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男儿乔映淮

战争就意味着血肉横飞的残酷。一个民族驱除外辱重塑尊严的过程，必定要伴随着眼泪和鲜血，伴随着九死一生的悲壮牺牲和生灵涂炭。

抗日战争中的甘肃白银就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位于西北的甘肃靖远也是土匪横行，民不聊生。抗战爆发后，老百姓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乔氏家族是甘肃靖远东湾乡的一个大家族，其家族第一个走进抗日队伍的是乔映淮。

乔映淮(秦明)出生在靖远东湾三合村。1933年春，17岁的他考入甘肃省立一中读书，1936年毕业后赴南京求学，期间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感染了他，开始接触并传播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卢沟桥事变”后，乔映淮积极参加中共甘肃地下党组织领导的“甘肃青年抗战团”“同仁消费合作社”等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得到锻炼。1937年11月，由万良才、万通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乔映淮在靖远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靖远县城他积极传播进步思想，宣传抗日救国，期间结识了正在念书的19岁的靖远女子党瑶池(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党培英)，并于1938年10月在兰州结婚。

新婚不久，经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伍修权介绍，乔映淮化装成国民党军官，夫妇俩赴陕西在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几个月后，乔映淮又被派到靖远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乔映淮回到靖远后，曾任中共靖远县委委员，县委书记等职。他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革命活动，发展党员，同时深入农村组建了三合乡党支部，创办民众夜校，宣传党的抗日主张。1939年初，圆满完成了中共甘肃工委交给他的建立兰州——延安地下交通线靖远中转站的任务，秘密传递了许多党的重要文件。

1940年9月，乔映淮奉命到延安，先后在边区行政学院、延安大学任教员。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被组织派回甘肃工作，1947年4月，在担任环县武工队政委期间，因叛徒告密武工队被国民党包围，战斗中乔映淮腿部摔伤不幸被捕，在威逼利诱残酷迫害下依旧坚贞不屈，视死如归。1948年10月，在南京雨花台被秘密杀害，年仅32岁。

乔映淮的妻子党培英曾在延安边区剧团工作，主演过《血泪仇》，解放战争开始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同丈夫乔映淮一起回到甘肃工委工作。1947年，她带着延安出生的儿子和未满月的女儿行军，在一次与敌人的周旋中，无奈将孩子先后留在行军路过的山沟小村的老乡家。后因病无法医治，女儿夭折，儿子落下终身残疾。新中国成立后，她参加了“土改”工作，于1976离休。

乔映淮的父亲乔永丰一向思想积极，倾向革命，在红军路过靖远时，得知儿子有去延安抗大学习的想法，表示支持并筹集了路费，因为儿子们的牵连，被国民党关押，含恨离世。

乔家抗日四兄弟

乔映淮只是靖远乔家参加抗日和革命的带头人，在他的影响下，1938年春天，他的弟弟乔雨生、堂弟乔映洛、堂哥乔映渭也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一起辗转来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12月，他们有的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有的返回甘肃参加地下革命工作。

其中，乔映洛受组织安排返回靖远家乡，在从事地下工作中，曾两次被捕入狱，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经地下党营救出狱，在“文革”中蒙冤吃尽苦头，后得到平反恢复名誉。

乔雨生原名乔映澍，据他的回忆录记载，当年他奔赴抗日前线后，到晋察冀军区工作，在不同时期内，担任了不同的职务。其中，在1941年夏天，在晋察冀军区，曾率领战士乔装奇袭日本侵略军的桃梨坪碉堡，全歼守护碉堡的日军一个小分队。秋天，又乔装奇袭梅家庄炮台，消灭伪军一个分队。这年冬天，日本侵略者对他们游击区进行大扫荡，他与全连同志进行了英勇果断的反扫荡，在全连无一伤亡的情况下保存了自己，消耗了敌人。年终被军分区九区队评为优秀党员、模范干部，受到嘉奖，《火线报》报道了他的英雄事迹。抗日战争后，他又辗转南北，参加了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枪林弹雨中九死一生，屡立战功。1957年经国防部批准授予他“中华人民共和国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等。

在参加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除了乔映淮(秦明)一人牺牲在南京雨花台外，其余三兄弟都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得以颐养天年。其中乔映渭(乔公望)老人迄今已是101岁高龄了，依然健在。

乔映渭在参加革命前，在一家副食店做零工，受到弟弟乔映淮的影响，心中点燃了革命的火种，又从《新华日报》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抗日的消息，便暗下决心，配合弟弟乔映淮联系近10位志同道合的同学投奔共产党，救国救民，成了抗大第五期学员，以后又到五台山抗大第二分校学习。此后他虽然一直从事后勤工作，但是，面对恶劣的政治和生活环境，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动摇跟党走的信念。他当时离开家时23岁，妻子24岁，女儿乔建民出生只有100天。他从兰州辗转到达延安，融入了革命队伍。后于1982年退休，现居住在北京。

抗战背后的守望

当我们拂去战火的硝烟，擦去那凝结的血迹，让心灵颤抖的不仅仅是战争中的流血和牺牲，还有血泪混合的某些守望。

听完了乔家的抗日事迹后，更打动我，让我心疼不已的是乔映渭老人的前妻——韦秉珍老妈妈。

“等我回来，如果回不来就去路边给我烧些纸。”这是丈夫乔映渭临行前留下的凝重道别。

乔映渭和韦秉珍是一对恩爱夫妻。那年离别的前一天，乔映渭说要去念书，他迫不及待地抱着女儿去剃百日头，一脚跨出门时还自言自语地说：“要是男孩该多好。”当时年轻的韦秉珍还意识不到此话的深层次含义。第二天她抱着襁褓中的女儿出门为丈夫送行。她从丈夫眼睛里读到他的千般不舍，也读出了他的万般坚毅。丈夫走了，背包里背着她娘家带来的陪嫁首饰兑换成的银元和所有私房钱。

韦秉珍抱着孩子孤独地返回到空落落破败的院子里，她知道艰难的日子已经开始了，但是却不知道这就是他们恩爱夫妻缘分的结束。

“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多少年过去了，丈夫在狂风飞扬的尘土中远去的背影，由清晰渐渐模糊，由模糊到与大地融为一体。但是，唯有丈夫的叮咛日日在耳畔作响，愈来愈清晰。韦秉珍守着这句话，守着自己默默的一句诺言，带着孩子过活，挖野菜，蹭娘家苦苦支撑。日思夜想，夜思日想，每天从当初送走丈夫的路口处张望，度日如年。亲戚朋友看着她实在过得艰辛，都心疼地劝她改嫁，她却一心等着丈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打听到丈夫成了革命军人，于是更加急迫，更加焦虑地盼望着丈夫的归来。终于在1952年，分别整整十四年后，等待的人终于回家了，但这个人却已经成了别人的丈夫。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何等的残酷和不公！

但出生于大户人家，父亲是位读书人的韦秉珍懂得，男人的天是国家和民族，女人的天更多的是丈夫和家庭。女人注定要比男人承受更多的挫折和磨难。特殊的年代，特殊的时局，特殊的生存环境，尽管她对爱情和婚姻的守望成了一个泡影，但五年恩爱的夫妻生活，五年生儿育女的经历，五年恶劣生存状态下的相濡以沫，早已使他们超越了夫妻情分而成了一种亲情的牵挂。只要男人活着就是不幸中的万幸。韦秉珍原谅了丈夫，成全了丈夫。从1952年到1994年，四十余年，明知道自己心爱的人就在不远的地方，可是她无法走近，也不愿意走近。她没有哭闹，没有提任何要求，甚至不愿意打扰他们平静的生活，独自留守在乔氏大院里，克服种种困难，默默地照顾孝敬公婆。她的聪慧，她的内秀，她的高贵，她的美德，让我深深仰慕。她隐忍、坚强、自尊、高傲地走完了她的一生。远在北京的乔映渭老人闻讯后，曾经一度生命垂危，几经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他多次对女儿乔建民说：“我此生最对不起的人是你母亲，我的心让你母亲带走了。”

也许连乔映渭老人自己都意识不到，其实，人们最容易伤害的往往是自己最亲近的人，这个人也许是父母，也许是妻儿，因为他们始终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可以代替自己去做出某些牺牲。直到有一天他们真正离开了自己，才感觉到自己的心突然空了，身体突然失重了，会在以后的日子里内疚悔恨，悔恨内疚……

而除了韦秉珍之外，乔家四兄弟参加革命以后，在那血雨腥风，豺狼当道的日子里，他们的父母既要承受儿子们“失联”的苦痛、心焦、失落和惊恐，又要安抚儿媳，甚至替儿子承受负心的羞愧。

即便如此，地处偏远大西北的乔家四兄弟一死三生，已属不幸中的大幸，就整个中国来说，又有多少白发娘亲失去了儿女，又有多少妻子儿女失去了丈夫和父亲，又有多少人家满门绝户荒草堙路。

乔映渭老人在他91岁高龄时挥笔写下《反日寇扫荡感言》：

蹚水过河磨破脚，衣服单薄伴虱多。

爬山越岭急行军，日寇穷追奈我何。

由此可见，那段惨痛的历史，对他来说刻骨铭心，难以磨灭。

今天，在抗日胜利70周年的时候，乔映渭老人无不感慨地说，战争是人类的灾难，愿人类珍惜和平，远离战争，愿中华民族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作者：李慧

引用：http://www.bynews.com.cn/Item/149.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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