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高头坝与乌牛坝三百年水案始末
文/李元辉
(2013年10月25日在《民主协商报》登载发表）
明清以来，由于大量开垦荒地，武威农业生产发展较快，随着农业的发展，武威各地大修渠坝，充分利用河水、泉水、山谷水来浇灌农田，水利作为保证农业增产、稳产的重要措施也得到较大发展，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争水纠纷。乾隆《古浪县志》云：“河西讼案之大者，莫过于水利，一起争讼，连年不解，或截坝填河，或聚众独打，如武威之乌牛、高头坝，其往事可鉴也。”可见，武威高头坝与乌牛坝之间的争水纠纷，已成为河西水案的典型。从明代崇祯年间开始,经清朝直至民国年间, 三百多年间，武威高头坝与乌牛坝之间的争水纠纷从未间断。那么，这起漫长的争水案是怎么发生的，其来龙去脉又是怎样的？
高头坝（今凉州区双城镇高头沟）与乌牛坝（今永昌县水源镇乌牛坝）隔北沙河相望，高头坝居河南岸，较乌牛坝为上。高头坝有上泉二处，乌牛坝亦有下泉二处，自明代崇祯年间官府划定用水界限以后，一直各自浇灌，相安无事。康熙三十二年因洪水冲垮水坝，争讼遂起。康熙三十五年，乌牛坝民吕復元与高头坝民蔡培德互争水利，官府验明后断案。康熙三十九年，乌牛坝民众以吕世元为首将上二泉之水强行引入己沟，高头坝民蔡槟等将乌牛坝告到凉州卫衙门。卫衙断案之后，乌牛坝民徐进等拒不遵守，越级控告。道台断案之后，于康熙三十九年十一月二日立《凉州卫高头坝与永昌卫乌牛坝之争水利碑》，用以规范用水，此碑现存凉州区双城镇高头沟村。
但“乌牛坝地连七堡，户盈数千，而高头坝其户不满三十家，其人不过五六十”，因此乌牛坝依仗人势，每年五六月用水时，不仅抢水，而且状告高头坝。抢先告状也能理解，但令人不解的是，乌牛坝民众“今年结案，明年复告；旧官结案，新官复告；道厅衙门结案，督抚衙门复告。”先后于康熙四十年、四十一年、四十六年、四十九年不断争夺水源，不断状告高头坝，而且假扮逃荒，要挟官府。为再不发生水利纠纷，因此，督抚衙门在实地考察，公平结案后，于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在高头坝上二泉处立小碑一座，镌刻“高头沟”字样，在乌牛坝下二泉处立小碑一座，镌刻“乌牛坝”字样，又在沙河口大堤上立《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碑》，以此分定界限，批示两坝人民永为遵守执行。
因为高头坝田地在东南，地高且少，乌牛坝田地在东北，人多地广，水源不够其用，因此康熙五十四年乌牛坝又争夺高头坝之水，争讼重起。康熙五十九年、六十一年、雍正元年、雍正十年、雍正十一年，衙门不断处理水讼，但往往是刚一结案，争讼又起。雍正十二年十二月，衙门将带头抢水的乌牛坝民高尚文、蒋献朝重责三十，又立《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碑》，用以界定两坝用水。但好景不长，乾隆年间，乌牛坝民以高尚文、茹万泽为首，又挖坝抢水，高头坝人蔺蔚等便将乌牛坝告到县衙。乾隆九年十月，县衙将茹万泽杖责八十，徙二年徒刑，高尚文重责三十大板，其余挖坝之人也依法杖责，并判定两坝之民按所征赋税均水，高头坝计二百余石，乌牛坝此前虚报两千石，实则一千二百余石。高头坝民呈请受害不过，愿将上二泉让给乌牛坝，自己再筑坝引水，而乌牛坝民也坚称再不敢起争端。判决之后，九月二十日在县衙前立《判发武威县高头坝与永昌县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勒石碑》以杜争端。
仅仅三年之后，乌牛坝民又于乾隆十二年、十三年偷挖水坝，且私毁石碑，俱被官府依法杖责。乾隆十五年，乌牛坝民茹万泽、俞圣言抢水之后，又先具状，称分水不公。官府查明事实后，将茹万泽、俞圣言给予严惩，并将“袒护其民”的永昌县刘县令问罪。判决规定，以后再发生挖坝抢水之事，必当严惩首恶，并在乾隆十六年六月立《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用水执照水利碑》，以垂法守。
双方水争，在康熙年间，大的纠纷有11次；雍正年间，大的纠纷有3次；乾隆年间，大的纠纷3次。乾隆十六年宣判立碑之后，由于法令严明，双方安定了约几十年，但较小的纠纷依旧不断。嘉庆十九年纷争又起，道光元年、二年、三年官府又多次处理水争，同治年间依旧互相争讼，光绪四年，铁道台判武威与永昌两县互争北沙河水源案，光绪十年再判。有清一朝，地方政府多次发放水利执照、水权令，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进入民国时期，双方依然水争不断，整个民国时期双方大的纠纷有8次。民国二十七年省政府发《北沙河上游五坝与下游三坝用水训令》，民国三十八年《判发武威高头坝与永昌乌牛坝水权案文》，但依然无法永久解决争端，每当灌溉之期，两坝人民更是持械争水护水。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历朝历代政府都对这复杂的水利纠纷感到十分棘手，始终拿不出一套妥当的方案。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62年，武威专署经过多次调查，才最终妥善解决了高头坝与乌牛坝这场长达数百年的水利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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