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谁都懂，职业革命家孙中山更是门儿清。为了搞垮大清，孙中山一直坚持不懈地买枪买弹药，拉队伍，搞起义。到了1909年，尽管清廷已是摇摇欲坠，千疮百孔，但革命党的几次武装起义都没成功，孙中山期盼的那根最后的稻草依然没有落下。

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而言，起义失败了倒也好说，关键是钱花光了就不好办。毕竟，搞武装起义要花钱，买枪买炮也要花钱，拉队伍更要花钱，海外募捐来的那点革命经费很快就消耗殆尽。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没钱了，怎么办？面对孙中山的这个问题，刚刚还咋咋呼呼要打到北京废了清帝的热血青年一下子都安静下来，面面相觑。革命党现在穷得连买枪的钱都没有，还妄谈什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正在大伙儿尴尬之际，汪精卫站了出来。此时的汪精卫二十出头，不但人长得英气，而且写得一手好文章。汪精卫说，既然没钱搞大规模的武装起义，那就搞暗杀，一个人单枪匹马拿着几颗炸弹就能完事，何必兴师动众，更不需花钱如流水。

听汪精卫这么一说，大家都活跃了起来。此后，针对清朝大员的暗杀行动如雨后春笋，比如史坚如暗杀两广总督德寿，吴樾暗杀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暗杀安徽巡抚恩铭，彭家珍暗杀宗社党魁良弼……

暗杀也是个技术活儿，毕竟革命党暗杀的对象可是封疆大吏和皇族勋贵，人家不但手里有钱，还有兵，走到哪儿都有一大帮近卫军保驾护航。革命党人既非三头六臂，也非武林高手，哪能说暗杀就能暗杀得了？比如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只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提督，却先后被四批革命党人暗杀，尽管两次受重伤，但依然没被干掉。

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没钱搞，单枪匹马的暗杀成效低，此时的汪精卫心急如焚，一咬牙，决定亲自上阵玩次大的。这次他暗杀的目标是清廷实际最高统治者，摄政王载沣。

早在《论革命之道德》一文中，年轻的汪精卫就说，革命党人的将来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火中，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烈德”；釜于烈火中受尽煎熬，是为革命之“恒德”。薪釜合力，才能煮成一锅供四万万人食用的革命大锅饭。

可是，爱新觉罗家要行皇权专制，搞帝王独裁，死死抓住君权不放，连大家期盼已久的内阁都成了皇族内阁，这样的饭不是“四万万人食用的大锅饭”，而是爱新觉罗一家一姓的“满汉全席”。皇族吃满汉全席，百姓却连米汤都喝不上，汪精卫决定要砸了大清的这口铁锅。

在决定去北京砸锅之前，汪精卫咬破手指，以血代墨，给好友胡汉民留下手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然后踏上回北京的邮轮——当时的汪精卫，还不是后来叛国投敌的汪精卫。

暗杀意外落空

尽管汪精卫勇气可嘉，然而摄政王载沣却不是那么好杀的，他出行之时身边的侍卫非常之多。汪精卫一寻思，之前准备的铁茶壶炸弹的威力肯定不够，就临时跑到骡马市大街找个铁匠做了个一尺高的大铁罐，决定用这个威力更大的铁罐炸弹来实施暗杀行动。

下手前，汪精卫早已把摄政王上朝的路线摸得一清二楚，最终他选择在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手。选好了暗杀地点，汪精卫跟一班革命党人就着手落实暗杀计划。其中，黄复生、喻培伦负责埋炸药，汪精卫负责引爆，陈璧君负责通风报信。

汪精卫定制的炸弹威力巨大，而当时并没有电话引爆这种高级技术，因此负责引爆炸弹的汪精卫也断无生还的可能。汪精卫安排自己负责引爆，可见对于这次暗杀行动，他事前就没打算全身而退，正如他此前所言，“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然而，千算万算，暗杀还是落空了。

1910年4月2日凌晨，汪精卫等几个革命党人正在桥下埋炸弹，忙得热火朝天，忽然发现桥上有黑影在晃动。汪精卫跟三人一合计，担心暗杀计划败露，赶紧撤离现场，但是定制的大铁罐炸弹太重了，没办法搬走，就只能丢在原地。

很快，那个黑影就叫来了警察和宪兵，一起针对时任最高统治者的暗杀行动就这样败露了。其实，那个黑影并非朝廷的间谍或便衣，不过是一个准备捉奸的车夫。车夫的老婆已经三天没回家，那天晚上车夫正四处瞎晃悠，看到桥下黄复生抱着大铁罐子炸弹，以为是奸夫抱着自己老婆，于是跑过去一探究竟，结果发现有人在埋炸弹，赶紧叫来警察和宪兵。

暗杀没成功，喻培伦、陈璧君在汪精卫的要求下返回日本，继续筹款买炸藥。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则继续留守北京，探查风向。

警察找到了大铁罐炸弹，就一个铁匠铺一个铁匠铺地查，最终查到了汪精卫他们头上，留守在京的汪精卫和黄复生很快被逮捕。在狱中，汪黄两人争相往自己身上揽罪，希望牺牲自己保全对方，汪精卫还写出了“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绝命诗。

摄政王的心虚

蹊跷的是，尽管汪黄二人因为行刺摄政王被抓，最后却并没有被判死刑，反而在监狱中被伺候着，不然汪精卫也没有闲心写出那么多的诗词，更不可能传到狱外，引人争相传颂。

这就奇怪了，汪精卫行刺皇帝的老爸，居然没被诛九族，甚至连头都没砍，还在监狱里好吃好喝，读书写诗，这在皇权专制时代可真是破天荒的事。

有人把这个归结为善耆的爱才之心，是他在摄政王面前求了情，所以保住了汪精卫的一条命。这个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却靠不住，即不是汪精卫免死的根本原因。如果摄政王铁了心要杀汪精卫，区区一位世袭王爷的善耆能拦得住？

因此，汪精卫免死的根本原因在于摄政王的不杀。

其实，摄政王并非舍不得杀，尽管汪精卫有才，但历史上被帝王诛杀的才子还少吗？也不是不想杀，毕竟谁会保全一个要炸死自己的敌人，而且这敌人还要推翻自己儿子的朝廷。既然不是不舍得杀，又非不想杀，那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不能杀、不敢杀。

这正如摄政王载沣之前对袁世凯的态度一样。掌权之后，载沣当然希望杀了袁世凯以泄其恨，可是这袁世凯却杀不得，毕竟人家之前在小站练过兵，在新军中有根基，有势力，不到万不得已是不能杀袁的。

政治人物不是寻常匹夫，做决策必须反复权衡，通盘考虑，因为一着不慎就可能满盘皆输，搞不好就阴沟里翻船。载沣尽管年轻，但这些基本的道理他是懂的，所以他忍着胸中恶气留袁世凯一条性命。

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汪精卫。当时的清廷，外不能御敌，内不能保民，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内政也是一塌糊涂，洋务运动搞了十几年，除了成就盛宣怀这样几个红顶商人外，广大百姓可曾少一厘赋税、多一分收入？

此时的清廷，早就不得人心了。五十多年前，洪秀全那伙落第秀才搞起义，居然很快就占据了半壁江山，但好歹还有曾左李胡等汉人帮忙，好不容易总算保住了爱新觉罗家的江山；如今，皇族内阁早就伤透了所有曾经还对清廷抱有幻想的汉族士绅，于是除了满族亲贵，早已没有多少人愿意维护这个腐败愚蠢且贪婪的政权了。

对于这一点，善耆知道，载沣更是清楚。正因如此，载沣就更不敢杀汪精卫了。杀一个汪精卫容易，杀无数个汪精卫却不容易。杀汪反倒成全了他做烈士的愿望。汪精卫一旦成了烈士，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等革命党更有口实发动排满宣传和革命鼓动。这对于清廷当权者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的赔本买卖，精明的载沣怎么会去做呢。

既然不做赔本的买卖，那倒不如卖革命党一个人情，顺带彰显一下朝廷的怀民政策。对于这点，善耆跟载沣说得很清楚，汪精卫早已准备“薪尽饭熟”，现在处决他只会成其杀身成仁的美誉，这不但吓不退革命党，反而会激发他们的复仇之心，更增加百姓对清廷的憎恶。因此，善耆建议“标榜立究，缓和人心，并羁縻党人起见，不如从轻发落为佳”。不得不说，善耆的判断很准确。革命党人的确不怕死。

当初跟汪、黄二人一起参与刺杀的陈璧君和喻培伦，因为在汪精卫的要求下提前远赴日本，逃过一劫。在日本得知汪、黄被捕的消息，陈璧君情绪失控，痛哭失声地对喻培伦大加指责。喻培伦没有辩解，他对好友吴玉章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后来，喻培伦参加广州起义，身背炸弹筐冲锋在前，最后重伤被俘，受酷刑而死。临刑前，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看看，这就是革命党人的气概和气魄，摄政王的刀再快，也吓不退那些不要命的家伙。何况还有一个在海外极有人脉和威望的孙中山。知道汪精卫被抓了以后，孙中山估计清廷会下狠手，所以就四处活动，准备营救汪精卫。他在信里跟一个私交很好的美国军事专家说，我一个很亲信的同志已经被北京抓住了，现在唯一解救他的办法，只有再发动一次起义。

正因为上述这些原因，就算載沣对汪精卫再恨之入骨，但却杀不了，也杀不起。杀汪精卫的代价太大，所带来的风险也太高，载沣付不起这代价，更担不起这风险。

国家乃公器

大清早就不得人心。这一点，载沣是清楚的，所以他才要夺了袁世凯的兵权，将军队牢牢掌握在爱新觉罗家的几个皇族亲贵手里。善耆说得更是直白，他甚至私下里半开玩笑地说：“如果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正是这种人心向背，所以武昌新军营里几个下层士兵就可以敲响一个庞大王朝的丧钟。汪精卫也因此一时成为革命英雄，出狱那天更是引发北京各界人士数千人聚集，众人争相一睹汪的风采。相反，端坐在深宫里的摄政王载沣却只能坐困愁城，看着各地督抚发来的急报而无可奈何。

搞暗杀的人理直气壮，执法的人却小心谨慎，成了独夫民贼，难道真是造化弄人？当然不是。道理很简单。到了清末，中国已被拉入了近代文明的全球体系之中，先前的君主集权和皇权专制已经没有了合法性，君臣父子的这一套意识形态已经破产。国民尤其是上层精英人士，已经逐渐明白一个道理，这国家，并非爱新觉罗一家一姓之私产，乃亿万中华人民之公器。作者：胡赛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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