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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至模“挽救”三意社

三意社在其百年演艺历史上，可谓是多灾多难、历尽波折。比如1919年，三意社的创始人苏长泰创建长庆社不久就与世长辞，三个儿子皆年幼，其弟子耶金山临危受命，使剧社不至于“散摊”；又如1938年初，一部分“大”学生脱离三意社，另起炉灶，与三意社唱对台戏；1940年又有一批演员和学生从三意社分化出去。不过，这些变故，虽然使三意社的演艺事业受到很大影响，但均系人事纠葛，在耶金山及苏氏兄弟的艰难努力下，最终都挺过难关。然而，1947年，三意社遭遇了致命打击。

据《陕西戏剧志·西安卷》记载，是年“国民党西安驻军占用三意社。使该社被迫停演，演员出外零散搭班，长达一年之久”。这一年，三意社剧场被“征用”为军火库，无法演出。仅有的三间演员宿舍，也被特务非法占用，艺人四处流落。为了糊口，社长苏育民带领部分演员在外演“场场戏”，勉强度日。常常是台前正在演出，后台即挤满了讨债者。由于时局所迫，加上社务与经济各方面的压力，主事人灰心丧气。1947年底和第二年1948春，国民党驻军特陆续搬离，但剧社已成冷落荒芜之地。据老演员回忆，当时，连买面做饭的钱都没有，只能靠赊账度日。

就在这艰难困苦的时刻，三意社编剧袁多寿先生，力邀刚刚离开晓钟剧社的戏剧家封至模先生前来“挽救”三意社，而封先生以秦腔艺术事业为重，不顾个人利益，慨然应允。对封先生的鼎力相助，苏育民非常高兴和欢迎，遂聘封先生作社务指导全面负责，袁多寿为社务助理。面对这样一个谁也不愿光顾的“烂摊子”，封先生首先要求苏育民振作精神；同时要求全社人员自强自立，大家自己动手，整修剧场；并提出全社人员（包括封先生自己）一律不拿工资，每日只管三顿饭。除四处向亲友筹借钱款外，封先生甚至变卖了妻子的全部首饰，首先解决演职人员的生活问题，同时购置了一些急需的行头、戏箱。面对剧社人力不足的问题，封先生力邀已经离开晓钟社的几个主要演员吕凝馨、杨作翰、高汉民、杨清芳等加入三意社，大大增强了演员阵容。而且还约请来了京剧教练李阔泉（艺名小玲珑）。

经过封先生和全体演职人员的共同努力，三意社结束了一年多的停演，于1948年3月重新对外公开演出，濒死的老剧社得以复苏，人们奔走相告：“三意社又演戏了。”此事在当时的西安曾引起不小的轰动。除了恢复传统老戏外，封先生还将京剧《大名府》移植为秦腔，演出时盛况空前，成为三意社的保留剧目。与此同时，他自己又创作了新戏《武大郎之死》《讨渔税》等剧目。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据《陕西戏剧志》记载：“是年，西北军政委员会向各戏曲团体派有军代表及新文艺工作者，协助排演新剧目。”其中，演出后场场满座、连演五十余天的《红娘子》就是封先生亲自改编排导的。另外，封先生还改编、排演了《鱼腹山》《白毛女》《红布条》等剧目，使得三意社在秦腔剧坛重振雄风，影响和推动了西安其他剧社纷纷排演新戏。

1948年初至1950年上半年，封先生在三意社前后不到三年时间，却经历了该社由几乎消亡到重生、由旧社会到新中国的关键时期。在这关键时刻，封至模先生对三意社、对秦腔艺术事业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文来源：西安晚报

引用：http://news.163.com/16/0424/04/BLD2AK1B00014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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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3-10 13:50 资料短消息加为好友

封至模先生与话剧

封至模，字挺楷，祖籍陕西咸宁柏坊村，生于咸宁景龙池（今属西安市碑林区）。被戏剧评论界誉为“菊部通才”“一代宗师”“戏曲艺术改革的先驱”等。他在秦腔、京剧诸方面的成就，已广为人知，然而，他对我国话剧运动的早期开拓，知之者并不多。

1920年，先生从省立第一师范（即西安师范）毕业，适逢当时的北京政府教育部在陕西招考“国语传习所（以下简称传习所）”学员，学期为两个月，先生报考并以第二名成绩被录取。传习所主要学习新制定的国音（旧时指国家审定的汉语标准音）注音字母和国语（指本国人民共同使用的语言，在我国是汉语普通话的旧称），培养人才，旨在全国各地推广。专业的语言学习，加上北京的文化、语言氛围，为先生日后从事话剧活动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在传习所学习期满后，先生正欲整装回陕，这时教育部恰好在北京创办美术专门学校（以下简称美专），先生对美术一贯爱好，于是前往报考并被录取，遂报陕西省教育厅批准，待美专毕业再回陕西教授国语及美术课程。

先生在北京学习期间，正值陕西连年天灾，旅京的陕西名流张凤翙、崔叠生、寇锡山等人，在京组织了陕西赈灾会，准备在北京中央公园举办赈灾义演。其中负责筹办义演的陕西在京大学生王捷三、李芝亭、马公弢、武少文等创建了一个话剧社，邀请著名戏剧家陈大悲为艺术指导；当他们得知封先生在西安曾排演过“新剧”，就力邀先生加入。于是，封先生欣然前往，遂成为话剧社的骨干、陈大悲的好助手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话剧界尚无女演员，每次演出就由先生扮演女角。他先后主演过话剧《一念差》《美人剑》《一元钱》《全家恨》《思仇记》《不如归》《是人吗》《母亲》《英雄与美人》，以及与陈大悲等创作并演出《爱国贼》《幽兰女士》等10多部话剧，受到北京观众的赞赏和戏剧界好评。同时，也为陕西灾民筹到了不少善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此间，先生曾与著名戏剧家李健吾同台演出，由先生扮演幽兰女士，李健吾扮演丫鬟。

除了频繁的演出，先生还与话剧先驱陈大悲、熊佛西等人组织了我国第一个话剧团体——“北京实验剧社”。1921年5月，先生与沈雁冰、欧阳予倩、陈大悲等13人，组织了“民众戏剧社”（话剧），编辑出版了《戏剧月刊》，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1922年11月，先生又与蒲伯英、陈大悲、汪仲贤等人创办了“人艺戏剧专科学校”，同时还为社会各种公益事业筹款义演。在上世纪20年代，受新文化运动和新艺术思潮的熏陶，我国话剧（时称“文明戏”“新剧”）处于初创阶段，方兴未艾。而封先生及同道组织、参加的这一系列活动，对我国话剧的诞生、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因而被称为“我国话剧运动早期开拓者之一”，先生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1923年，先生从北京美专毕业，经过五四新思潮的洗礼，他怀揣着刻苦学习积累的丰富文化艺术知识，回到了陕西。而先生为家乡办的头一件实事，就是为景龙学校义演筹款。为了便于居住在景龙池巷附近的儿童就近入学，早在1917年，西安东关的一些文教界人士，如马公弢、封至模、张相城等人，便商议在该巷北端的老母楼庙院筹办学校，校名定为“景龙学校”（此间，封至模已开始为学生排演新剧）。后来，由于班级增多，老母楼的房舍已经不够用，当时的长安县政府将景龙池南口约10亩多的一块空地拨出，用来修建校址。而先生由京返陕，恰好赶上筹款建校之事。于是，封至模先生出面邀请当时西安各剧社的名演员连续义演4天，加上热心教育人士的捐助，共筹得经费4000余元，修了6间教室，购置了课桌凳，并增添了部分教学设备。

1924年，为适应东关地区小学毕业生的升学需要，有关人士呈请长安县政府拨给柿园坊一货栈旧址，略加修整，开办了景龙中学。封至模与同道马公弢就在景龙中学组织学生在课余演出话剧，并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大影响。著名戏剧评论家、《西安晚报》资深文艺记者张静波先生生前曾告诉笔者：“我开始接触戏剧就是在景龙中学上学时，封至模先生等人当时教我们排演话剧。”其后，中等以上学校，如西安高中、中山中学、省立一中、省立一师、女师等，均有了话剧演出。其中以中山中学（即后来的省立二中）成就最大，其指导者系戏剧专家刘尚达[（1901—1985），陕西三原人。1930年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毕业，封至模先生好友]。封至模先生在其1934年撰写的专论《陕西四年来之戏剧》中指出：“考陕西话剧历史，发始东关景龙学校，次为阎甘园家庭，再次封至模、马公弢等，再次为各学校、各团体，本四年内以刘尚达努力为多，亦以刘尚达收获为丰。”

据1927年曾肄业于省立一师的陈洁生先生回忆：“京剧家封至模，记不起当时是否任课，但我们搞话剧时，封在化妆、演技等方面，对我们做过指导。”（见《碑林文史资料》第一辑，第91页）

1936年，古城西安处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西安话剧活动也是异常活跃（因为这种文艺形式非常适合宣传抗日救亡），由刘尚达、张寒晖（即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周伯勋、封至模、王淡如等人发起，杨虎城将军资助600元，于当年10月成立了西安市第一个专业话剧团体——“西安市实验剧团”（以下简称实验剧团），周伯勋任团长。不久，实验剧团便与西安各校的话剧社团在省立师范（书院门）大礼堂举办联合公演，演出的话剧以反映抗日救亡和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罪恶为主要内容，如《一颗炸弹》《撤退赵家庄》《死亡线上》等。“西安事变”后，随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话剧演出逐渐低落下来，实验剧团便派人到西安各校辅导排练节目，演出进步话剧，宣传抗日救亡。全面抗战爆发后，实验剧团公演了《春风秋雨》《未登记的同志》《前夜》《中华民族的子孙》等优秀话剧剧目。遗憾的是，1939年，实验剧团被迫解散，该剧团在西安话剧史上留下了光辉一页。

封至模先生在长达数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始终未离开过话剧艺术。上世纪90年代初，我曾与西安话剧院著名演员朱道娴女士，一同在省上担任演讲比赛的评委。在与我的交谈中，朱女士曾多次提到封先生。她说：“封老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老艺术家。他不但擅长秦腔、京剧，对话剧也非常内行，很有造诣。记得我院当年排演古装话剧《蔡文姬》《甲午海战》等等，就经常邀请封老去担任艺术指导。我们大家对封老都很敬佩，对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记忆犹新！”

(原标题：封至模先生与话剧)

本文来源：西安晚报

引用：http://news.163.com/16/0424/04/BLD2AK1B00014AED.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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