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58年，吕不韦在邯郸经商的时候，认识了在赵国做人质的嬴异人，认为奇货可居，便将所有赌注押在了嬴异人身上。通过吕不韦的穿针引线、巧妙安排和运筹游说，使嬴异人一步步摆脱困境和险境，最终被立为太子。嬴异人继位后，重重奖赏了吕不韦，并任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

嬴异人一死，其子嬴政即位---便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尊吕不韦为相邦，号称“仲父”，权倾天下。后因受嫪毐叛乱事牵连，被免除相邦职务，出居河南封地。过了一年多，拜访吕不韦的诸侯国宾客使者络绎不绝。秦王政怕他叛乱，复命他举家迁蜀，吕不韦遂饮鸩自尽。

吕不韦堪称政治投资、风险投资第一人。其“投资”故事在《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详细记载。此君“以人易货”之计，不可谓不奇，不可谓不巧，奈何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句话正好为吕不韦量身定制。正如徐钧诗所说：“谋立储君谁孕姬，巨商贩鬻巧观时。十年富贵随轻覆，奇货元来祸更奇。”

吕不韦有智而不正，非正智，虽然计奇谋巧，却缺乏见几功夫，不能功成身退，不知明哲保身，反而不断玩火，最终身死名裂，而且是被自己的私生子逼死的---如果《吕不韦列传》所记属实，灭秦国的就不是刘邦项羽而是吕不韦父子。可以说，秦国先于六国而灭。

功名富贵，悖入悖出，理所当然。吕不韦的成功，是阴谋诡术不择手段所获取。《说苑》说：“道微而明，淡而有功。非道而得，非时而生，是谓妄成。得而失之，定而复倾。”（《说苑谈丛》）又说：“义胜患则吉，患胜义则灭。”

吕不韦的成功，就属于“妄成”，其灭亡则源于患胜义。患，不义也，恶也。此人千方百计整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暴君，这个罪恶太大了，虽有主编《吕氏春秋》之功，不足以赎也。一善难以赎大恶，一功难以消万罪。

杨雄称吕不韦为穿窬之雄。“或问：吕不韦其智矣乎，以人易货。曰：谁谓不韦智者与？以国易宗。不韦之盗，穿窬之雄乎？穿窬也者，吾见担石矣，未见洛阳也。”（《扬子法言渊骞卷》）以国易宗，意谓用权位交换宗族。虽然获得了一时的权位，结果是丧身失命，危害宗族。吕不韦杰出，是一个钻洞跳墙小偷的杰出。小偷可以偷盗巨额有形财富，但不可能偷窃洛阳城。

司马迁说：“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没错，吕不韦就是孔子所说的闻人。在《论语·颜渊》中，孔子将达人和闻人作了区别。“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这是达人；“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这是闻人，这种人貌似仁义而行为有违仁义，却以仁人自居不疑。在朝廷在家族都有好名声。

值得一提的是，吕不韦集合门客编撰的《吕氏春秋》一书，不乏儒家思想和道德精神。方孝孺指出，“书皆诋訾时君为俗主，至数秦先王之过无所惮”，其中关于“君人之道”的阐说“切中始皇之病”。

然复须知，《吕氏春秋》并不代表吕不韦文化道德水准。吕不韦这个人，擅于投机、富有权术而劣于德行，一身商贾气，其言其行处处违反儒家原则。所以，要将《吕氏春秋》和吕不韦适当区别开来。《四库全书总目》说得中肯：“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典与孔子、曾子之言”云云。

《吕氏春秋》可称为儒门杂家之书。全书博采兵、农、法、阴阳各家学说，归宗于道德，在强调德治、孝道、礼乐、民本、正名、重贤等方面，与儒家一脉相承。在此基础上融合诸家之长，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吕氏”体系，结构严整、体例画一。只是可惜，该书没有明确确立儒文化为主体，对道德的理解把握不够精确到位，故似是而非地方也不少。

转自 儒者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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