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张掖市高台县第一中学1979年高考回忆

王兴和

一、高考制度废止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范围内批判高考制度是“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为资产阶级造就接班人”。因此，要“砸烂旧的统一招生制度”。时隔不久，已有14年历史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被废止。

1966年至1969年，全国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随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高等院校名存实亡。

1968年7月，毛泽东同志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1970年，中共中央批转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当年，清华大学试点招收所谓“三来三去”的新生，招生人员直接跟学生见面确定录取。这是“文革”中最早试行的所谓“新招生办法”。1970年后，全国各地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招生除经过评议、推荐、审查、复审外，还进行了政、语、数、理化四科的书面文化考查。地、市命题，县（市）主持，采用开卷形式。这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一次大学招生进行文化知识的考查。不久，就以“白卷英雄”张铁生为样板，在全国掀起对文化课考查的批判。于是，1974年“招生进行文化考试”的办法又遭否定。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有的学员只是小学文化就被推荐上了大学、中专。

1975年，全国开展全面整顿中，曾就大学招生方法和教学质量问题进行整顿，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包括教育在内的大部分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二、高考制度恢复与建立

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要职，主管全国科技和教育工作。8月4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33位专家教授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一致拥护尽快恢复统一考试的招生制度。8月8日，座谈会结束时根据与会人员的意见，邓小平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座谈会后，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学校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次年2月底前录取新生入学，推迟3个月（包括寒假）。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要领导。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1977年9月13日，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召开，部署高考工作。会上下发了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择优录取。招生对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会议还决定:录取学生时，将优先保证重点院校、医学院校、师范院校和农业院校，学生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10月11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而中断了10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

三、高台县高考制度的恢复

10年文革，国运衰微。“四人帮”说：“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他们坚称，不能把高校招生当成“读书做官的阶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我从上小学后，学生都是在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劳动，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政治运动”，三分之一的时间上课，“开卷考试”中度过的。上高中不管你学习成绩怎样，也要“生产队群众推荐，大队批准”，才能上高中。

1976年2月，我上的高台一中。上高中的时候要群众推荐。当时，我父亲在一个基层供销社工作，父亲和中学校长关系可以。校长就去我家居住的那个大队（村）填《招生表》，得到了中学校长的一些帮助，我上了高中。高台一中高中招生6个班级，学生约240名。学生上学后，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劳动。高台一中在南华镇信号村10社西面有一个“校办农场”（距一中15公里），有新开垦的荒地100-200多亩，土地基本上都是盐碱地。“校办农场”主要种植小麦、大豆、苜蓿等。从春耕、除草、夏收全靠学生体力耕种。每一个班级1年2个学期去农场劳动2-3次，劳动时间约2个半月。其次，还要参加许多大队的“支农劳动”。去“校办农场”“支农劳动”一般都要步行10-20公里。学生三分之一的时间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参加的各种“政治活动”有“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保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粉碎“四人帮”，开展对“四人帮”的批判。三分之一的时间学习:老师只是照本宣科把课文简单讲完，学生学的怎么样，老师也管不了。不上晚自习，都是“开卷考试”，考试就是照抄课本。并且，学校成立了“园艺”“机电”等各种“专业学习班”，星期五在“专业学习班”学习一天。我上的是“园艺班”，在专业学习班就学会了果树的芽接。学生在学校学习基本都是“混日子”。

1977年秋天，学校得到了高考制度恢复的消息，如雷贯耳，使得被禁锢了10年的思想，露出了开放的曙光。恢复高考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华大地，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学生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这时，学校才开始抓学生的学习。为了高考，学校进行了统一“闭卷考试”。按照考试成绩排名，每一班取5-7名学生，组成“重点班”学习。我们5班取了5名学生，其中农村户籍的学生就我一个。从此,学校才开始上晚自习、点煤油灯和蜡烛学习、星期天补课，采用“闭卷考试”。这样，学校上课开始正常了。学生们都“混了7-8年的日子”靠一个学期学习，根本就补不上来。一切知识都得从初中的课本学起。

1977年冬天的高考，并不是全国统一考试，而是各省命题考试。由于考生特多，先预考，经过筛选后再高考。高台一中的几个优秀生参加了预考，最后只有几个学生参加了77年底的正式高考。高考后，被甘肃农业大学录取了1人。

1977年以前，学生都是冬天毕业或升级。为了和全国的学生毕业、招生时间一样，甘肃省将冬季毕业招生改变为夏季招生，这样，将高二学生学习的时间由2年延长为2年6个月，1978年7月毕业。78年3月，为了满足高中学生想考大学的心愿，学校又分了2个理科“重点班”，1个文科班进行教学。

1978年7月，第二次高考，考试为“一张试卷”，高考考试成绩高的录取上大学，大学录取完后再录取中专。为了解决十年被堵在了大学校门外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学问题，教育部门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考大学，不能报中专志愿（应届高中毕业生不让上中专）。7月，高台一中高中毕业的学生有6个班约240名学生，参加高考的学生约一半。高考后，录取率为0，就这样，78年高台一中高考被推了“光头”。

1978年9月，高台一中为了“洗刷”“高考光头”的名声，提高高考升学录取率，把78年高中毕业、学习成绩比较好、又愿意参加“补习”的学生留了15人左右组成“补习班”进行学习。

1979年2月，高台一中把“补习班”和78级“重点班”混编到一起，继续进行重点教育学习。6月份，学生高考报名时，教育部门又有规定：大学、中专考试分“二张试卷”。即：考大学，不能报考中专；报考中专，就不能考大学。“二者必选其一”。我们农村户藉的3位“补习班”学生，原计划考大学，后为了保险，考虑再三，决定报考中专学校。（不管考上大学或者中专，就能跳出农门，有了城市户口，能吃份商品粮）。一些城市户藉的学生选择报考大学。8月份，录取通知下来，中专录取10多人，其中:兰州铁路技术学校1人、西安铁路运输学校1人、兰州中医学校1人、甘肃省煤炭工业学校2人、甘肃省畜牧学校1人，张掖农校1人，张掖师范学校多人。酒钢技校、玉门石油技校等录取20多人。（当时，哪一家的学生考上中专，都会是一个乡舆论的中心话题，其影响力相当于现在考了一个名牌大学）。3年后，我们录取到兰州市以东（包括兰州市）的5名同学都毕业了，就我一个人分配到张掖地区，又分配回高台县。

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复，意味着更深远意义的复苏和新生，全国“不断革命”的斗争哲学终于寿终正寝，一个个思想禁区被突破，新的思想文化时代真正到来。恢复高考的意义还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粉碎“左”的思想枷锁的突出典型，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声。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千万学子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兄妹的命运。自1979年至1992年，我们家的学生被大学、中专录取了8人，其中：85年我两个妹妹同时被张掖师专（河西学院）和张掖师范录取，她们现在都再高台县的教育部门工作。弟弟被甘肃工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录取。我姑姑家的孩子在新疆被大学、中专录取了4人。现在，我们兄弟姐妹这个大家庭的下一代里有10多人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兰州交通大学等录取。他（她）们毕业后，在西安、兰州、广州等城市工作。高考制度的恢复，我们家受益很大，改变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和命运。

我毕业分配回来后，先后在县政府下设的几个单位工作。1987年后，从事工业经济学习，并考试取得注册工业经济师、注册工商管理经济师职称，评定为建材工程师。后兰州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习，甘肃农业大学毕业。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写作。先后任县工业园区办公室副主任、县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副校长、高台县委党校培训中心副主任。在省、市级期刊、网络上发表科技文稿多篇。先后在《甘肃经济与信息》《张掖工作》、互联网发表《加快硅产业发展速度振兴张掖地方经济》《高台县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等文稿，助推了光伏、风力发电等产业的发展。业余从事科技文稿写作，其中：编写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60多本，并且一些项目、工厂已经建成投产。参加编修《高台县志》一本、《高台综合年鉴》三本，入选摄影作品12张。2014年，在《甘肃史志》第三期发表《崇文楼记》，全国有50多家范文网站转载。后录入《高台文学作品选》。2015年度，张掖文化旅游全民宣传行动，获得张掖市人民政府三等奖。

工作单位:甘肃省高台县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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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兴和

2015年，此文稿 在《甘肃史志》第四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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