案碑。天主教堂神甫康道华在燕子砭创建麻风病院，此为陕南设麻风病院之始是年，耀州于城内西街文正书院旧址创办官立高等小学堂一所,各乡里设初等小学堂六所。

是年，美国加尼基研究院派学者维里士和布拉瓦尔等人，对安康、紫阳、石泉一带汉水的砂余矿讲行调查和评价。

是年，泾阳县警察机构相继建立。

是年，佛坪厅城设邮寄代办所。

二十八至三十年（1902-1904），清廷派督垦大臣贻榖到县踏勘。奏准自活鸡兔沟南畔已垦之地归陕西各州县分管，并立定界牌。至此，蒙陕边界确定。

是年，延川文安驿村成立义学院,李丹生执教。

是年，澄城县办天官灵煤井投产,日产原煤40吨。

是年，陕西武备学堂改名为陕西陆军小学堂。

是年，清政府与比利时签订了《汴洛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如由河南府接展至西安府，应先尽比公司妥商议办，出卖西潼铁路主权。

是年，陕西中等农林学堂在西关创办，附设农业教员讲习所。

是年，在北教场创建陆军中学堂。

是年，西安知府尹昌龄在北院门开办陕西工艺厂，是西安首家官办手工纺织工厂。

是年，郿县晁黑狗、李猪娃、王摇摇等300余人起义,首先捣毁齐家寨官盐分局。

是年，废科举,兴学堂,将“紫柏书院”改为留坝高等小学堂。

是年，洛源书院改为洛南县高等小学校堂。

是年，咸阳正式成立三等邮局,由官办邮政取代了商人代办邮政。

年度流行语及关键词：

1、“刀客”：据《陕西省志》记载：“刀客会是关中地区下层人民中特有的一种侠义组织。其成员通常携带一种临潼关山镇（关山镇今属阎良区）制造的‘关山刀子’，刀长约3尺，宽不到2寸，制形特别，极为锋利，故群众称之为刀客。清政府文书称之为“刀匪”，其支派有红钱、黑钱等名称。刀客约产生于清咸丰初年，其成员多为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其他城市劳动人员和游民，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与严密的纪律，有一个类似首领的人物，大家都称之为某某哥，在他以下的人都是兄弟，围绕首领活动。刀客分散为各个大小不同的集团，划地自封，最初三五成群，后渐结成大帮，分布的地区，以潼关以西、西安以东沿渭河两岸较多，渭北则更多。以靠贩运私盐、私茶、聚赌或给商家保镖为生。刀客有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也有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辛亥革命时，大批的刀客参加革命，不少成员介绍同盟会领导，多次参加武装起义，走向历史舞台，侠肝义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成为陕西光复的重要力量。

2、“延长石油官厂”：清朝末叶，中国近代工业少得可怜，石油工业除了1878年台湾苗粟打了一口油井外，几乎是一张白纸。据1905—1906的海关贸易资料统计，每年进口的石油达30—40万吨，需要支付白银1500万两以上。当1903年德商世昌洋行企图开采延长石油的事件发生后，延长石油引起官方和西方人的注意。1904年（光绪三十年）10月延长知县佘元章向陕西巡抚曹鸿勋提出考察报告，11月曹鸿勋奏请朝庭试办“延长石油”获准。1905年清政府拨地方官款-屯垦经费8.1万两为开办资金，指定候补知县洪寅为“总办”，筹办“延长石油官厂”。

根据史料，陕西省有关当局对延长石油地质情况也只有粗略记载：“查该县距城十五六里之烟雾沟，出产石油一处，油苗虽微，系石油之源。”“矿界约十方里”，“延长附近一带，石油之地极多，如肤施（即延安）、延川、宜君等县，与延安连山接脉，油质如出一源”。当时，清朝政府风云飘摇，朝不保夕，既没有专门的石油人才，又没有勘探开采设备。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去寻求洋人的帮助。洪寅带着10余斤原油到汉口请日本人化验，证明成分特佳，并请日本人踏勘了油苗，结论是油质“胜于东洋，能敌美产”。

1906年开始修建驿道，从日本购回钻机和炼油设备，聘请日本技师佐腾弥市郎和技手、工匠来延长钻探开采石油。1907年勘定井位，9月6日钻至68.89米处见旺油，日产原油150—200公斤，用小铜斧加工，日获灯油12.5公斤，送去西安检验，“烟微光白，可与进口煤油媲”。一时国内外传播，交相称赞。9月10日钻到81米处完井，初日产原油1—1.5吨，宣布“延长石油官场”成立。同年建成炼油房，“延长石油官场”的名字引起了全国的注意。此井后被称之为“延一井”，冠之于中国石油“祖母”、“鼻祖”、“始祖”等美称。中国石油工业由此萌芽，从而结束了中国大陆不产石油的历史。填补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一项空白。

从1905年成立延长石油官场以来，迄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延一井”在68.89米处采油10年一直保持日产量1250公斤，后逐年减少。1934年枯竭，累计采油2550吨。1978年将井加深至152米，压裂后初日产原油3000公斤。1985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石油部长康世恩为其题词道：“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1985年，在庆祝延长油矿建矿80周年之际，竖碑纪念。1996年11月20日，国务院公布“延一井”旧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列为“中华之最”。

在旧中国，“延一井”经历了清朝统治、军阀混战、国民党专政等几个历史时期，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1935年4月刘志丹解放延长，“延长石油官场”更名“延长石油厂”，归属陕甘宁边区政府。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延一井”扩大生产规模，用自己的石油产品支援了前线。1944年5月25日毛泽东为当时的厂长陈振夏亲笔题词“埋头苦干”，以示鼓励。延长石油厂和定边的盐曾被称为陕甘宁边区的“两宝”。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延长石油厂和“延一井”又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51年“延长石油厂”更名为“延长油矿”。此后，延长油矿为全国石油工业的发展输送了数以千计的技术管理人才，延长油矿也不断成长壮大，对中国石油工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延长油矿称为“中国石油之母”、石油界的“黄埔军校”；延长称为“石油圣地”。它的历史是中国石油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中国石油工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经过战火考验的创业史。因此，被称为“功臣油井”。它的诞生使中国石油工业发展迈出了标志性的第一步，在中国石油发展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3、《钦定大清商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商事法律，也是清末法律改革中颁布最早的新法。它是在没有先例和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为应当时之需，按“模范列强”的原则制定的。关于该法对外国法的移植，论者多持批评态度，但《钦定大清商律》作为清末效法西方、改革传统法律的第一个成果的事实不能被否认。

年度人物：

1、   褚成昌：朝代：清   《晚晴簃诗汇·卷一七九》：褚成昌，字稚昭，余杭人。贡生，官华州知州。

附五言律诗：

夜行桑乾河（清·褚成昌）五言律诗　押庚韵

游子苦行役，长途晓夜征。荒寒增客思，哀乐感吾情。

沙软余龙气，天寒辨马声。狂澜忧未已，何术奠苍生。

2、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陕西省三原县人，祖籍陕西泾阳斗口村（“斗口于家”），政治家，活动家，“当代草圣”，杰出中国流艺术家，教育家，诗人，也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奠基人之一。原名伯循，字右任，曾用名刘学裕（意为留学于）、原春雨，诱人典出《四书》“夫子循循善诱人”。后取谐音因而自称“右衽”，“衽”即衣襟，“任”由“衽”的谐音而来，中原地区的人往往以“左衽”为受异族统治的代词，而于右任为自己起的字“右衽”就是和“左衽”反其道而行之。笔名“神州旧主”、别署“骚心”，号“髯翁”，晚号“太平老人”。于右任三十多岁时就黑髯飘胸，其后文化界同仁多有“髯翁”、“右老”之称，民间亦称曰“于胡子”。慈禧逃到西安后，于右任冒着违抗清廷留长发辫的危险，请伙伴给自己照一幅散发照，于右任即兴吟出一副对联写出贴在身后做背景：“换太平以颈血；爱自由如发妻。”[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先生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以后“又在三原读书应试，因此就着籍为三原人了。”]

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期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又是书法家、着名报刊活动家、教育家，与好友刘觉民等人先后创办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筹办《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立报》，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他的侄外孙刘遵义教授乃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担任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次长，主持部务。后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反对袁世凯。1922年，于右任创办上海大学。1926年，他与冯玉祥、刘觉民等人解救西安之围，出任驻陕总司令。后担任国民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前后共任监察院院长34年，晚年在台湾仍渴望祖国统一。

于右任是民主革命的先驱，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是着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诗人。他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中国近现代着名高校的创办人，被尊称为“元老记者”。

于右任擅长诗词、书法，所创“标准草书”，深受海内外学人欢迎，并着有《于右任诗词集》《标准草书千字书》等。可以说，他是中国近代书法史上的书法艺术大家，尤擅魏碑与行书、章草结合的行草书，首创“于右任标准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近代书圣”、“中国书法史三个里程碑之一”（另外二位为王羲之、颜真卿）。

于右任早年书从赵孟頫入，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自成一家。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腐败，国力渐衰，中华民族受到列强侵略。他所以喜欢魏碑，是因为魏碑有“尚武”精神，有粗犷豪放之气。他怀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以图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从他写的一首诗中可以得到反映。“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否则，如果只是临习书法，是无须“夜夜泪湿枕”的。他曾说过，“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皆余事耳。然余事亦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他正是这样，博撷约取，以个人审美原则取舍，形成了自己的行楷书，得以在千载书史上“卓然自立。”

于先生自1929年始，即从事历代草书之研究，1932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他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全面系统整理历代草书，从浩繁的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中，遴选出符合标准的字，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此外，于先生又逐步总结出篆、隶、楷、行与草书之间对应的规律性符号，这些符号架起了衍化草书的桥梁，解决了草书产生与"准确"书写的关键性问题。于右任先生的四个标准书写原则；一组神奇的符号；一本《标准草书》千字文，成为现代中国文字学研究上的伟大创造，也是草书发展史上的新高峰，更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同时，《标准草书》的问世，成了初学草书者最喜规抚的入门课本，是学草书的最佳途径。这本书在台湾已九次再版，在大陆也多次印行，但仍供不应求，真乃一时"洛阳纸贵"，可见这本《标准草书》在书界所占有的重要位置，正如着名书画家刘延涛先生所说〈标准草书〉"发千余年不传之秘，为过去草书作一总结账，为将来文字、开一新道路，其影响当尤为广大悠久！"于右任的书法雄豪婉丽，冲淡清奇，于先生到了晚年，他的草书更进入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真是字字奇险，绝无雷同。在他的笔下，将草书熔章草、今草、狂草于一炉，时呈平稳拖长之形，时而作险绝之势，时而与主题紧相粘连，时而纵放宕出而回环呼应，雄浑奇伟、潇洒脱俗、简洁质朴，给人以仪态万千之感。他将推广标准草书“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原则用于实践，作到笔笔随意，字字有别，大小斜正，恰到好处。结体重心低下，用笔含蓄储势，出神入化。他在书法上成为一代宗师，日本朋友称他为“旷代草圣”。

于右任是近代民主革命先驱，诗人、政论家，是沉雄博大的一代书法大师。当他滞留孤岛时，对大陆情念颇深。1962年1月24日，于右任作歌：“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其乡思之苦，溢于言表，成为千古绝唱。

3、 张凤翙：（1881-1958）字翔初，清末秀才，原籍河南沁阳县。1881年（清光绪七年）生于陕西西安府咸宁县（今西安市）。1902年考入陕西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选送日本学习军事。先入振武学堂，后升入士官学校骑科。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9年回到西安，在西安衙门做缮写工作。1910年春被委任陕西省新军督练公所委员。是年冬，升任新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司令部参军，接着又改任参谋兼二标一营管带。在新军期间，与康寄遥、惠看波等人将西安菊林寺塾改为西安菊林小学，即作为同盟会的联络据点，又为国家培养人才。武昌起义后，1911年10月，他与钱鼎、张钫等发动西安起义，被推为临时总指挥。1911年11月陕西军政府成立，一致推选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兼民政长（省长），亲赴战场督导。12月南京临时政府正式任命张凤翙为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1912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张凤翙为陕西都督。9月，“国民党秦支部”成立，张任支部长。

鉴于西北人才缺乏，张凤翙为首的军政当局决定举办西北第一所大学---西北大学。张凤翙认为创办西北大学，“关系于现时建设”、“关系将来之建设”和“关系于外部之防御”。因此他与甘肃、新疆两省商议后，决定全力以赴地创办西北大学，并以原陕西法政学堂为基础，将三秦公学、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陕西高等学校等校并入，设大学预科和法、文、商、农各专科。由于张凤翙的决心和努力，终于使西北大学在1912年正式开学，为西北培养了不少人才。以张凤翙为首的政府对禁烟也十分重视。设置“陕西禁烟督办”，拟定禁烟办法，把禁种鸦片列到首要任务，号召军政人员一致协同办理。陕西第师师长张云山出巡渭河南北产烟较多地区，每到一个乡镇，召集当地居民宣布政府禁种鸦片的决心和办法，使陕西禁种鸦片收到一定的效果。

1913年二次革命时，张凤翙向北洋政府妥协，反对起兵讨罚袁世凯，还奉袁世凯旨意声讨孙中山和黄兴，率部入川镇压熊克武领导的反袁斗争，取得袁世凯信任。1914年3月，河南白朗起义军由湖北荆紫关入陕，张凤翙亲率大军镇压。袁世凯以追剿白狼军为名，派其亲信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陆建章为第七师师长兼“剿匪”总司令，率军入陕，并任陕西督军。从此，陕西成为北洋军阀反动政权直接控制下的据点。6月，用名升暗降的手法，撤任张凤翙都督。7月，被袁封为扬威将军，并上表劝进袁世凯称帝。1915年初，张凤翙在进京过潼关时，慨然吟诗到：屠门大觉梦一场，醒来尤未熟黄梁。三年威信一朝失，自愧不如陆建章。

1917年,张勋复辟时张凤翙只身回陕西组织力量反对。1924年谋驱逐军阀刘镇华在陕西势力，被刘镇华软禁，后获释闲居北平。抗日战争爆发后，不愿做日寇铁蹄下的奴隶，由北平回到西安仍居住西安菊花园街张府巷旧居。每天读书写字，但仍不忘菊林，与陕籍刘治洲、宋联奎等人，又将菊林小学扩大为菊林中学，并亲任董事长。后任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和国民参政会政员，积极主张抗日。1943年到重庆参加参政会。1945年率领陕西各界代表团赴豫西各地慰劳抗日军队。

1949年解放前夕，张凤翙拒绝随国民党去台湾，会同几位陕西籍进步民主人士到了兰州，寓居陕人开设了安泰堂药店。兰州解放，彭德怀元帅在陶乐春饭店设宴欢慰张凤翙诸老，并请诸老回陕，安度晚年。张凤翙兴奋的说：“共产党是宣哲清明，其言无理之不道，其行无事之不当，确是挽救此殖民地危亡中国的大救星，回陕确以秋叶余生，贡献新中国的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凤翙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等职，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7月29日因病在西安逝世，终年77岁。

1911年10月西安起义爆发。适陕西同盟会领导人井勿幕在渭北，临事指挥无人，钱鼎、张钫等推举张凤翙为首领。张凤翙此前没有参加革命活动，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第二天，他就将会员证书付之一炬；还拒绝为反清刊物《秦陇》写稿。这次推举他当首领，是因为他懂军事、有威信、在新军中职位较高。他对众人的推举也不推辞，在22日清晨的林家坟会议上当众表示：“大家叫我干，就担当起来。”接着便以首领的身份说：“既已举事，当先发制人，不宜缓至天晚。”遂部署上午11时发动。

1911年10月22日，同盟会、新军、哥老会首领30余人在西安西郊林家坟秘密集会，公推张凤翙为首领，利用当日星期天清军各级军官照例休假之机，即刻发动起义。在张风翙的统一指挥下，分路攻占了除满城以外的西安城全部军事要地。当日晚张凤翙召集会议，商定了以“秦陇复汉军”为起义军的名称，刻制了“秦陇复汉军总司令部图记”。由于他指挥得当，当天就占领除满城外的西安全城。

12月23日清晨，张凤翙亲自指挥攻打满城的关键性战斗。驻守满城的5000多名旗兵据城顽抗，经过一天的激战，起义军推倒一堵门墙，满城告破。清西安将军文瑞率旗兵拼死抵抗。战斗中陕西巡抚钱能训受伤被俘，满城守军统领文瑞投井自杀，西安城其它清军和城防部队亦反戈加入义军，西安城光复。张凤翙以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名义出安民告示。此后月余，全省各道、府与大部分州、县相继光复。

可是就在西安起义的当天，原陕西巡抚、陕甘总督升允却正在西安北郊草滩屯垦军田，不在西安城内。升允闻听西安出事，随即骑马轻装，连夜逃往甘肃，并在甘肃调集清军，南下反扑西安。这才又有了张凤翙请牛兆濂去乾州见升允，劝其议和罢兵的事。

4、白毓庚：(1878～1933)字秋陔。陕西咸宁新筑西王村(今属西安市灞桥区)人。少时即性情刚烈，读书的同时又习武练剑，由陕西陆军武备学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九月入日本东京振武学校学习。

十月初六(11月2日)，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对中国留日学生进行种种无理限制，引起中国留日学生的强烈不满。十一月初八(12月4日) ，中国留日学生8000余人举行总罢课，推举白毓庚为武界学生代表，与文界学生代表胡汉民面见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要求杨与日本政府交涉，使其收回成命。

杨枢不仅不理学生的要求，反而命令学生复课。白异常气愤，当场打了杨枢几记耳光，受到孙中山的赞赏，特派同盟会会员何子奇、景梅九等介绍白加入中国同盟会。

三十二年 (1906)秋，同盟会陕西分会在东京正式成立，白被选为第一任会长。

此后，白由日回国返陕，被新军协统刘瞻汉举荐给巡抚恩寿，由恩寿委任为陕西新军第二标教练官。

白又推荐何子奇为军事教官(一说为第一标标统)。因何仍在日本，陕西当局便电告东京陕甘留日学生同乡会为其办理回国事宜。

由于陕西留日学生意见分歧，有人以何是江苏人为理由坚决反对，致使何未能来陕任职。　　为了继续进行反清斗争，白再赴日本向孙中山汇报陕西情况。

根据孙中山指示，白转从言论入手进行舆论宣传，和席梧轩合编了《战时国际公法答案》，又与茹欲立、景梅九等人参加了《夏声》《关陇》等杂志的创办工作。他以“西安”的笔名为《夏声》《晋乘》等刊物撰搞，以“天剑”的笔名为《汉帜》(第一期刊名《洞庭波》)撰稿，在《余提学使之谬状》一文中，批评陕西提学使余堃对陕西教育界指导无方的“可笑”行为。

约在清宣统元年(1909)，白从日本返回陕西，在西安陆军小学堂任军事教官，主持兵教训练。

他暗中从事反清革命活动，被西安知府尹昌龄发觉逮捕入狱，经亲友多方营救始获自由。

1911年10月22日，白随老同学张凤翙参加起义。起义成功后，任秦陇复汉军管带、标统，参加了陕西东路革命军与清军的激烈战斗。东路停战后，又奉张凤翙之命参加西路战役，在礼泉、咸阳一带与原陕甘总督升允指挥的清军进行激战，直至西路议和停战。

1912年，陕西革命军奉北京政府之命缩编，井勿幕等着名同盟会员倡议离开军队，白一度解甲归田。张凤翙鉴于他家道并不富裕且有功于陕西辛亥革命，委任他为陕西军装局局长兼省府咨议。

1918年秋，于右任应陕西靖国军将领胡景翼等人之请，由上海回陕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白赴渭北参加靖国军，在第五路军高峻部任职，参加反对陈树藩督陕的斗争。

当时，陕西战祸连年，民不聊生，白曾赴洛阳面见直系军阀吴佩孚，力图劝说其出兵援助陕西靖国军以击败陈树藩，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1926年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长达八个月之久，致使西安城郊田园荒芜，城内饿、病而死的人难以数计。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等人领导西安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守城斗争。期间，白任守城军队筹款委员，为城内广大军民的生存，竭诚努力，多有贡献。

1931年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以后，白任西安警备司令部参议。两年后病逝。

5、贻榖：又作贻谷，字蔼人，乌牙氏，生年不详，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光绪元年（1875）中举人后，在兵部任职。因办理海军事出力较多，升任员外郎。1892年中进士，改任翰林院庶吉士。后升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镶蓝旗蒙古副都统。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随慈禧太后和光绪帝逃往西安，并被授予兵部左侍郎。次年任国史馆副总裁。1902年4月，清廷任命他为督办蒙旗垦务大臣，赴绥远督办西蒙垦务，8月，加授理藩院尚书衔，1903年8月，又授绥远城将军。在绥远城设立垦务大臣行辕和督办蒙旗垦务总办，在丰镇设丰宁垦务局，在张家口设察哈尔左翼垦务总局，在包头设西盟垦务总局，全面放垦蒙地。对蒙旗软硬兼施，文武并用，奏请撤销带头阻垦的杭锦旗札萨克阿尔宾巴雅尔伊克昭盟盟长职务；武力镇压各旗抗垦斗争，捕杀了准格尔旗抗垦首领，协理台吉丹丕尔。在绥远还创办了新军，试办了武备学堂和一些新式的中小学堂。光绪三十四年（1908）四月，由于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珲参奏，清廷将贻谷撤职查办，缘由是其“误用小人”、“贪残相济、扰害蒙民、败坏边局”等。1911年，贻谷被发派新疆效力赎罪，后改判至川边。因武昌起义爆发，他被安置在直隶易州。民国年间一些人请求为贻谷平反。1921年，北洋政府下令为其平反，还予以褒奖。1926年，在易州病逝。遗着有《绥远奏议》、《垦务奏议》、《蒙垦续供》等。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65e66901014xjo.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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