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往往感觉到过去有许多荒诞；但当我们向往未来的时候，我们却感觉不到今日的正确。也许这就是人生的荒谬。现在是二零零九年的十二月份了，再过几天就是二零一零年了，说起一九七七，那好似很久以前的事。要说一九七七年的事儿，还得从一九七六年说起。那一年我上了高中。学校推荐的结果是就近上郭城中学，而不是当时的会宁二中—河畔中学。
郭城中学那一年才创办，我们是第一届学生。校址在郭城驿老城圈子里边的西南角。那时候实行的是整年学制，我们是一九七六年的三月份入学的。当时学校的老师，大都是从各地调来的。给我们带语文的武止戈老师在当时可能是会宁县最着名的老教师了，还有刘振其、张雪恒等。当时刚刚平反的苏晨、梁慧老师也在那所中学里。校长是张伟奎，副校长是李迪，教导主任是一个靖远人，姓陈。武止戈一开始就是我们的班主任。那一年正是毛泽东将要去世的大变动的时期。年头上，周恩来去世了，年中朱老总去世，到了九月毛泽东驾崩。我们这级学生一上学就没有课本，所以不论政治、语文、历史课，都一律学习《毛泽东选集》；数学、物理、化学课都上一门叫《农业基础》的课。其实大多时间都没有上课，这运动那运动搞个不定，学生就像棋盘上的棋子，被呼来唤去，跟着运动的指挥棒转。不知不觉一年就结束了。
一九七七年，我们已经是高二学生。这一年学校从郭城老城搬迁到新堡子郭蛤蟆古城的东面的碱滩上。那些新教室还是我们学生学习抗大精神自己修建的。记得当年看过一场电影，片名叫《决裂》，我们就是照电影上的故事做的。当然我们只是做和泥、搬土块的小工，砌砖、砌墙加工木材的活都是周围的农民技术工干。教学地点搬到了新教室，可是那地方学生宿舍，教师宿舍还没有建起来，所以我们还住宿在郭城老校区的宿舍里，每天来来回回的跑。从郭城到新堡子有五里路，我们每天两个来回就是十公里路程。那一年我们的课本来的也非常晚，记得好像有一门课的课本到来时，已经快放学了。所以上课只是个样子，大多时间是参加建校劳动。由于在学校里是不断的无偿劳动，所以从那时候我就从心里非常地厌恶劳动。但是当我发现有些同学，在我们大多数人做无偿劳动时，他们偷偷地跑到附近的农场找活干，一天能挣到一块五毛钱的时候，就马上改变了对劳动的看法。于是就马上效法起来，在一个礼拜天我跟着同学在良种场挖了一天树苗。天黑的时候，我们从场部出纳处领到了自己一天的工资一块五毛钱。我们高兴极了，马上赶到郭城的国营饭店里，化了五毛钱买了一碗臊子面。偷偷摸摸的劳动让我认识到了劳动的价值，也让我认识到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高二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一位退伍军人，据说是从西藏当兵受伤的专业军人，但是除了能读几段毛主席语录之外，什么也不会讲。老实说学生认识的字，他都不认识。化学老师也不怎么样。但我们的语文、数学、物理老师都非常的棒。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就没有开设外语课。这一年我们浑浑噩噩的过着，想着拿到高中毕业证就可以回家务农去。可是有一天忽然传来消息，说开始高考了。不论什么人，也不要推荐，只要能考上，都可以上大学。这消息向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们都震醒了，于是同学们都纷纷行动起来，开始复习要参加高考。可回到课堂上，我们才发现快两年的时间，自己什么也没有学下。老师们一个个也行动起来：语文老师自己为我们编印了教材；数学老师也印发了资料；物理老师最努力，不分白天黑夜的为我们补课----那时候纸张奇缺，老师为我们印发的许多资料的纸张都是麻纸而且散发着一股臭味，但是我们还是每天捧着它，诵读不止。这时候老师的真相露出来了，有些老师讲起来头头是道，有些则被学生问的张口结舌。苏晨老师为我们教了不多的几节课，但每节课内容多极了。苏老师没有拿书，但那些解析几何或者函数什么的公式随手就写在黑板上。多么难的数学题，在他那儿都迎刃而解。刘萧乾老师给我们教物理。刘老师口语表达不太流畅，但一个题，一个问题总是不厌其烦的讲，直到提问的同学搞懂弄通。那些日子是我这一生中真正的学生生活。但是时间太快了，高考的日子就要到了，首先是预选。那时候几个学习好一点的同学被推选为课程代表。那时候我的化学比较好，其他课程不成，但仍然很想当那个化学课代表，可是后来一位成绩不如我的同学当上了课代表，心里很是不服气。
最为痛心的还是预选之后了：学校组织了预选考试，据说预选名额是分到学校的。考完试了，我们都在等消息。有一天终于说预选成绩出来了，我没有勇气去看，结果自然是预选上的人中没有我。那一刻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绝望和沮丧。我不记得我们没有选上的同学是什么时候离开学校的。其实离正式的放寒假还有一段日子，但学校只留下那些预选上的同学继续上课。
一九七七年的冬天可能是我这一生度过的最冷的一个冬天。那时候我们还是住宿在郭城老校区的教室改做的大宿舍里。到了冬天，许多同学都托关系，找门路在新堡子找到房子，搬去住宿了。最后宿舍里只剩下我们四五个同学。学校在冬天也没有给我们配发取暖的火炉子。空荡荡的大宿舍里，就有两排床板。下雪的日子，我们实在冻得受不住，就把床板架起来，在床板之上用床板盖了个小房子，睡在里面。后来冻的实在受不了，晚上就在公路上转悠，看到有拉煤的车停在路上，就上去偷着往下扔煤---
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得到了最好的消息，学制改变了，我们这届学生，在下一年（一九七八年）可以在学校里续读半年。希望在向我们招手，正向诗人的语言一样，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一九七七年在许多人的一生中是不平凡的，但在我来说是苦难和希望并从的一年。那年我十七岁，也就是那一年我似乎觉得有了人生的责任，有了奋斗的方向和目标。尽管现在回头看去，我们曾经是多么幼稚，但我还是要这样说。
200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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