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可能就是古埃及!

早些年间我就注意到：古埃及狮身人面像和法老的黄金面具，是典型的黄种人特征；后来在业余时间博览群书，更惊觉古埃及人种、文明与汉文明的诸多惊人相似性：

一，古埃及人是典型的黄种人。与匈奴人种迄今的含糊不清不同，大量的古埃及壁画把古埃及人种描绘得明明白白，上至法老下至平民，都是黑发、浅眼窝、中低鼻梁、吻部适中、肤色在黑人与白人之间、身材也比白人和非洲黑人来得矮小；这些都与东亚黄种人相吻合；

二，古埃及文字是与中国甲骨文非常相似的象形文字，而全球除了汉字外，只有古埃及文是象形文字；而且，有心者可以查资料：古埃及文中表示帝王的那个字，与汉字的“皇”字非常像；古埃及人称皇帝为“法老”，“法老”意为“大房子”，这与中国的“陛下”（中国人对皇帝的另称）之意相似；

三，古埃及人送葬时穿白衣、戴白色头巾、脚系白色织物的习俗，与汉族“披麻戴孝”习俗酷似，而其他民族鲜有有此习俗者；

四，古埃及的马车制造技术非常发达，这与中国周朝相似。从壁画和出土文物可以看出，古埃及人造的马车，其车毂、车辕、风格与先秦马车几乎如出一辙！而那个时期擅长制作和使用马拉战车的民族，并以此有效克制蛮族游猎骑兵的民族，除了古埃及，就是中国的先秦了。

。。。。。。

但是，因为古埃及与中国相隔近两万里之遥，尽管两者之间诸多神似，多年来我一直未敢将两者之间联系起来，一直以为是某种巧合。

后来在天涯等处看到网友转帖讨论，忽有恍然大悟之感，多年积郁胸中而混混然不得解的《山海经》，亦因之而茅塞顿开！

阐述之前，需要首先声明：我不是考古学家，因此万不敢象朱学渊教授那样，在完全没有考古能力、条件和行为的情况下，訇然得出“秦始皇是说蒙古语的女真人”等等高论，我的关于汉族和古埃及人关系的阐述，仅仅是猜想，此种猜想主要依凭直觉，也依托他人所得的一些零星资料。

周朝人不是中国土著，而是于商朝时由西域迁来，这是周人自己承认的、史料确凿的事实；但是商朝人是否中国土著？迄今查无实证。唯一可知的是，所谓中国商朝的历史文物，在商（殷）王盘庚迁都河南商丘之前，一片空白，形成所谓的“夏商断代史”，这就对“华夏五千年历史”说构成严重挑战；后来虽然煞费苦心地炮制出“夏商断代史工程”成果，但其工程的最大考古成果——所发掘的“夏朝”遗址，河南省偃师市的二里头遗址一二期全盛期，始终未能发现任何能印证夏朝存在的文物和文字证据，因此，所谓“二里头文化”，迄今只能证明新石器社会当时已存在于中国。

“夏商断代史“工程在进行中还无意中发现一个重大的怪现象：马车和青铜器均密集出土于商（殷）王盘庚迁都河南商丘之后的“殷墟”中，而无论是在“二里头”，还是在盘庚迁都之前的中原古墓中，都没有发现马车和青铜器；就好象马车和青铜器，是在中国突然冒出来的一样。

但根据史书记载，商朝是一个马车制造和青铜器高度发达的朝代，青铜器简直成了商朝的招牌；而且，根据周人的记载：商汤伐夏时，动用了大量的战车——这些马车哪里去了？

这恐怕只能说明，夏朝根本不在中国境内，而立国毗邻于夏的商朝，原本也不在中国境内，直至盘庚时期，才驾着大量的马车、携带着大量的青铜器迁入中国，并征服了中国的土著部落。

而由夏、商、周传下来的“三皇五帝”，当然也不是中国上古的皇帝（所以传说的黄帝宫在古埃及，并非无稽之谈）。

夏既非中国王朝，那么商、周是从哪里来呢？应该是从古埃及来。何以故？除了以上人种和文明古埃及与商周人（汉族的祖先）的惊人相似性，还有着明确的考古证据：

人类考古学家的发现是：中国汉族的O3基因是最晚到达亚洲的，其出现的年代与盘庚迁都于殷的大致年代相符，这就是汉族西来的证据之一；

考古者在战国的古墓中发现了只有古埃及才有的玻璃项链、“蜻蜓眼”等玻璃首饰，而当时中国与中东既无海上贸易也无陆上贸易，这些古埃及饰品，恐怕只能是商周人的先祖，从古埃及带来的，此是佐证之二。

西晋时期，从战国时期魏安厘王的墓葬中发掘出五卷本《周王游记》小篆竹简，记载有周穆王（约前1001年—前947年在位）万里西游，赴“昆仑之丘”拜会西王母、参观“黄帝宫”的史事，中国史家一般认为周穆王去的地方是青藏高原的昆仑山，但史料明载：周穆王去的地方，需要以“八骏之乘驱驰九万里”，即需要以八匹马拉的大马车跑九万里，昆仑山哪有那么远？当然，九万里路涉嫌夸张，但从中原到埃及，曲线线路在两万里以上，是完全可能的。

与此相关的一个考古证据是：1993年，奥地利考古学家在一具古埃及女性木乃伊头发中发现了一块丝绸。这块丝绸与木乃伊同属古埃及二十一王朝，年代相当于中国的商周。而在那个时期，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丝绸出产地，当时中国与遥远古埃及根本不通商贸，且当时中国能够出产丝绸的只有巴蜀，丝绸自给都不足；这只能说明那个古埃及贵妇头上戴的极其珍贵的丝绸，是中国客人所赠送的超级奢侈品。

当时除了古埃及女王，谁能享有如此的装饰品呢？而除了中国来的高级权贵，谁能赠与此种奢侈品呢？

这应该能够佐证：周穆王所到的地方，就是古埃及；而西王母，就是古埃及的女法老。

《周王游记》亦明言：周王室先祖与西王母系同族，本同居“昆仑”国，而后因为种种原因，才不远万里去东方建国。这应该能够说明：中国历史上的“三皇五帝”，就是古埃及人的先帝。华夏民族文明的源头，就是古埃及；由胡夫大金字塔和《黄帝内经》、《易经》等“神传天书”来看，古埃及人的文明程度高不可攀，非常神秘，以致于即使现代科技，也无法破解其中之谜。

所以世人称中华文明是“神传文明”，也是有道理的。

《山海经》或许也是重要的佐证，证明华夏文明源自古埃及，而所谓中国的夏朝，就是古埃及的法老王朝：

《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上古华夏文明周边暨其周边地区的地理志，但其所载海、陆、山、岛、人文、方位等特征，与现今中国暨其周边地区根本“牛头不对马嘴”，毫无吻合之处，甚至相去十万八千里！如果上古华夏文明的产生地就是中国本土的话，是决无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五千内东亚大陆的地理海陆不可能发生这样巨大的变迁，古今气候虽有差异，但东亚大陆今天的海陆轮廓，在数百万年前就已经底定了。

这就表明：上古华夏文明地区，根本不在今天中国境内，而在与中国相距遥远的另一地。

那么，这一地区在哪里呢？应该在古埃及。因为若以古埃及为中心，《山海经》之18卷《山经》、《海经》、《荒经》所描绘的特征，基本上能够应验于现实地理；如《海外西经》，就有着对南美洲的清晰描述。。。这应该能说明，上古华夏文明地区，就在古埃及。而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上古华夏文明中的人物，是远离东土中国的古埃及人；而大禹所治的洪水，不是黄河洪水，而是尼罗河洪水。

综上看：夏朝，应该就是古埃及法老王朝；而商朝，则是由中东的另一个黄种人民族所建立，这个民族一度打败和入占了部分古埃及，后在古埃及人的反抗和周边高加索游猎民族的攻击下退了出来，狼狈东迁，一直逃到中国中原才安定下来；所谓商汤伐夏，应该指的是商朝一度征服古埃及的史事；而盘庚迁殷，指的是商朝迁入中国中原的事；而后，本为古埃及近亲和藩属的周人，也在中亚、西亚白种人游猎民族的攻击下逐渐东迁到中原商朝西陲，直到“武王伐纣”，取代商朝占据中土。

但是古埃及人的体貌特征，比之当今中国人也有明显不同之处：

由大量壁画和雕塑可以看出：古埃及人普遍是长头、大眼睛、脸型椭圆、女性许多是瓜子脸，容貌非常秀美；这种相貌特征，是异于当今的中国人的地方，因为当今中国人，普遍是扁颅，宽扁脸，小眼睛。。。比古埃及人丑了不止一个档次，这种体貌特征，在华北和东北尤为明显。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其实是汉族人长期遭受北方游猎民族异化的结果。经过“五胡乱华”和蒙古征服，大量的小眼睛鲜卑人、蒙古人在汉化的同时，也令汉人——尤其是北方汉人发生了形貌上的改变，单眼皮小眼睛的人大增；而金国的入主中原和满清的征服全中国，更令女真人以扁颅为美（以硬枕头把新生儿颅骨睡扁）的陋习深入影响到全国各地。

扁颅陋习同时造成脸型和身材的宽扁，它和蒙古化的小眼睛一道，令汉族人的形貌发生了异化；此种丑陋的异化，自南宋后就大规模开始了，到了满清统治时登峰造极。

当今礼崩乐坏、丑陋不堪的中国，亟需破除满洲化陋习、恢复“周礼”，恢复古埃及人的美感！

话又说回来，汉族虽然异化丑化，毕竟多少保留了东方式（古埃及式）的独特文明；但古埃及文明，在她产生的伟大国度，却久已湮灭了：周穆王瑶池（红海）一曲永别西王母后约一千三百年——公元640年，阿拉伯人侵入埃及，伊斯兰教可怕的凝聚力、以及穆斯林特有的高生育率，迅速地淹没了古埃及人的后裔，令埃及彻底伊斯兰化——至此，顽强绵延数千年，并先后同化了无数蛮族、以及希腊人、罗马人征服者的古埃及文明，竟被枯燥野蛮的阿拉伯大胡子彻底消灭了！

作为古埃及人的后裔，汉族人要警惕：今天中国境内的穆斯林，仍然是中国文明的心腹大患！

从古埃及遗留下来的诸多雕像看，古埃及人是黄种人还有疑问么？但许多学者对此长期视而不见，这是为什么？再联想到有关两河流域苏美尔人语言与汉语相似性的说法，古代中东人类文明中心是由黄种人创立的，这些最早的文明人向东迁徙，创造了规模更为宏大的华夏文明，这一历史线索是越来越清晰了。越来越多的证据将阐释：中国人就是人类上古历史中“神族”的惟一后裔！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9d78bbf30102y1m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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