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陈忠实学习
李星（著名文艺评论家）
作为陈忠实同志的同事、多年的老朋友，对于他逝世至今仍怀有深切的悲痛，对于省委有关领导部门在他逝世半年之后，召开这个隆重的纪念会，深表感动和感谢！同时我也认为，对于陈忠实同志最好的纪念是能够化怀念为力量，继承并弘扬他始终不渝、坚守一生的文学精神，走他所走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文学道路，坚持他伟大的文学理想，进一步发展繁荣我省、我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写出像《白鹿原》那样的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为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文学艺术需要而努力。
首先，我们要像他那样坚守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文学的自信，以“文学是神圣的”作为自己的理想、信念，不断努力奋斗，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文学艺术精品。早在中学时代，他就树立了坚定的文学理想，与周围的老师和同学组织了“春芽文学社”，钻研并学习文学创作，积蓄并增长着自己的写作技能。高考落榜后，他并没有消沉、放弃，仍然坚持向生活学习，向农民学习，积累生活经验，加深生活的体验，并开始写作、投稿，并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接班以后》、《高家兄弟》等中短篇小说发表。以后他虽然担任了基层政府和文化部门的多种领导职务，但写作却从未放松，并开始了《白鹿原》这部鸿篇巨制的写作准备。为此，他写了十个风格各异的中篇小说练笔，积累经验，酝酿突破，以写一部“死后能够当枕头”的书，“写不成就回家种菜、养鸡”的破釜沉舟的毅力和决心来激励自己。正是在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商品大潮，一些文化人、作家，离开文学，“下海”经商时，作为主席的他发出了“文学是神圣的”宏大声音，激励大家坚守文学理想，表现了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
其次，像他那样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坚定不移地走前辈作家柳青的文学道路。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就自觉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高度概括的“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并且“是唯一的源泉”的伟大真理，不仅自己扎根基层，深入人民群众生活，而且每逢写文章、讲话，谈经验，都首先讲到深入生活的重大而根本的意义，他说，生活不仅给了自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题材，而且进一步总结说，人民群众丰富的生活不仅让我知道了写什么，而且让我知道了怎么写，给我提示了写作方法。到了八十年代末，他更将观察、认识、研究、分析群众生活，上升到了体验生活，所谓体验就是溶入血液，化为生命，以生命来体验生活。《白鹿原》正是他对中国农村、农民，中国历史、社会文化，过去、今天、未来的深厚生命体验之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将中国百年来的农民生活史、社会史、封建家族史、人民心灵史，写得如此深透、广阔，并塑造出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鹿兆谦、白孝文、白灵、鹿兆鹏、田小娥这样生动而丰满的乡土中国人物典型。
第三、学习陈忠实去障除弊，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和人格境界，扩大自己的心灵精神视野，以生命的辉煌、心胸的博大去实现文学的辉煌和博大。陈忠实是人不是神，是关中大地滋养的农民的儿子，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社会政治文化熏陶和培养出的一个农村基层干部。正是带着这双重的文化烙印，他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前者使他早期作品就具有浓郁的关中农村生活气息，写出了哪怕是落后的农业社会、文化、文明的迷人魅力，而后者却使他的作品笼罩在曾经被极左思潮侵蚀的意识形态及文学观念之下，难以在更广阔的时空境界中与世界和文学对话。然而陈忠实的性格力量、信念力量究竟非同寻常，正是这种坚持和执拗，使他走出了对于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是长期的思考和反思，用他的话来说，就是经历了痛苦的自我“剥离”过程：经过创作思想的剥离，走出文学和政治的误区；经过艺术观念的剥离，从写一般而外在的农民性格，到写民族精神和灵魂；经过与孤芳自赏、急功近利的市侩哲学的剥离，提高自己的人格修养，扩大心胸境界的人格提升，实现文学的突破，生命和人生的辉煌。
在悼念忠实逝世的痛苦中，我曾对来访的记者说：“人格的重量影响作品的重量，有多伟大的人格，就有多伟大的作品。有多高的境界，就有多高的作品”。今天看来，这段话也未必很严密，但它所强调的“教育者必先接受教育”，先做人，后作文的精神却是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学的一条重要规律。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告诉我们的：“‘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有容乃大、天欲则刚、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大凡伟大的作家、艺术家，都有一个渐进、渐悟、渐成的过程。文艺工作者要志存高远”，“作家诗人要随着时代生活创新，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我们在陈忠实的全部文学人生、文学道路上，我们看到的正是他志存高远，渐进、渐悟、渐成不断提升自己的过程。以陈忠实为榜样，向陈忠实那样生活、学习，在不断自我否定中前进，正是我要求我自己，也是希望更多的作家艺术家像他那样努力的。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4841580102wrgz.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