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20世纪文化的建构与发展中，有些人始终或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弄潮儿”的位置，比如郭沫若等；但有些人却始终是个灰姑娘，比如吴宓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吴宓，男，1894年8月20日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吴堡世家。谱名玉衡，乳名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改名为吴宓，字雨生，亦作雨僧，别号藤影荷声馆主，偶署笔名余生等。19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17年赴美国留学，初入佛吉尼亚州立大学，后改入哈佛大学，1921年6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应梅光迪之邀受聘东南大学教授，并与梅光迪、胡先啸、刘伯明等筹办《学衡》，自此，便开始了他苦难与多劫的命运。同年8月23日与陈心一女士于上海结婚。

1925年到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并任主任，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国学大师为研究院导师，1926年3月因《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被校方否定，“未能畅其志而被迫辞职”。同月，任清华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国文系主任，西洋文学系更名为外文系，代理外文系主任。这是清华大学办学至今于人文学科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的专家学者，如王力、高亨、陆侃如、钱钟书、季羡林、李赋宁、李健吾、王佐良等。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奉命南迁，吴宓先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任教，后到云南，至1944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6年，应刘永济、朱光潜的诚邀，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48年受聘四川大学教授。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1950年任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该学院旋即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奉命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至1977年胞妹吴须曼接回陕西泾阳，一直在此任教、生活，同时也接受改造、批斗，包括小人的欺骗、折磨。当然，也有好心人的关爱。1978年病逝。经冯至、朱光潜、李赋宁等3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及各方努力，1979年，今西南师范大学原西南师范学院，为吴宓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遵其遗嘱，妹吴须曼将吴宓先生的骨灰送回泾阳安葬。

吴宓先生是陕西现代文化第一人，也是中国现当代极为少有的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与一些名声显赫者相比，他一生发表的理论着述并不是很多的，但是，你虽然可对他的主张见解提出不同看法，可你不得不承认，他的人格、良知，是与梁漱溟、陈寅恪等一样都值得我们敬仰的。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1974年中国开展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吴宓明确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为此，他再次受到批斗、迫害。在整个中国，当时的教授中，仅有他与梁漱溟、容庚三人公开反对批孔。对此，不知今天如何如何吹嘘自己，而当时写“批林批孔”文章，作“批林批孔”报告者，是如何想的呢？晚年，吴宓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甚至连饭也吃不到口，据说，他说过：“我是吴宓教授，请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请给我看病”。由此，我们就能想得通见风使舵的人了。笔者那时就跟着成天批林批孔，一片虔诚，虽还未开化，但也是没有骨气的一种表现。历史有历史的责任，时代有时代的责任，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责任，这是不容推脱的。就此，巴金老人实在是令人敬佩。由此想到黄万里、梁思成诸位先生遭遇，实在是往事不堪回首。但当历史证明这些先生是对的时候，却无人出来承担历史的责任。相反，批他们者此后仍冠以专家学者的桂冠，真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他在办《学衡》时所提出的“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是具有远见性的，也是有针对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之后，我们不能不说，是存在着矫枉过正的。过去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对《学衡》及吴宓的批评乃至批判，是有失公正与公允的。20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对于文化的态度，与吴宓当初的主张是何等的相似，最少存在着不少可贯通之处。特别是，在对吴宓及其《学衡》的批判中，有的人是有意歪曲事实，有意片面曲解，因此，在过去数十年间，由一些人操纵，虚构了一个片面的吴宓。现在虽然为吴宓给予了历史的评价，但仍然不够，他对中国20世纪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应当与鲁迅、胡适等是一样的。在此，笔者并不是要贬损鲁迅等人，鲁迅、胡适等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而是希望还历史一个真实。

吴宓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诗词，这又主要是古体诗。1935年出版《吴宓诗集》。吴宓之诗，为感时怀情之作，其间蕴含着真性情。平心而论，这一方面的贡献与影响，是不能与鲁迅等相并肩的。但是，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上，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等学科的创建上，特别是在现代文化与文学的人才培养上，吴宓的贡献是不小的。尤其是其文化人格，已经渗透在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构建之中。他的文化思想以及人生情感历程，现陆续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中可能表现得更为全面与深刻。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一份宝贵的财富，也是一面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镜子。

因此，我们起码应当说：吴宓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韩鲁华，1955年生于山东鄄城，1958年落户至陕西大荔。198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与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代表作有《精神的映象——贾平凹文学创作论》等（在中国20世纪文化的建构与发展中，有些人始终或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弄潮儿”的位置，比如郭沫若等；但有些人却始终是个灰姑娘，比如吴宓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吴宓，男，1894年8月20日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吴堡世家。谱名玉衡，乳名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改名为吴宓，字雨生，亦作雨僧，别号藤影荷声馆主，偶署笔名余生等。19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17年赴美国留学，初入佛吉尼亚州立大学，后改入哈佛大学，1921年6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应梅光迪之邀受聘东南大学教授，并与梅光迪、胡先啸、刘伯明等筹办《学衡》，自此，便开始了他苦难与多劫的命运。同年8月23日与陈心一女士于上海结婚。

1925年到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并任主任，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国学大师为研究院导师，1926年3月因《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被校方否定，“未能畅其志而被迫辞职”。同月，任清华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国文系主任，西洋文学系更名为外文系，代理外文系主任。这是清华大学办学至今于人文学科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的专家学者，如王力、高亨、陆侃如、钱钟书、季羡林、李赋宁、李健吾、王佐良等。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奉命南迁，吴宓先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任教，后到云南，至1944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6年，应刘永济、朱光潜的诚邀，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48年受聘四川大学教授。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1950年任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该学院旋即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奉命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至1977年胞妹吴须曼接回陕西泾阳，一直在此任教、生活，同时也接受改造、批斗，包括小人的欺骗、折磨。当然，也有好心人的关爱。1978年病逝。经冯至、朱光潜、李赋宁等3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及各方努力，1979年，今西南师范大学原西南师范学院，为吴宓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遵其遗嘱，妹吴须曼将吴宓先生的骨灰送回泾阳安葬。

吴宓先生是陕西现代文化第一人，也是中国现当代极为少有的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与一些名声显赫者相比，他一生发表的理论着述并不是很多的，但是，你虽然可对他的主张见解提出不同看法，可你不得不承认，他的人格、良知，是与梁漱溟、陈寅恪等一样都值得我们敬仰的。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1974年中国开展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吴宓明确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为此，他再次受到批斗、迫害。在整个中国，当时的教授中，仅有他与梁漱溟、容庚三人公开反对批孔。对此，不知今天如何如何吹嘘自己，而当时写“批林批孔”文章，作“批林批孔”报告者，是如何想的呢？晚年，吴宓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甚至连饭也吃不到口，据说，他说过：“我是吴宓教授，请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请给我看病”。由此，我们就能想得通见风使舵的人了。笔者那时就跟着成天批林批孔，一片虔诚，虽还未开化，但也是没有骨气的一种表现。历史有历史的责任，时代有时代的责任，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责任，这是不容推脱的。就此，巴金老人实在是令人敬佩。由此想到黄万里、梁思成诸位先生遭遇，实在是往事不堪回首。但当历史证明这些先生是对的时候，却无人出来承担历史的责任。相反，批他们者此后仍冠以专家学者的桂冠，真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他在办《学衡》时所提出的“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是具有远见性的，也是有针对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之后，我们不能不说，是存在着矫枉过正的。过去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对《学衡》及吴宓的批评乃至批判，是有失公正与公允的。20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对于文化的态度，与吴宓当初的主张是何等的相似，最少存在着不少可贯通之处。特别是，在对吴宓及其《学衡》的批判中，有的人是有意歪曲事实，有意片面曲解，因此，在过去数十年间，由一些人操纵，虚构了一个片面的吴宓。现在虽然为吴宓给予了历史的评价，但仍然不够，他对中国20世纪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应当与鲁迅、胡适等是一样的。在此，笔者并不是要贬损鲁迅等人，鲁迅、胡适等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而是希望还历史一个真实。

吴宓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诗词，这又主要是古体诗。1935年出版《吴宓诗集》。吴宓之诗，为感时怀情之作，其间蕴含着真性情。平心而论，这一方面的贡献与影响，是不能与鲁迅等相并肩的。但是，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上，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等学科的创建上，特别是在现代文化与文学的人才培养上，吴宓的贡献是不小的。尤其是其文化人格，已经渗透在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构建之中。他的文化思想以及人生情感历程，现陆续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中可能表现得更为全面与深刻。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一份宝贵的财富，也是一面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镜子。

因此，我们起码应当说：吴宓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韩鲁华，1955年生于山东鄄城，1958年落户至陕西大荔。198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与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代表作有《精神的映象——贾平凹文学创作论》等（在中国20世纪文化的建构与发展中，有些人始终或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弄潮儿”的位置，比如郭沫若等；但有些人却始终是个灰姑娘，比如吴宓等。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吴宓，男，1894年8月20日生于陕西省泾阳县西北乡吴堡世家。谱名玉衡，乳名陀曼，1910年报考清华改名为吴宓，字雨生，亦作雨僧，别号藤影荷声馆主，偶署笔名余生等。191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17年赴美国留学，初入佛吉尼亚州立大学，后改入哈佛大学，1921年6月毕业，获文学硕士学位，应梅光迪之邀受聘东南大学教授，并与梅光迪、胡先啸、刘伯明等筹办《学衡》，自此，便开始了他苦难与多劫的命运。同年8月23日与陈心一女士于上海结婚。

1925年到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并任主任，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国学大师为研究院导师，1926年3月因《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被校方否定，“未能畅其志而被迫辞职”。同月，任清华大学部西洋文学系教授、国文系主任，西洋文学系更名为外文系，代理外文系主任。这是清华大学办学至今于人文学科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优秀的专家学者，如王力、高亨、陆侃如、钱钟书、季羡林、李赋宁、李健吾、王佐良等。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清华大学奉命南迁，吴宓先到“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任教，后到云南，至1944年，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6年，应刘永济、朱光潜的诚邀，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兼任系主任，1948年受聘四川大学教授。为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聘教授。1950年任四川教育学院外文系教授，该学院旋即与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奉命合并为西南师范学院。至1977年胞妹吴须曼接回陕西泾阳，一直在此任教、生活，同时也接受改造、批斗，包括小人的欺骗、折磨。当然，也有好心人的关爱。1978年病逝。经冯至、朱光潜、李赋宁等30多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中央统战部及各方努力，1979年，今西南师范大学原西南师范学院，为吴宓平反恢复名誉。1981年，遵其遗嘱，妹吴须曼将吴宓先生的骨灰送回泾阳安葬。

吴宓先生是陕西现代文化第一人，也是中国现当代极为少有的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与一些名声显赫者相比，他一生发表的理论着述并不是很多的，但是，你虽然可对他的主张见解提出不同看法，可你不得不承认，他的人格、良知，是与梁漱溟、陈寅恪等一样都值得我们敬仰的。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1974年中国开展全国性的“批林批孔”运动，吴宓明确表示：“只批林，不批孔”，“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为此，他再次受到批斗、迫害。在整个中国，当时的教授中，仅有他与梁漱溟、容庚三人公开反对批孔。对此，不知今天如何如何吹嘘自己，而当时写“批林批孔”文章，作“批林批孔”报告者，是如何想的呢？晚年，吴宓身心受到严重伤害，甚至连饭也吃不到口，据说，他说过：“我是吴宓教授，请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请给我看病”。由此，我们就能想得通见风使舵的人了。笔者那时就跟着成天批林批孔，一片虔诚，虽还未开化，但也是没有骨气的一种表现。历史有历史的责任，时代有时代的责任，我们个人有个人的责任，这是不容推脱的。就此，巴金老人实在是令人敬佩。由此想到黄万里、梁思成诸位先生遭遇，实在是往事不堪回首。但当历史证明这些先生是对的时候，却无人出来承担历史的责任。相反，批他们者此后仍冠以专家学者的桂冠，真是一种历史的反讽。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他在办《学衡》时所提出的“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这是具有远见性的，也是有针对性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之后，我们不能不说，是存在着矫枉过正的。过去包括鲁迅先生在内，对《学衡》及吴宓的批评乃至批判，是有失公正与公允的。20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对于文化的态度，与吴宓当初的主张是何等的相似，最少存在着不少可贯通之处。特别是，在对吴宓及其《学衡》的批判中，有的人是有意歪曲事实，有意片面曲解，因此，在过去数十年间，由一些人操纵，虚构了一个片面的吴宓。现在虽然为吴宓给予了历史的评价，但仍然不够，他对中国20世纪现代文化建设的贡献，应当与鲁迅、胡适等是一样的。在此，笔者并不是要贬损鲁迅等人，鲁迅、胡适等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功绩，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而是希望还历史一个真实。

吴宓对于中国新文学的贡献，主要在于诗词，这又主要是古体诗。1935年出版《吴宓诗集》。吴宓之诗，为感时怀情之作，其间蕴含着真性情。平心而论，这一方面的贡献与影响，是不能与鲁迅等相并肩的。但是，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上，在中国文学、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等学科的创建上，特别是在现代文化与文学的人才培养上，吴宓的贡献是不小的。尤其是其文化人格，已经渗透在了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构建之中。他的文化思想以及人生情感历程，现陆续整理出版的《吴宓日记》中可能表现得更为全面与深刻。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一份宝贵的财富，也是一面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镜子。

因此，我们起码应当说：吴宓为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韩鲁华，1955年生于山东鄄城，1958年落户至陕西大荔。1984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曾任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化与文学研究与当代作家作品评论。代表作有《精神的映象——贾平凹文学创作论》等（西安读书会）

一楼的位置好啊..  

真好。。。。。。。。。  

oh!magat!!!  

哈哈,顶你了哦.  

支持一下  

先看看怎么样！  

天啊.  

不错!  

知道了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