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族源考释

西夏这一族群的族源关系还是比较清晰的，只因使用假名太多，以致搞得混乱不堪，众说纷纭。

一、西夏

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本名“大夏”，简称夏，又自称邦泥定国、白高大夏国、西朝等，亦有河西之称，因位于中国西北部，宋人称之为“西夏”。

西夏的祖先党项族原居四川松潘高原，唐朝时迁居陕北。唐僖宗时，党项部首领拓跋思恭被朝廷封为夏州节度  使，因平黄巢起义有功，一度收复长安，再次被赐姓李，封夏国公。从此拓跋思恭及其李姓后代以夏国公成为当地的藩镇势力。这部分党项羌武装也被称为定难军，其势力范围以夏州为中心，包括夏、绥、宥、银四州广大地区皆称为拓跋氏的私人领地，世代割据相袭。

五代十国时期，不管中原是何人当政，李氏（拓跋氏）皆“俯首称臣”，换来该地的统治地位和大量的赏赐。在这段时期，西夏十分谨慎地处理着与后唐、后晋、后汉等沙陀政权，与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07年建立的辽国，以及与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外交关系。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赵光义削藩镇的兵权，把李氏亲族一锅端到京城，准备根除西北这一大盘盘踞势力。李继捧的族弟名叫李继迁，遁入茫茫草原。李继迁很有政治头脑，连娶数位当地豪强的女儿作为妻妾，一下子与地方首领成了亲戚，势力渐盛。雍熙二年（公元985年），李继迁会同族弟李继冲诱杀宋将曹光实，并占据银州，攻破会州（今甘肃靖远），与宋闹翻；又向辽国“请降”，被契丹人封为夏国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李继迁截夺宋军粮草四十万，又出大军包围灵武城。宋太宗大怒，派五路军击夏，皆败北。宋太宗崩后，宋真宗即位，为息事宁人，割让夏、绥、银、宥（靖边）、静（米脂）给李继迁，事实上承认了西夏的独立地位。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李继迁率诸部落攻陷宋朝重镇灵州，改名西平府，后又攻取西北重镇凉州，截断宋朝与西域的商道，截断西域向宋朝的入贡，同时禁止西域诸部向宋朝卖马，严重影响了宋朝的国防军力建设。与吐蕃会盟时，李继迁遭吐蕃人暗算，被劲弩射伤，后伤重而死，时年42岁。

李德明即位后，倾力向河西走廊发展，南击吐蕃，西攻回鹘，大大拓展党项羌族的生存空间，1019年，李德明选定怀远镇（今宁夏银川）为都城，改名兴州。他对外仍向宋、辽称臣，对内则完全是帝王气派。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创造自己的民族文字（西夏文），并颁布秃发令。并派大军攻取吐蕃的瓜州、沙州（今甘肃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嘉峪关一带）三个战略要地。这样，元昊已拥有夏、银、绥、宥、静、灵、会、胜、甘（今甘肃张掖）、凉（今甘肃武威）、瓜、沙、肃数州之地，即今日的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以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公元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此后数年，元昊相继发动了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麟府丰之战、定川寨之战等四大战役，歼灭宋军西北精锐数万人。并在1044年，在河曲之战中击败携10万精锐御驾亲征的辽兴宗，完全奠定了宋、辽、夏三分天下的格局。

大败宋辽之后，元昊不可一世，日益暴横淫纵，甚至将儿子宁令哥德妻子纳为妃子，1048年元宵节，因夺妻之恨，元昊之子宁令哥挥刀，将其父元昊的鼻头全部削掉，元昊痛极血尽而死，时年46岁。元昊子谅祚继承大位，其死后又由子秉常即位，此时西夏政局内部动荡，宋神宗以为有机可趁，派兵五路攻夏，准备收复灵武。但败多胜少，特别是灵州、永乐城两战，损失士兵民夫达60余万人，耗费军费无计。西夏方面国力也大亏。后女真崛起，西夏攻占宋朝定边军（今陕西吴起），并向金国称臣。金朝皇帝在高兴之余把此前占领的西夏故地乐州（青海乐都）、积石州（青海贵德）等河外诸州都赏赐给了西夏王乾顺，西夏领土达到鼎峰。

漠北的克烈部与西夏十分友好，然而后来蒙古部在铁木真的领导下兼并不少部落。1203年克烈部被铁木真并吞，其领袖王汗之子桑昆逃奔西夏。两年后，铁木真率军入侵西夏，掠夺西夏边界城市而去。夏桓宗认为击退外患，改兴庆府名为中兴府，取夏国中兴之意，实际上西夏反而垄罩在蒙古的威胁之下。1206年铁木真建立大蒙古国，即成吉思汗，后被尊称元太祖。成吉思汗为了要攻灭敌国金朝，势必要切断金夏联盟，所以西夏成为他的目标之一。隔年夏襄宗夺位不久，成吉思汗率大军攻破西夏要塞斡罗孩城（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境），因各路夏军奋力抵抗而击退之。1209年蒙古降服高昌回鹘，河西地区也暴露在蒙古威胁之下。蒙古第三次征夏即自河西入侵，出黑水城，围攻斡罗孩关口。夏襄宗派其子李承祯率军抵抗失败，夏将高逸被俘而死。蒙军又攻陷西壁讹答守备的斡罗孩城，直逼中兴府的最后防线克夷门。夏将嵬名令公率军伏击蒙军，最后仍被蒙军击溃。中兴府被蒙军围困，夏襄宗派使向金朝金帝完颜永济求救，但是金帝拒绝，还以邻国遭攻打为乐而坐视不救。最后夏襄宗纳女请和，贡献大量物资，并且附蒙伐金。

夏襄宗附蒙伐金后，对金朝进行长达十余年的战争，使双方损失很大。国内方面，西夏百姓十分贫困，经济生产受到破坏，军队衰弱，政治腐败。夏襄宗本身也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公元1211年齐王李遵顼发动宫庭政变，废夏襄宗自立为帝，即夏神宗，史书称为状元皇帝。夏神宗不顾国内大臣反对，仍然坚持附蒙抗金，金宣宗也多次反击之。此时西夏国内社会经济凋蔽，民变不断。公元1216年因为西夏因不肯帮助成吉思汗西征，次年成吉思汗率军第四次进攻西夏。夏神宗以太子李德旺守中兴府，自己逃至西京灵州。最后李德旺派使向蒙古和谈才终战。公元1223年由于夏神宗不愿做亡国之君，便让位给太子李德旺，即夏献宗。此时夏廷已经认清蒙古将会灭亡西夏，夏献宗决定采取联金抗蒙的策略，趁成吉思汗西征时派使联合漠北诸部落抗蒙，以便巩固西夏北疆。当时总管汉地的蒙将孛鲁（木华黎之子）察觉西夏的意图，于公元1224年率军从东面攻入西夏，攻陷银州，夏将塔海被俘。隔年成吉思汗得胜返国，同时率军攻打沙洲。最后夏献宗同意蒙军条件投降，蒙古撤军。

1226年成吉思汗以夏献宗没有履约为由，兵分东西向西夏夹攻，此即蒙古灭西夏之战。成吉思汗率主力部队至兀剌孩城（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西进攻陷黑水城，又迂回进军贺兰山（宁夏银川西北），击溃夏将阿沙敢不，最后屯军浑垂山（甘肃酒泉北）。西路军由阿答赤率领，与忽都铁穆儿、西夏降将昔里铃部、察罕等人借道西州回鹘，陆续攻陷沙州、肃州与甘州。但在围攻甘州时遭到守将和典也怯律顽强抵抗，最后成吉思汗亲自攻陷，并且降服凉州守将斡扎篑投降。至此河西走廊全数沦陷。夏献宗忧患而死，由其侄南平王李睍继位，即夏末帝。同年八月，成吉思汗率军穿越沙陀，进军黄河九渡，攻占应理（宁夏中卫）。而后分兵攻陷夏州，主力包围灵州。夏末帝派嵬名令公率军救援，双方于冻结的黄河决战。而后嵬名令公与守将废太子李德任会合，最后城陷被杀。蒙军包围中兴府，并且分兵南下攻陷积石州（青海循化）、西宁（青海西宁）等西夏领地，并驻夏六盘山。西夏只剩中兴府，公元1227年夏末帝在中兴府被围半年后投降蒙古，西夏亡。成吉思汗此时已病死六盘山，但密不发丧，以免西夏反悔，拖雷按照成吉思汗遗嘱杀李睍。蒙军攻陷中兴府后展开屠杀，宫室、陵园付之一炬，还在西夏王陵附近挖地三尺，尽皆破坏。蒙古军将领察罕努力使银川避免了屠城的命运，并入城安抚城内军民，城内的军民得以保全。

1288年，改中兴府为宁夏路，宁夏者，夏地安宁也。此名一直沿用至今。

二、党项族历史渊源

西夏的主体是党项族，其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由于西夏兴起较晚，其族源关系自唐以下还比较清晰，自唐以上就比较模糊了。

最早的文献记载党项为汉朝西羌的后裔。《隋书》云：“（党项）古三苗之后，其种有宕昌、白狼。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周回数千里。自魏晋以后，西羌微弱。周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种散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拓跋氏，最为强大。唐贞观三年，党项酋长细封步赖来降，以其地为轨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党项之地，亘三千里。步赖一部既为唐所礼，余部相继来降，以其地为居、奉、岩、远四州。五年，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河曲地为十六州四十七县，内附者三十万口。有羌酋拓跋赤词者，附于吐谷浑王伏允。后亦归款，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属松州都督，赐拓跋赤词姓李氏。自是从河首、积石以东，并为中国之境。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移部落于庆州，谓之东山部。此即夏州拓跋之始矣。其别部移银夏以北。居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在安盐以西。居山谷者，谓之南山党项。不去者，皆服属于吐蕃。又有黑党项，在赤水之西。李靖击吐谷浑，伏允奔于黑党项。及吐谷浑内附，其首领号熟善王者，亦入贡焉。又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雪山之下。贞观初，亦尝朝贡。又舂桑、白兰等羌，龙朔以后，与白狗羌俱服属于吐蕃。雪山，今见四川成都府威州。又有白狗岭，皆党项旧地也”。

南北朝末期（6世纪后期）开始活动于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上游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隋书?党项传》记载：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有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墙"。隋唐时，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有千余家党项羌人归属隋国。次年，党项族领导人拓跋宁丛等，各率部落到旭州（今甘肃临潭县境）请求内附，隋朝授拓跋宁丛为大将军。开皇十六年（596年）党项首领进攻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兵败纷纷降附，并遣子弟入朝谢罪，向隋朝贡。

唐初武德年间（618—626年）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党项羌中著名的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拔氏等八个部落，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其中拓拔部落最为强大。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南会州都督郑元踌招谕党项归附，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所部归唐，唐朝在其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授细封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又设崌、奉、岩、远四州，并以原来各部酋长分别担任各州刺史。贞观九年（635年），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口。当时曾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为姻亲的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也在与唐作战兵败、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归附唐朝。唐就其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封为平西公。

唐初崛兴于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国，日益向外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并侵袭威逼党项羌。散居在今甘肃南部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南迁，唐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县），辖下的25个党项州，也随着一道迁徙。党项族原住地为吐蕃占领，留下来的党项居民为吐蕃贵族所役属，吐蕃称这些人为"弭药"。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的党项人逃离故土。

唐广德二年（764年），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自恃平定安史之乱有大功，对唐朝所给的待遇不满，起兵反叛，并煽动党项、吐谷浑等族叛唐作乱。朔方（驻今宁夏灵武县西南）节度使郭子仪为了防范党项等族受其煽动，建议唐王朝将居住在静边等六府的党项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以东一带居住；另将居住在宁朔州（今陕西榆林县境）的吐谷浑迁移到夏州以西。唐朝宗采纳了郭子仪的建议，召党项族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五人人朝，亲自接见，并厚加赏赐，让他们返回各自部落，安抚部众。从此拓跋乞梅居庆州，号东山部；拓跋朝光居银、夏，号平夏部。唐德宗即位以后，担心党项族进一步强大，会危害到唐王朝的安全，于是下令禁止商人以牛、马、军器等物资和党项族进行贸易。贞元十五年（799年），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向党项族索取驼、马等物，并经常对银、夏一带的党项族进行骚掠，党项不堪忍受，举部渡黄河躲避。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唐复设宥州（今陕西靖边县西），以保护党项，党项得以迁回。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自此以后，党项部落再度繁盛，远近的商人都带着货物到该地与党项族人民交换羊、马等牲畜。

唐文宗太和、开成（827—840年）年间，该地藩镇的一些统治者放任当地豪强、商人肆意掠夺党项族居民的羊、马财产，引起党项居民的极度不满，纷纷举行起义。其中以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北）一带的规模最大，断绝了交通，给唐朝统治者以有力的打击。唐武宗为了平息党项部民的反抗，多次下令安抚，并以侍御史崔君会、李鄂和郑贺分别为灵、延（今陕西延安市）、麟（今陕西神木县北）等地的安抚使。党项族的起义逐渐平息。

唐末宋初以来，拓拔部和被称为平夏部的夏州部落首领，接受唐、宋封授的官职，并且入居州衙通过贡赐的方式，接受了汉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他们以这种特殊的地位，在对外作战时召集各部落形成暂时的联合。宋朝皇室也通过他们来控制党项各部落的对外掳掠。宋朝初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附宋，并助兵对北汉作战。宋朝亦对夏州李氏政权羁縻统治。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传至李继捧，发生了党项贵族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率族人投附宋朝，献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宋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城，党项族内部由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继捧弟李继迁采纳部下张浦的建策，率领贵族逃入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抗宋自立。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北宋惟恐党项人“居城自雄”，下诏毁了“统万城”，将20万党项人迁到绥、银等州，也就是现在的横山、米脂、绥德一带。从此，党项族便居于银州（陕西米脂县）、夏州（陕西横山县）、绥州（陕西绥德县）、宥州（陕西靖边县）与静州（陕西米脂县西）等五州（一说是四州，没有静州）。至此，拥有近600年历史的“统万城”渐渐沉寂在毛乌素沙漠之中。

三、西夏族源

西夏人的族源主要涉及“弥药”、“党项”、“拓拔”三个族名。其族源关系还是比较清晰的，但因为这三个名称导致其族源模糊，以致自西夏立国的李元昊起，便与北魏拓拔氏纠结到一起，引起历史研究中的诸多纷争。

（一）弥药

《旧唐书?党项传》记载：唐时，吐蕃东侵，党项“其故地陷入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  《新唐书?党项传》也有“地乃入吐蕃，其处者皆为吐蕃役属，更号‘弭药’。

应该说，吐蕃的“弥药”这一称谓还是比较准确的。1908年至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盗掘的西夏文书中，有一些西夏文诗歌、谚语。其中有一首诗是颂扬党项人祖先的：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其中有“高弥药国在彼方”一句，由此看来，西夏人（党项）确自称为“弥药”。在汉文史籍中曾记着“木内”、“緬药”、“觅诺”、“弥娥”、“弥药”、“米纳”、“穆纳”、“母纳”、“明雅”、“木雅”等。可见记音之混乱，其中“弥药”一音最为确切。

何谓“弥药”？即“苗”也。这是“苗”的双音节化。无独有偶，远在地中海的“米诺斯”的“米诺”也即“苗”的双音节化。也就是说，这一族群自称为苗人，而并不自称“羌人”，看来于“羌”还是有区别的。唐开元年间，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守寂的墓志言：“公讳寂，字守寂。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由此看来，党项人确是出自“三苗”。那么，出自“三苗”哪一支呢？李元昊曾将“拓跋”后改称“嵬名”，自己称嵬名曩霄，小字嵬理。“嵬名”，又作威明、乌密、吾密、于弥、嵬疑又作嵬多、嵬咩。《西夏史稿》中指出：“‘嵬名’《长编》中作‘威明’《元史》则作‘于弥’、‘乌密、’‘吾密’等都是西夏文納篊的音译”。“嵬名”实际上，准确的汉译应为“隗苗”。义指“隗氏之苗”。“隗”字后世演变为多音：读“鬼”指商代鬼方；读“怀”指太行山西麓“怀姓五宗”。也有读作wei、kui之音的，湖北枣阳一带还读作yu。李元昊小字“嵬理”应写作“隗李”。这进一步表明，这支苗族族群来自大隗氏。那么，大隗氏在青海东南一带是哪一支族群呢？是“抵枝氏”，后变音为“析支”。而党项人正是发源于析支之地，那么，党项这支苗人正是抵枝氏这一族群的后人。

抵枝氏为何人？

“抵枝”字面意思是抵斗所用的象树枝一样的东西。这里指鹿茸或鹿角。这是唯一一支以鹿为图腾的部落。原生于今西安市临潼区铁炉、代王以南，小金山以西，是大隗氏的一个分支。烈山氏的分支大庭氏，又分为两大部落群：魁隗氏和大隗氏。6000年前，大庭氏主族的魁隗氏出了一个炎帝。5500年前，渭北犬戎（北狄）黄帝从陕西白水一带渡过古东海，进攻渭南二层塬，发动“阪泉（原）之战”，打败末代炎帝榆罔，将魁隗氏和大隗氏两大部落杀掳驱逐殆尽，引犬戎悉占其地，封为“犬封国”，即周朝时的“骊戎国”。

这次逃亡“抵枝氏”也在其中。逃入青海东南和甘南这一部分仍称抵枝氏。“抵枝氏”在北方和西方发展势力很大。河西走廊的大月氏（大鹿枝）、阿尔泰与天山之间鹿石文化创造者以及波斯、罗斯、创造希腊文化的迈锡尼人和破坏希腊文明的多利安人和建设罗马文明的伊特鲁利亚人都是这一部落。在河套、陕北的鬼方中有一部落、周穆王所擒“四白鹿”及后来的柔然、高车皆出自这一部落。有人曾将中国北方民族概括为“犬鹿氏”，其中之“鹿”就是指这一部落。

这支进入甘青地区的“抵枝氏”有两个大的聚集区：一个是积石山，一个是析支河。

积石山位于甘肃省西南部，黄河上游，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交汇处，1981年成立甘肃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这是以“抵枝氏”部落名命名的一个地名，应为“抵枝山”，后讹为“积石山”，进而讹为大禹治水的积石山。这里是“抵枝氏”西迁的第一站，从这里向北进入河西走廊的是大月氏。向西扩散到河曲之的，形成了又一个聚集区，河曲在秦汉时称析支河（赐支河），并称今青海海南、黄南藏族自治州及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黄河曲回地区为“析支河曲”，称今青海果洛、玉树藏族自治州河源地区为“析支河首”。《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枝、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就曾提到“析支（抵枝）”。可见四千多年前，这一支发展的规模并不算小，当时就有析支国之称了。

抵枝氏这支后世自称“弥药（苗）”的苗人与羌人的族源关系是同而不同。羌人出自烈山氏主族神农氏，7500年前由苗人转化为专职游牧生产的羌人，6700年前“刑天之战”神农氏失败后，西迁进入甘青地区的，比抵枝氏早了1200多年。他们同源而不同支。而抵枝氏是农耕族群，西迁后才学会游牧的。抵枝氏这支他们自称“弥药（苗）”也没错，确是三苗之一。

（二）党项

搞清了“弥药（苗）”的来龙去脉之后，再来看“党项”。其实很简单，“党项”即“大夏”，是“大夏”带很重鼻音的一种读音。读成“大夏”，不用解释就很明白，但读作“党项”就很费解了。

抵枝氏这支以“弥药（苗）”自称的族群为什么又要以“大夏”作为族名呢？这是因地域名称作为区别于不同地区的同一部落相区别的称呼。比如同一家族，一部分迁于湖南，一部分迁于甘肃，便被称作“湖南的”和“甘肃的”，久而久之，便以地区各称作了族名了。

析支河一带的“弥药（苗）”人不是形成“党项”的主体，他们一直自称“苗”。向南扩散便是“木雅人”。因而，康定以西、雅江以东、道孚以南、九龙以北、丹巴西南这一片地区的“木雅人”，不一定就是西夏遗民，很可能是析支河一带的“弥药（苗）”人向南扩散形成的。但也不能排除有西夏遗民的迁入成份。

“党项”这一族称的形成，与积石山（抵枝山）一带聚集的“弥药（苗）”人有关。从积石山向南，过了临夏再向南，有一条河叫“夏河”，夏河周边之地应是古“大夏”之地。在远古时期，“大夏”之名不是那个部落都能使用的。而是赫胥氏部落专用的。一般华胥氏（女娲氏）称华夏，而赫胥氏称大夏。最早的一个“大夏”在陕西蓝田县白鹿原。7500年前“神农战斧燧之战”后，风姓部落失利后从中华台大量外迁。其中西迁的赫胥氏在中亚阿富汗一带标称为个“大夏”。看来在西迁途中，赫胥氏曾在这一带驻留过，不过以后消失了。而在天水一带，伏羲氏倒是留下了明显印迹。

从积石山（抵枝山）向南扩散到“夏河”，一带的“弥药（苗）”人便称作“大夏”人，以与其他地区的“弥药（苗）”人相区别，并没有远近、亲疏、高氏、贵贱之分。

自夏河再向南，便是宕昌（tàn chàng）县。十六国时期末期至南北朝期间这里党项人曾建了一个地方政权，即史上的宕昌国。所辖区域相当于今中国甘肃省南部，都城宕昌城（今甘肃省宕昌县西）。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公元424年），宕昌国归附北魏。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北周大将田弘灭宕昌国。

宕昌哪一年建国，已不可考知。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羌人梁懃为宕昌国王，东西千里，南北八百里，有人口10万余众。从公元424年北魏确认梁弥忽为宕昌王，到公元566年被北周攻灭，有记载的时间是142年，共传9代12主。宕昌国力弱小，《北史·宕昌传》记载，国土“自仇池以西，东西千里，席（藉）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人二万余落（户）”，“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羖羊毛以覆之。国无法令，又无徭赋。唯征战之时，乃相屯聚，不然，则各事生业，不相往来。皆衣裘褐。牧养牦牛、羊、豕以供其食。”宕昌很少向相邻政权发动攻击，也难以抵御其他政权的进攻，常常受到西邻吐谷浑的威胁。公元470年前后和公元485年，吐谷浑两次颠覆宕昌政权，都是北魏干涉保护，才免于灭亡。处于各强大政权夹缝中的宕昌，不仅对北朝的北魏、西魏、北周频频进贡，也向南朝的宋、齐、梁不断贡奉。公元492年，宕昌王梁弥承亲自朝拜北魏皇帝元宏。公元505年，宕昌王梁弥博又亲自向南梁进贡甘草、当归。公元563年，宕昌向北周献给野生猛兽两只。公元550年，宕昌发生獠甘叛乱，国王梁弥定逃亡西魏，獠甘自立为宕昌王。魏派大将史宁平定变乱，杀獠甘，送弥定复位。公元565年，宕昌与北周对立，攻周边境，被击退。又联络吐谷浑4000轻骑进攻北周，被北周伏兵击败。公元566年，北周大将田弘进军宕昌，直至城下，获25王，拔56寨，遂灭宕昌。

梁太后(？———1085年)，西夏毅宗李谅祚第二任皇后，夏惠宗李秉常生母。1061年立为皇后，1068年其子夏惠宗李秉常即位，梁氏以太后身份掌控西夏政权达18年之久。大安十一年(1085年)十月病死，谥号“恭肃章宪皇后”。梁太后死后一年，儿子夏惠宗李秉常也就死了，其子乾顺继位，皇后梁氏成为了新的梁太后——史称小梁太后。大小梁太后均为原宕昌国王梁氏后裔，可见，唐朝，经过两次内迁，党项逐渐集中到甘肃东部、陕西北部一带，包括灵州、庆州、夏州、银州、绥州、延州、胜州等诸州的党项人可能主要是甘肃南部这一带的“弥药（苗）”人。

吴天墀《西夏史稿》说：“党项”即“宕昌”。何光岳《氐羌源流史》也说：党项即为宕昌之转音，且居地相同，都分布在甘肃南部岷、洮一带，宕昌灭而党项兴，其间也有相继的痕迹。由此可见，宕昌、党项皆“大夏”之变音。西夏之“大夏”早在甘南一带已经形成。

“党项”一词，北方突厥等族则称之为“唐古特”（Tangut），这在立于唐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的突厥文《毗伽可汗碑》文可以找到证明。“唐古特”的“唐”即“大”的变音，“古”是双音节尾音，无义，一般多为“迦”或“克”。“特”即“头”；“头”与“夏（sa）”同义。“唐古特”（Tangut）即“大头”，也即“大夏”。实际上，“突厥”即“头克”，也是“夏”的意思。由以上所分析，党项这一族称，起源于甘肃南部一带。

（三）党项之拓拔部

党项诸姓部落中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离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部，号称党项八部，其中拓跋氏在党项诸部中最为强盛。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等对西羌与党项关系的记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称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患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西夏始强。”由此可知，自宕昌国梁氏一族衰落，党项其他各部方兴盛起来，其中拓拔部最为强盛。因此，宕昌国之后的党项亦自称“大白上国”。《探索西夏文明》一书说西夏的全名为“大白高国”或“白高大夏国”。注意，这里的“白”不是黑白之“白”，而是“巴”。“高”是双音节尾音“迦”，可忽略。“大白高国”或“白高大夏国”即大巴国或巴大夏国。“大白上国”即大巴上国。何谓“大巴”？“大巴”即“头巴（拓拔）”。

1．“头巴（拓拔）”的由来

女娲时代，为母系氏族社会，原始巫教以女巫师为主，同时也是部落或部落群的大酋长。12000年前太昊伏羲氏夺取华夏国政权后。男权政治的兴起，在原始巫教中，女巫师失去了部落的领导权，便被边缘化了。代之而起的是男祭司控制了原始巫教的神权。长期以来都是政教合一的，一般男祭司也是部落的首领。这在纳西族和摩梭人那里，现在还是如此。

在12000——8000年前这一阶段，前期男祭司称作“夏（sa）巴”，后期多称为“头巴”或“大巴”。“巴”即指蛇。蛇为神符。“夏巴”、“头巴”或“大巴”皆指神职人员的首领。于是，这一阶段从中华台出走的先民，多以此作为族称。如鲜卑、锡伯、西伯利亚的“西伯”皆是“夏巴”的变音。又如纳西族的东巴、北魏的拓拔氏、吐蕃、图瓦等均是“头巴”的变音。可以从这些“夏巴”或“头巴”来判断这些族群从中华台出迁是在某一时段的。

2．党项的拓拔部

党项，这支自称“苗人”的抵枝氏，出走于5500年前，这时已是萨满教的前身“夏妈”巫教盛行的时期，不该有“头巴”了。但其特殊性在于他们处于青藏高原，受早期本教的影响，和纳西、尔苏等相同，仍保持“头巴”这种大祭司制度。所以，有了“拓拔部”的合理存在了。

数千年在甘青一带生存下来，不仅有八个大的部落，可能还有若干小的部落。从积石山到析支河，南到康定、宕昌这一广大地区，散居着这一族群大大小小诸多部落。

党项族中的拓拔氏部落，相当于纳西族的大东巴，由于是世袭的，逐渐形成了一个拓拔（大头巴）部落。在党项的诸多部落中，这一部落具有大酋长和大祭司的地位。尽管党项族是一个松散的组织，但这一部落处于中心地位。《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记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称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患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西夏始强。” 宕昌”在北周保定四年（564年）为周大将田弘击灭后，于此设宕州。由此可知，自宕昌国灭亡后，党项中的拓拔氏开始兴盛起来。

北周灭宕昌国，对于党项人，包括宕昌梁氏党项人并不一定是坏事。从北周到隋朝早期，他们雄据西安，对党项人是一种庇护，使党项人在夹缝中获得一个较长时间的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因而得以快速发展和壮大，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党项八部，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盛。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

北周、隋朝时间不长，部分党项羌开始内附。到了唐朝时，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党项羌和吐谷浑经常联合起来对抗强大的吐蕃。唐高宗时，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失去依附的党项人请求内附，被大唐安置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后党项人逐步繁衍成数个大部落。随着吐蕃不断强大，到唐开元年间，居于青海东南和甘肃南部的党项人非常恐惧四处劫杀的吐蕃军队，向唐玄宗求救，被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之乱起后，郭子仪怕这些异族闹事，建议唐代宗将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迁至银州（今陕西榆林）以北和夏州（今陕西横山）以东地区（相当于今内蒙古鄂尔多斯东南），这一地区即是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旧地，当时称为平夏，所以这部分党项人就成为平夏部，即日后西夏皇族的先人。

3.北魏拓拔氏

建立西夏的党项拓拔部的族源关系，通过以上叙述已经很明确了，与北魏拓拔氏没有任何关系。但在历史上确无端与北魏拓拔氏混在一起，引起后世研究中的许多争端。

最早将党项拓拔氏与北魏联系在一起的是唐人林宝撰《元和姓纂》，记载党项首领拓跋守寂、拓跋乾晖的先世为元氏，称“亦东北藩也”。此后，《宋史》卷485《夏国传》上，李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一路下来，搞得越来越真了，弄得后世难以分辨。这还仅是外部记述的原因。

西夏开国者李元昊在建国时也明确的正式提出过自己出于元魏拓跋氏。2008年2月29日新华社的一条消息：考古人员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乌审旗纳林河乡排子湾村发现一处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地。考古人员在这座五代至北宋初年的拓跋部李氏家族墓地中，出土了几方十分珍贵的墓志。墓志铭用了大段文字记述拓跋部李氏家族起源经过，并明确表示其家族为“本乡客之大族，后魏之莘系焉”。由此看来，西夏元昊认祖于北魏拓拔氏是确有其事。

《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乌桓者，本东胡也。……父子男女相对踞蹲，以髡头为轻便。” 李元昊不仅将族源向北魏拓拔氏挂靠，就连习俗也向鲜卑族“山寨”。《剑桥中国辽夏金元史》第二章说：在嵬名元昊土著化的革新措施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034年左右发布的剃发的法令。据载，初制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杀之。剃去头颅顶部的毛发，将前刘海蓄起来，从前额垂至面部两侧，在亚洲许多民族中（朝鲜、鲜卑、渤海）都可以见这种发式的不同变体。与此比较而言，据说古代羌人是将头发松散地垂覆在面部。我们似乎可以认为，颁布秃发令的目的，主要是改革落后的羌俗，并将西夏的国民与辽、宋、吐蕃等邻人区别开来。（注：（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M］第2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09．）。

《宋史·宋琪传》称：党项界东自河西银、夏，西至灵、盐，南距鄜、延，北连丰、会。厥土多荒隙，是前汉呼韩邪所处河南之地，幅员千里。从银、夏洎青、白两池，地惟沙碛，俗谓平夏拓跋，盖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地多土山柏林，谓南山野利，盖羌族之号。（注：宋史［M］卷二六四《宋琪传》．）党项族这一时期，平夏拓跋和南山野利形成党项族内实力最为强大的两大势力集团，到了李继捧附宋，李继迁举兵反宋，拓跋氏与野利氏集团联姻，“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注：西夏书事［M］卷四雍熙元年十二月条．）。“平夏拓跋”与“南山野利”两大党项集团在共同利益上携手，促使党项民族政治及军事实力骤然膨胀，而形成了以拓跋氏为首、野利氏为辅的强大的党项姓氏集团之间的军事联盟，促成了西夏的建国。从绥德地区即横山地区亦即南山地区到熙宁时仍保持“辫发”之俗即可看出，野利氏集团对元昊建国新政令的抵抗，最后野利氏家族惨遭灭族之祸及横山部落的不断叛夏，均当与两集团之间的矛盾有关。

党项并非“弥药（苗）”的全部，拓拔也非党项的全部，元昊将拓拔部挂靠于北魏拓拔氏，那么，其他党项族人情何以堪。元昊认祖北魏拓拔氏也好，颁布秃发令也好，其政治目的就是“叛宋”。当势力弱小时，内附以求庇护；当势力强大后，标新立异，以示叛离。

其实，元昊非常明白自己是谁。改姓“嵬名”（“隗苗”）便是一例，更具体自己族源为大隗氏之苗。可见，元昊心里很清楚自己与北魏拓拔氏一点关系都没有。

关于北魏拓拔氏，“拓拔（头巴）”只能判断这一支是12000-8000年前从中华台出迁的一支，但不能判断是哪一个部落。北魏拓拔氏将自已归于黄帝一系，自有他的因由。如果确系黄帝一族，那么，应于“戎”有关，可能出自古籍经常所说的“山戎”。“山戎”即《山海经》所说的“童戎”。当《山海经》记录时，已活动于太行之东和燕山一带。何光岳《〈山海经〉所载戎族的来源和分布》一文认为《山海经·北山经》所说的“童戎之山”，在今河北新乐县西北120里。但这已不是“童山”的第一地点。第一地点应在陕西临潼的潼水之上的那个骊山山头。由此判断，北魏拓拔氏若为“山戎”之后，与黄帝一系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出迁时，还没有黄帝一说，这一族系的“黄帝”最早出现于6700年前，要比“童戎”出迁晚得多。

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为5500年前西迁到甘青一带的抵枝氏带来189年的辉煌，随后消融于民族融合中。总的说来，这一族群族源关系还是比较清楚的。只是不大使用真族名，弄出了许多迷团。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639f59660102wtq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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