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秦腔分为中，东，西，南四路。中路即西秦腔，是甘肃秦腔的主流，是以河西及金城兰州为中心发展起来的。主要代表有耿派。是曲子戏向板腔体过度的剧种，北宋称西皮调，明代多称西秦腔，受丝路重镇西凉地区乐舞的影响较多。据考，第一个秦腔戏班是河西走廊的高台县乐善忠义班，建于明洪武年间。西路以河西地区为主。东路和南路是在中路秦腔的影响下产生的。东路主要诞生于陇东庆阳平凉一带。

明初，平凉仍有元杂剧的演出。洪武二十二年（1390年），定西侯蒋琬宴会臣僚时，就以张三丰旅平所遗葫芦为道具，“搬三度杂剧，其葫芦即席自碎。”（《平凉府志》）明时的安定（泾川）人泰安子还编过几个杂剧剧本（见前文）。明末清初，杂剧便渐渐退出了舞台。清康熙年间，泾川教谕、张掖人马羲瑞编着过《天山雪传奇》一剧，写甘州失陷之事，但非杂剧，而是昆曲。那么昆曲是否也传入到平凉了呢？因无记载，不敢妄断。同治八年（1869年），陕甘总督左宗棠进驻平凉，随军带有花鼓戏和祁剧戏班，但只在军中演出过，并未流入社会之中。

明清时期，平凉皮影戏的演出十分活跃，它对各种戏曲的形成、推广，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民间就有“社火为祖，皮影为舅”的说法。清朝乾隆年间（1736-1795年），灵台的新集、龙门、上良、星火及泾川、崇信、安口、陕西的千阳、陇县、凤翔、麟游等地，出现了用灯盏碗碗击节伴唱的皮影戏，这就是后来被搬上舞台的“灵台灯盏头”剧的前身。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庄浪县西南部地区还出现了专供皮影演出的“影子腔”，并流传至今，1987年还参加过平凉地区的皮影戏调演。

平凉各地自古就有驱傩祈福的风俗，入清以来，某些地方的驱傩活动渐渐发展成傩戏的形态，出现了庄浪、静宁等地的“搬山戏”、“喊牛唠唠”等。

清朝末年，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全国各地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两次服“国孝”，平凉戏曲也深受打击，不少戏班被迫解散，不少艺人也改了行。宣统继位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但真正恢复元气是在民国以后的事了。

秦腔是我国戏曲艺术中起源较早、影响较大的剧种之一，其名称最早见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年）的手抄本《钵中莲》传奇第十四回《补缸》中，名“西秦腔二犯”。所谓“二犯”，就是依“西秦腔”原调加工改编后的新调。既然“西秦腔”的犯调在万历年间就出现了，那么“西秦腔”的原调肯定在万历之前就传而广之了。也就是说，“西秦腔”的形成时间，最迟也迟不过明代中叶。焦文彬在《从<钵中莲>看秦腔在明代戏曲中的历史地位》中就说：“明正德时（1506-1521年），武功、周至、户县、凤翔、乾县、泾川等地，都有以演秦腔为主的‘乐户’，并被大批征选入宫。”陕西省剧种介绍编委会编写的《秦腔流派初览》也说：“它（西府秦腔）与甘肃调（西秦腔）历史上渊源最深，据说明时甘肃演出的戏曲就是秦腔。”他们的论述不仅证明了“西秦腔”形成的时间，而且证明了明代中叶平凉的泾川等地就有了秦腔的演出。

关于“西秦腔”的诞生地和它与“秦腔”的关系，清以后的学者也有比较一致的论述。徐柯的《清稗类抄》说：“北源之秦腔，起于甘肃，今所谓梆子者则指此，一名‘西秦腔’，即琴腔。”章琏的《赌棋山庄词话》云：“甘肃腔即秦腔，胡琴为主，月琴为副，工尺咿唔如语。”吴太初的《燕兰小谱》云：“蜀伶新出秦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语。”如此看来，“西秦腔”（甘肃调）就诞生于甘肃，是甘肃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当“西秦腔”向东传入陕西、与山陕一带的梆子结合后，便形成了关中的“西安乱弹”;与陕西西部和陇东地区的民间音乐结合后，又形成了“西路梆子”，即流行于庆阳、平凉及陕西西部地区的“西府秦腔”;向南传入四川后，便有了乾隆九年魏长生带秦入京、引起轰动的戏坛史话。（参见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明代，平凉是全国24个藩王驻地之一。安王朱楹首先就藩于此，9年而殁。其后，韩王朱松又由辽宁的开原改封到平凉，传11世，213年，直到末代韩王朱亶塉被李自成义军所灭。

历代韩王就藩平凉后，都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建，给平凉带来“夹街阴阳，无不朱垣户而筒瓦者”的空前繁华（《平凉府志》）。于此同时，还督造、倡修了许多佛寺道观，如崆峒山隍城建筑群、雷声峰建筑群、崇福寺，庄浪的云崖寺，平凉府及各县的城隍庙等。受其影响，民间也修建了花所大明寺、大路河文昌楼等众多庙宇。明代所修的这些庙宇，也和宋金时期一样，都带有乐楼、赛台、戏楼（台）等附属建筑，甚至还出现了单独建造的戏楼（台），如四十里铺的清福戏楼等。

城市的繁荣、众多乐楼戏台的修建，为各种乐舞杂戏的流入、演出和相互融合，创造了更多机会和场所，也为平凉地方戏曲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平凉的几种地方戏曲就于此时相继诞生了。

“笑谈”是一种说唱兼具、以逗笑取乐见长的民间小戏，流行于崆峒区的草峰、香莲、白庙、崆峒、白水、花所等乡镇。北宋时的“谈浑话”、“学乡谈”之类，即是其源，明初或明中叶就已成形。对此，明人赵南星在《笑赞题词》中已有定论（见前文）。

唐宋以来，与文人们热衷的曲子词并行发展的民间小曲，依然繁衍不息，且占据着主流地位。明初的小曲，仍以清唱的形式传唱于节庆、寿诞等场合，在一年一度的春节社火中，还有一唱众和、或几个人边舞边唱的形式。明代中叶，“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少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的《山坡年》《闹五更》《罗江怨》《银钮丝》等小曲开始盛行（沈德福《野获编·时尚小令》），极大地丰富了民间小曲的种类，以几个或十几个曲子连缀起来、分角色演绎故事的“曲子戏”便应运而生了。

曲子戏的发展速度很快，清朝初年就已相当成熟了。康熙年间（1662-1721年），还出现了以王辅臣据平叛清时发生的一件实事而编成的曲子戏《老少换妻》、也叫《老换少》（闲斋氏《夜谭随录》）。这一剧目自问世以来，便成了各曲子戏班的常演剧目，以至于今。清代中叶以后，华亭的水联曲子戏班、李贵发和富春华曲子戏班、平凉的柳湖曲子戏班等，已能上演《百宝箱》《曲江庙》《李彦贵卖水》《打路》等几十个曲子戏剧目。

曲子戏因传唱地区、各地方言、伴唱乐器和演出形式略有不同，便出现了以各地地名或演唱形式命名的多种名称，如平凉曲子、华亭曲子、泾川曲子、弦子腔、地摊子、创土坑等。虽名称各异，但实为一体，都遵循着“越”起“越”落或者“背”起“背”落的套曲规律，只不过各地在演唱时，分别吸收了当地一些民歌小调而已。

清朝建国后，秦腔已十分普及，为此而建的乐楼、戏楼（台），遍及平凉城乡（参见本志《大事记》），各地的庙会演出，盛况空前。如天启甲子岁（1624年）春灵台县城隍庙及乐楼落成后，便于每年八月二日城隍神诞期，依“旧例演戏十日，宰牲报神。”（旧《灵台县志》）甚至出现了“每逢祀典，辄用剧乐代之，民间吉凶，礼亦然”的情况（旧《华亭县志》）。清雍正元年（1723年），年羹尧、岳钟琪带兵讨伐青海的罗卜藏丹津时，军中就有不少秦腔艺人，其中有一女伶“名金环者，于次年三月归泾州，宿王母宫为尼。”（昭连《啸亭杂录》）这一稍有名气的泾川秦腔女伶的出现，不能不说是秦腔在平凉普及程度和演出水平的一个缩影。

清中叶以前，平凉有无秦腔班社，未见记载，不得而知。不过从道光年间（1821-1850年）重修泾川县城隍庙及戏楼时，曾动用“献戏会”内库银一百八十两的记载（《福田同种碑》）中可以想见，当时的秦腔戏班肯定不少。我们现在所知最早的戏班，是同治五年（1865年）庄浪县水洛城一个未留下名称的戏班，从秦州元龙曹家戏班回乡的赵某（名不祥），就在这个戏班搭班演出过。其后，便出现了建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的庄浪县刘世福戏班、建于光绪年间（1875-1908年）的泾川常腾甲戏班、建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庄浪朱拴西“娘娘爷”戏班、建于宣统二年（1910年）的灵台天王虎戏班和建于宣统三年（1911年）的平凉“大顺（同）舞台”等。这些戏班大都为本地人所建，常年辗转于各地的庙会间，往往到年终时就封箱息演，春节过后才重新招兵买马，演员流动性很大。这些戏班演出的剧目，大都是以花脸和须生为主演的《三国》《列国》戏和《封神榜》之类的神话戏。表演粗犷刚劲、重唱轻表，所谓“一唱遮百丑”，与陕西关中一带表演细腻柔美、唱腔委婉的风格迥然不同，人称“老秦腔”或“西府秦腔”。西府秦腔在陇东地区和陕西西部一带影响很大，至今民间还流传着“梁二梁三（常家班子的主要演员），领戏一班，写的正月十五，唱到九月三十”的口歌。

清末，陕西一些戏班也开始进入陇东一带，如光绪六年（1880年）灵台县底庄庙戏台建成后，就是由陕西姜客戏班唱的打台戏《万寿春》。这些戏班的演出风格、剧目，与本地秦腔基本相同，尚未对本地秦腔产生多大影响。

清朝晚期以后的泾川秦腔！秦腔从清代晚期崛起，到民国年间进入高潮。光绪初年，常腾甲（号称常三爷，捐生，窑店人）创建了本县第一个秦腔班社。民国元年（1912），党原人高应元（乡约）创建了第二个班社——高升班。1930年陈虎娃（丰台人）、1934年燕占海等先后购箱组班，至1949年全县境内共有班社18个。

清末民初在我县活动的演员多是本地人。最有名气的如同胞兄弟梁二、梁三（名字不详，今高平乡原梁家村人），在陇东一带声誉大震，至今尚有“梁二梁三，领戏一班，写的正月十五，唱到九月十三”的传说。据传，陕西关中某地在一次唱对台戏（也叫斗台戏）时，因一方输得很惨，便邀梁家兄弟去登台，结果转败为胜，使箱主赢得了许多财物，梁二梁三的名声也轰动一时。

梁二之子梁生金（又名春娃子），是一位文武兼优、唱做俱佳的艺人。他的得意门生杨改民（今窑店乡西阳村人），主演须生，兼演花脸和丑角。杨又培养出了很多优秀演员，其中有白忠孝（又名白书来，镇原县人）、任国栋（又名月月，庆阳县人），常俊德（又名喜娃子，西峰人）等，皆以须生为着，各有兼长。其演技博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和平庆同道艺人的钦慕。民间曾流传着“北原的白（忠孝），南原的杨（改民），挑起董志原上半架梁（金生）”的传说。因此他们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所谓“陇东把式”的流派，杨、白、任、常为其代表人物，被群众誉为“四大班长”，其中杨被称为“杨大班长”。

辛亥革命后，当地的班社和艺人已不能满足需求，应时而来的是陕西岐山、凤翔、宝鸡一带的艺人。如民国初年在高升班的王凤秦（花脸，宝鸡人）、易得之（旦角，朝邑人），杨早喜（须生，凤翔人）。三十年代本县有名噪一时的魏佳和（须生，宝鸡人）、李华（又称佳宝旦，宝鸡人）和后来的李玉成（又名德德娃，旦角，千阳人）、魏来子（须生，凤翔人）等，被群众称为“西府把式”。他们为泾川培养了许多深得观众好评的演员，如擅演须生的秦宏奎（本县合志沟人）和演花脸的毛有钱（党原人）等都是跟西府演员刘兴艮（二花脸）、冯大净学艺的。

抗日战争时期，关中一带的班社和艺人纷纷西上。1936年至1937年，就有以秦腔表演艺术家刘毓中为社长的“新声社”和以王朝建（陕西名旦）为社长的“培基社”先后来我县，除在城内售票（每晚都是满场）演出外，还到农村为庙会演出。还有零星演员流入我县，或临时演出，或长期搭班合演，其中着名须生有以《辕门斩子》享誉的刘易平，以《徐策跑城》闻名的阎更平，具有独特风格的衰派老生张方平、袁兴民，以红生着名的刘全录、景乐民、王超民，久任“平乐社”教练的秦宏德以及后来的丁醒民、高升平、高兴平、李林平、叶益民、陈易平、李发民、余庆民等；小生有号称“活周瑜”的沈和中，文武兼优的张兴华、牛利民、唐利民等；旦角有曾与秦腔正宗李正敏媲美的薛再平（西安曾设有敏平艺术研究学会）和着名花彩沈爱莲等；花脸有名驰西北的汤秉忠、华启民、何瑞秦等；丑角有号称“滑稽大王”的杨保喜（大麻子）和王定秦等。群众称他们为“东府把式”（又叫改良派）。东府演员中，有许多人因在甘肃久演，逐渐渗入了本地艺人（老江湖）的技巧，同时本地艺人也吸收了他们许多新颖技艺，以致形成了一种刚柔相济、雅俗共赏的演唱风格，故群众称其为“二江湖”。

1938年以县城人章永福（又名章武士）为首，联合友人从西安购回了一套较完整的箱具，仿西安易俗社筹建了“易风社”。

1938年咸阳人郑四带领他的“益民社”来泾演出，期间袁兴民等演员投入了易风社。

1942年章永福之侄章少雄以县党部的名义，接收了易风社的全部箱具和部分人员筹建的“社教剧团”。后因“百物昂贵，生活日高，入不付出，无法维持”，遂于当年8月停止。从此有以张乐平（旦角，长安人）、阎更平为正副社长的“泾乐学社”，以张乐平为社长的“通俗社”，县党部和三青团县团部联办的“新生剧团”，以谢复兴（旦角，庆阳人）为社长的“复兴剧社”和以陈易平（须生，长安人）为社长的“民生学社”等县城戏曲班社，朝聚夕散，此起彼落。1947年5月，由县自卫队中队长文安邦负责组建了“泾卫剧团”，该团直活动到建国前夕。

旧时剧团通称戏班或剧社。班、社的负责人称为领班长，有箱具的则称为箱主。组织上多为家长制。经济上大部分是合资经营，占股分红，演几场就结一次账。行政管理上也有一定的规章，如安排角色的人，称为派班长，他对所有演出节目中的大小角色都必须通晓，不会者由他包教，所以派到谁谁就得服从，是全班最有权威的人。管箱具的称为箱官，一般是箱主最信任的人，演员不按规定着装或损坏衣物者，箱官有权干涉或提交领班长给予处罚。会计称为管账房的，主办一切经济收支事宜。办外交的叫写头，联系演出地点和有关内外交涉事宜。前台管理人员叫拉前场的，负责挂幕、安置桌凳，演出时备道具，递跪垫、放火等。

后台清规戒律很多，花脸可以坐头帽箱，须生坐二衣箱，旦角只能坐脚箱，唯独丑角可以乱坐。同时演员之间吵嘴打架，别的都无权过问，只有丑角可以调解或禁止，故有“丑角为头”之说。

班社吸收演员时，缺须生者在耳帘上挂一条黑三须；缺旦角者挂一鬂花；缺花脸者则挂一条红张口胡子等，作为招聘人员的标志。

开演前约一小时，管前场的掌起三节马号，向台口托长音一吹，等于发号施令。演职人员闻声登台，各执其事。鼓乐队则大敲一通锣鼓，俗叫“敲开场”，一般占用半个小时，敲完后再过一、二十分钟，一个演员随便穿戴些戏衣戏帽，用两句引子上场，转身独坐桌前，俗叫“坐台”，再念四句定场诗，便袖手呆坐起来，有时还东张西望，看台下热闹。如此坐一阵说一句，转身而下，正戏开始。正戏演完，管前场的又吹一声马号或将桌裙拉起搭到桌面上，表示演出到此结束。对于犯了班规的人，领班长则毒打一顿作为处罚。情节严重者，则供起“庄王爷”指出罪过，被打得七死八活，还得带伤演出，有时还被倒悬梁上，予以禁食，直至彻底认罪悔改或赔偿损失方休。对逃跑的人员，一经抓回，则往往要给以所谓“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或“三刀子六窟窿”的酷刑处置。反之，只要上了另一班社演出的舞台，则作罢论，既使骗取长余的钱或盗走的东西也予一风吹。

年终为了出奇制胜，广招观众，籍以获得一次较高的收入，拟定几个节目，将其角色，互换行当，兜人取乐，俗叫“大反串”。例如“易风社”于1940年在县城南关剧院一次反串戏中，汤秉中（花脸）饰《柜中缘》中的小丑，华启民（花脸）饰《拷寇》中的小生，袁兴民（老生）饰《吃鱼抱合》中的小生，王定秦（丑角）饰《花亭会》中的小旦，张乐平（小旦）饰《取长沙》中的黄忠，张崇义（旦角）饰《劈门》中的老生，当时观众笑得前俯后仰，过后常为人们开心的笑料。

旧时的舞台，设备很简陋，挂一幅大幕，两个各约一米宽的耳帘。前台只安几张桌子。一般没有布景和其他幕布，更无扩音，灯光则是在台口上面挂两个铁制的圆圈，搁上瓷碗，用棉花搓成捻子，添上清油点燃即可，四十年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5f9daac00102veg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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