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苏武在北海身体闷困，——好不伤心嗯……”，听着袁克勤先生那苍劲悲壮、声遏行云、断裂金石的唱腔，一个历经磨难、宁死不屈，铮铮铁骨、浩然正气的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何处吹笳薄暮天，塞垣高鸟没狼烟。游人一听头堪白，苏武争禁十九年。”苏武牧羊的事迹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千年传诵，经久不衰；苏武的气节也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

《苏武牧羊》作为优秀的传统剧本，在秦腔舞台上被优秀的艺人们一代一代地上演，在广袤的西北大地，苏武的精神通过戏曲的高台教化功能也说这样一代一代地演译传承着。

奉命出使匈奴，“背后长河落日，眼前大漠孤烟；手持一根节杖，胸怀汉室江山。”

当 “单于益骄，非汉所望”，苏武即将返回汉室之即，发生了副使张胜参与匈奴内乱的事件。苏武本未参与事件的谋划，觉得如果受到侮辱才去死，更对不起国家，后又对随行人员说“屈节辱命，虽生何面目以归汉？”引佩刀自刺。面对匈奴单于的威逼，苏武以死抗之。被幽于大窖之中，断绝饮食，苏武坚志不屈。被置于北海上无人之处，牧养羝羊，“须是羝羊生子，方得放归”，苏武心志不改。

对于老牌汉奸、权倾匈奴的丁灵王卫律利诱，苏武的回应是无情的厉骂“汝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屈膝蛮夷，身为降虏，我又何用见汝？”并声色俱厉地宣扬“犯我天朝者虽远必诛”的汉官威仪“南粤杀汉使者，屠为九郡；宛王杀汉使者，头悬北阙；朝鲜杀汉使者，即时诛灭；独匈奴尚未耳。汝明知我不肯降，特设此计，欲使两国相攻，匈奴之祸，必将由我起矣。”

“（李）弟兄们相会在（苏）荒郊外，（李）我含羞带愧（苏）跪尘埃……”，李陵和苏武在北海的相会，是戏剧中的重中之重，也是能体现苏武精神气节的核心场面之一。

面对李陵，苏武心情复杂。剧中言道，“这是贤弟,似这等冰天雪地,不在北国侍奉你家狼主,来在这荒郊野外,所为何事？”不可否认，李陵降胡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李）弟奉命领兵（苏）边关外，（李）征战胡儿（苏）你就显将才”，李陵以步卒不满五千之众，深入匈奴，抗匈奴数十万之师，斩敌万有余人，后力尽被擒，欲忍辱负重，效仿春秋时曹沬之事*，虽身处胡地，却不为胡所用。后汉武帝中匈奴反间之计，斩杀李陵全家，李陵不得已而事匈奴。

李陵对于苏武的劝降说辞，如果从苏武个人角度来讲，不能不说具有非常大的杀伤力。 “来时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阳陵。子卿妇年少，闻已更嫁矣。独有女弟二人，两女一男，今复十余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苏武的长兄和三弟受到汉庭不公待遇而死，“皇上年纪大了，法令随时变更，大臣无罪而全家被杀的有十几家，安危不可预料。你还打算为谁守节呢？” 论情，李陵的遭遇确实值得同情，况当初苏、李在朝同为侍中，有兄弟之谊，所以苏武对待李陵的劝降，绝对不会像对待卫律那样破口大骂。对此，剧中言道“贤弟之言差矣,想我苏武世食汉禄,当肝脑涂地,以报国家,今受挫折,死而无憾，你让为兄投降北国嘛，那是万万的不能”！亦如班固《汉书》中所记“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愿无复再言。”

至少，李陵投降匈奴尚有羞耻之心，降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来见苏武。而苏武对李陵即有兄弟之情，又不能苟同于李陵，降于匈奴，这就构成了戏剧的矛盾冲突。在兄弟情怀与民族气节面前，苏武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但他又不能不顾兄弟之情，当李陵再一次劝说“仁兄需要三思而行呀”，剧中只是一再催道“贤弟休再多言，速快上马去吧！”在李陵走后又唱道“小李陵讲此话很无道理，怎知晓我苏武一片心迹。我哪怕在荒郊冻饿而死，我岂能降番犬骂名后世”，进一步表明了苏武的精神气节。

“梅花节，白头卧起餐毡雪。餐毡雪，上林雁断，上林书绝”。袁克勤先生塑造的苏武苍劲悲壮、声裂金石；陈仁义先生的苏武，虎啸龙吟、浩然正气；贠宗汉、丁良生、刘随社等人的苏武，各具特色。“云边雁断胡天月，陇上羊归塞草烟。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在戏曲舞台上，秦腔人充分利用大秦之腔的阳刚之美，把苏武那种碧心丹心、铮铮铁骨，那种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正是苏武十九年忍饥受饿冒风披雪，忠君报国矢志不改，“苏武节”才与“岳母字”、“正气歌”等共同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柱。这种“生死安足论、是气所磅礴”的精神气节是时下那些极端个人主义者所无法理解的。

“辱命何甘引佩刀，廿年海上鬓萧骚。咽旃不见羝生乳，卧雪惟闻节落旄。南向心伤龙驭失，北风盼断雁行高。人生奄忽如朝露，五字河梁惜别劳。”但愿“苏武节”能激励着我们一代一代的后人，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广大。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3c2bf3010004d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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