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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5 15:23 资料短消息加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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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112岁的周有光先生半月前逝世,这位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的老人,一生中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堪称“四朝元老”。一个人一生从事某个研究方向都很难出成果，但周有光一辈子却在两个不同领域，经济学、语言学研究方面均有建树，堪称“学界奇人

这位老人84岁“换笔”用电脑，98岁倡导“基础华文”运动。100—103岁均有著作出版。2007年10月，第五届吴玉章奖3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颁发，周有光获得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特等奖。

周有光（1906——2017），原名周耀平，江苏常州人。经济学教授，语言文字学家。1923年开始就学上海圣约翰大学；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随同全体同学和华籍教授离校，改读离校师生创办的光华大学，1927年毕业。1928年至1949年，任教光华大学、江苏和浙江教育学院；任职新华银行，由银行派驻美国纽约。1949年上海解放后回国，担任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上海财经学院教授。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1989年83岁离休，继续在家中研究和著述。中国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

1，半路出家，语言学家

新中国诞生时，56个民族有数十种方言，并且当时大多数人都是文盲。要建设这样一个国家，没有统一的、能适应现代化需要的文字语言，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字改革问题很早就被置于国家工作日程的重要位置，并从全国范围内网罗了许多专家学者来从事这项开创性工作。

1955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周恩来亲自点名邀请精通中、英、法、日四国语言的周有光参加会议。会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胡愈之跟周有光说：“你不要回去了，你留在文改会工作吧。”周有光笑了笑，说：“我不行，我业余搞文字研究，是外行。”胡愈之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就这样，周有光从上海调往北京。从此中国经济学界少了一位金融学家，而国家语言文字改革委员会多了一位语言学家。

周老先后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研究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195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和《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他参加制订汉语拼音方案，提出方案的三原则，方案在1958年公布，同年秋季开始，《汉语拼音方案》作为小学生必修的课程进入全国小学的课堂。后主持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制订，提出正词法的基本规则和内在矛盾，基本规则在1988年公布。1979年，周老代表中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召开的华沙会议上，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得到大会的认同。现在大家看到的全国小学生第一堂课就教“汉语拼音”，而且“汉语拼音”作为人名、地名注解，被联合国批准，在全世界推广使用，都会感到周有光工作意义的伟大。

“汉语拼音方案通过以后，还是有争议，包括我的‘担挑’沈从文”。周老说：“我们的关系很亲近，虽然沈从文搞文学，要发展形象思维，我搞学术，要发展逻辑思维——在这上面我们是两条路。他一开始非常反对拼音，不赞成我搞拼音，说中文怎么能用拼音来写呢，中文应该一个个字写出来的。用外国字来帮助拼音，那是中国人写外国字。不过很快我用具体事例说服了他，让他知道我们要搞中国语言文字现代化。当时我带他在打字机上做实验。用打字机打拼音，中文字一下子就出来了。沈从文看了以后，觉得拼音可以用，也就不反对了。”

2004年12月25日周老曾应邀来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介绍一门新学科———比较文字学”讲座，讲课1小时(仅带提纲，讲稿全在肚里)，现场答疑1个半小时，精彩、不乏幽默的回答博得听众阵阵掌声，会后人们争着求签名，排起了一条“追星”长龙。一位百岁老人作新学科讲座并即席问答，与世界同步，不可思议。

2，耄耋之年，“换笔”电脑

在周先生的书桌旁，摆放着用花布包裹着的一样东西。先生指着说：“喏，写文章全靠它了。”小心地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台陈旧的WL—1000C中西文文字处理机。那是1988年4月，周先生83岁时日本夏普公司送来的礼物(周老提出的“从拼音到汉字自动变换不用编码”的设想成为夏普公司研究成功中西文电脑打字机的重要依据)。从此，先生便用它写文章、写信。（图013）

自从高龄“换笔”之后，周先生开始关注汉字在计算机中的输入输出问题。在他看来，汉语拼音输入法，不用编码，就可以输出汉字，值得大力推广。“改进电脑输入方法，效率可以提高5倍，这是件大事。”

周有光自己用电脑用溜了，就开始带动身边的人一起“新潮”。他们家的保姆不过30多岁，周有光劝她学学电脑，保姆说：“我都老了，还学什么电脑呀？”周有光说：“我还没说老呢！我老伴86岁不也学电脑吗？”周有光不但说服保姆学电脑，还教保姆的女儿学电脑。假期里，保姆的女儿来到周有光家里，看到电脑高兴地说：“我们学校也有电脑，但是没有机会碰，只能远远地看。”周有光非常喜欢爱学习的小朋友，短短几天时间，就教会了她用电脑。

3，随遇而安静观宠辱

人生没有一帆风顺的，周有光先生历经“四朝”，可以想见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霜雨雪。但提及当年的种种情境，周老却谈笑风声，全无一点心酸感触。甚至于在他看来，这一生种种的坎坷事件，都不过是幸运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提及往事周老最高兴的事要数1955年了，那时他离开经济学界，步入语言学界，来到北京。到1957年就开始反右了，反右在上海，经济学教授都是重点。“我呢，逃过了这一关！”周老十分得意地说。

但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逃不过，周老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占了他家的房子，东西都随便扔。周老说：“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人，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4，伉俪情深，相敬如宾

周有光祖上为江苏常州望族，太太张允和是当时的大家族张家的闺秀。常州的青果巷，出了三位致力于中国文字改革的著名学者：赵元任、瞿秋白、周有光。而安徽合肥，出了四位大家闺秀，即张家四姐妹、又称合肥四姐妹，她们是：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这四人分别嫁给了四位名人：昆曲名伶顾传玠、小说家沈从文、美籍德裔汉学家傅汉思和周有光先生。

叶圣陶先生曾说过，张家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后来，四个女儿中的二女儿张允和嫁给了周有光，三女儿张兆和嫁给了沈从文。于是，周有光与沈从文便成了连襟。

周有光与张允和这两位伉俪的婚姻之路要顺利得多。允和16岁时就结识了周有光（由于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与张允和同学，两家的兄弟姊妹们便已相互认识）。张、周两家也互有来往。对她来说，周有光是一个“为人耐心，很有绅士风度”的人，值得自己尊重。结婚前，周有光曾写信给允和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而允和的回信只表达了一个意思：“幸福是要自己去创造的。”

他们婚后的生活一直充满坎坷。日本侵华后，允和一家开始了逃难之旅，抵达重庆才安顿下来。1941年，他们的女儿小禾因盲肠炎告别人世，一年半后，儿子小平被流弹击中腰部，九死一生。兆和说，允和自12岁之后就没有过太平日子。对于她和周有光而言，风雨一直没有停歇。但两人始终相濡以沫，走过了70余年的婚姻生活。

家中生活情趣：恢复停刊60多年的家庭杂志。周有光用自己的旧电脑帮忙恢复了一本“发行量最小、办刊人年龄最高”的刊物《水》，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油印家庭杂志，由教育家张冀牖的儿女们自撰、自编、自印、自发，被著名出版家范用评价为“本世纪一大奇迹”，刊载的多是张家四姐妹及其夫婿周有光、沈从文、傅汉思等文化圈名人家长里短的事，三姑六婆间的音讯。

《水》1930年创刊，后因为四姐妹先后成家，加上战乱频仍，在印了25期后被迫停刊。60多年过去，1996年周有光用现代化的机器教86岁的妻子张允和学习汉语拼音和电脑打字，《水》也就是被张允和敲着键盘恢复起来的。

2002年8月，张允和仙逝，享年92岁。“我们结婚70年，忽然老伴去世了，我不知道怎么办。两个人少了一个，这种生活好像是车子，好像自行车只有一个轮子，一个轮子忽然掉了，你怎么走？后来呢，慢慢地、隔了半年以后人就稳定下来了。我就想到一个外国哲学家讲过：个体的死亡，是群体进化的必要条件。这么一想，我才安下心来，毕竟生死是自然规律。”周有光在极度痛苦之中，用先哲的警言来排遣。如今，他已经把人的生死参透了。

老伴张允和在世时，两人相敬如宾，据说一辈子没吵过一次架。对此周有光解释道：“我们的亲戚经常向我们的保姆询问此事。其实我们也有吵架，不过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钟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吃一点小点心。喝茶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是有一点好玩，更是双方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5，胡同深深，有书无斋

1956年，周有光从上海调来北京，住在景山后街文改会宿舍。这个院子最早是清朝的一个驸马府，房子宽敞但年久失修，不过那填掉了的荷花池、拉满晾衣绳的参天古树、被各种违章建筑遮盖的雕梁画栋还是显出了昔日的气派。

那是民国初年为德国专家造的一所小洋房，周有光占其中两间半房间。周老回忆道：“一间我母亲和姐姐住，另一间是老伴和我带小孙女住，半间做我的书房、客室、吃饭间。”而周有光也只能将书放在半间书橱内，“另一半留着放菜碗，由此我在《新陋室铭》中写道：卧室就是厨室，饮食方便，书橱兼做菜橱，菜有书香，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自从周老改行后，语法学大师吕叔湘、语言学家王力、新中国地图集编辑第一人曾世英、散文大师何其芳等等文人常来谈天说地。

书橱与菜橱功能合一的境遇只有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有好转。1984年，周先生迁入朝内南小街后拐棒胡同，住房条件有所改善，分得两大两小四居室。其中一小间，9平方米，也就功能独一地做了他的书房兼客室，“我的书桌很小，只有90厘米长，55厘米宽，一半放书稿，一半放电子打字机。书桌又破又小，一次我玩扑克牌，突然一张不见了，原来从桌面裂缝漏到下面抽屉里了。”

现在年纪大了，看书报时他一手持放大镜，一手拿红笔勾画，有时嘴里还念念有词，他要从大量中外报刊的字里行间中读出一般人不易觉察的信息。

书桌虽小，书橱却很大。在这个9平米的空间内，除了在窗口放小书桌，入口放个沙发，其余之地全是周有光的书架。周有光嫌这个书房小，进而，四个房间全都被布置成以书架为主，书成了这个家的主角，“我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因为放了家具就不能放书了。”

朝内大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而南小街一胡同内，槐树森森，宁静整洁。这里的一幢普通居民楼的一单元三楼，就是周先生居住的“小楼”。每天起床后，看看报纸、看看书，每天喝茶也不可少。来客人了，就在他的书房招待。书看完了，杂感还是有的。于是，再过十多天就将他的每月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外的刊物上。

周有光笑言自己是有书无斋，尽管四间房间全被用来放书，但他还是觉得那算不上真正的书房。被其命名为书房的，是一个9平米的小房间。不讲究摆设，不讲究整齐划一。

周有光最初是搞经济学的，解放初期还写过《新中国的金融问题》、《资本的原始积累》一类著作。不过，在周有光家里却很少可见经济方面的书籍。他解释说，自己所住的隔壁就是办公楼，有一个小房间全都放着他的经济学书籍。不过，离休后，他把这些书全部捐给单位图书馆了，“我已经改行了，不搞经济学了，而搞语言文字学了。”由此，在周有光的书架上所列的大都是语言学、文字学的书：《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外来语词典》、《常用构词字典》，甚至小到一个国家语言研究的书籍，都在其内。

“事实上，我的学术研究在离休以后就结束了，”为了查阅书籍，此前周有光要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我年纪大了，在家都可以自理，但出去不方便，站不住了，不能去图书馆了。”

6，平淡稳定，养生之道

周有光先生是五代单传，年轻时有过肺结核，患过忧郁症，结婚时算命先生说他只能活到35岁。可是他今天已是百岁人瑞了。吃饭、如厕、洗澡等基本自理，偶尔还下楼散散步。“如果身体跟五官分开，我的身体就很好，血压正常、消化正常、脑子正常，只是耳朵有些聋，眼睛也不好使。”接电话不方便，他在致友人的信末示知电话号码时，总要附上一笔“我耳聋，保姆代听”。

100岁时的周先生仍然天天洗澡洗头，一身清爽，皮肤白里透红，谈吐笑而生风，举止温文尔雅，外人见了总要问他长寿的秘诀。

“我97岁去体检，医生不相信，以为我写错了年龄，给我改成了79岁。医生问我怎么这样健康，我说这要问医生啊。”谈到自己的养生之道，他说：其实也无秘诀，不过生活应有规律，心宽体胖。周有光认为最重要的是度量要放宽一点。老人每当写文章累的时候，就会做一下他独创的“象鼻子运动”——扶着桌脚，晃晃头、耸耸肩、扭扭屁股、伸伸腿……小小的运动锻炼了全身，难怪他至今连牙齿还是原装的。

他每天起居定时，晨6时起，晚10时睡，中间要午睡。一生饮食习惯不变，喜欢吃面包、喝咖啡、饮红茶。在日常生活中，周有光一日三餐以面包、牛奶、青菜、鸡蛋、豆腐为主。他从不刻意所谓的保养身体，不吃补品，自述生活要平淡稳定，吃东西不要过分，不要老吃所谓的山珍海味，要吃家常便饭，吃青菜豆腐，就是赴宴会也不要多吃。周先生以前在上海有个顾问医生，他告诉先生大多数人不是饿死而是吃死的，乱吃东西不利于健康，吃的还是要家常便饭。

这位百岁寿星的养生哲学就是“随遇而安”。老人80岁的时候身体状况还非常好，行动十分灵活，经常坐电车出去买东西，85岁那年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用老人的话说：“再不退休就不好意思啦，占着别人的位置好久啦。”周有光说，人生就是一个增长弧线，100岁就是一个关口，1岁至10岁是生长期，20岁至80岁都可以正常工作，90岁至100岁就开始衰老了。

人愈老，愈发童真。他把80岁视为零岁，把81岁视为1岁，从头开始计算年龄。他92岁时，收到一份贺卡，上面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周先生高兴得不得了。

后来，周老把他的涵养功夫要领总结成12个字：“遇事不怒，顺乎自然，宏观意识”。可以看出，周老在看待任何生活“麻烦”时，都能找出一个乐观的角度。正如他自己所言，生命长，就会见到很多奇怪的事情。“我的处世哲学是随遇而安，人往前走，该转弯就得转弯，不转弯那不就死路一条了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有光一生一生有光”，夫人张允和的话，是对他最美的祝福。周有光的一生，给人的启发是多方面的：“业余”胜过“专业”，他本是学经济的，改行后，在语言文字学上的建树超过了专业之士；他活到老，学到老，知识渊博，沈从文戏称他“周百科”，以致百龄之身还能再创辉煌。

周有光说：“我现在有‘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越来越少。”走过了一个多世纪，他倚在历史和现实之间与我们纵横捭阖、谈笑风生。

引用：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6d062c0102wvlr.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