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三年（1864），何绍基66岁，正在湖南长沙担任城南书院的山长。这一年的六月，曾国藩兄弟率领的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接着，清军又收复了苏常等郡，从此翻开了清室“中兴”的一页。对于湘军的战功，作为湘人的何绍基是自豪而且骄傲的。对于南京这处二十二年前的旧游之地，何绍基心中更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怀想。他迫不及待要去南京一游，看看劫火之后的南京城。十一月二十四日，他结束城南书院的课务不久，就坐上新式的火轮，顺江而下，直奔南京。据说，他坐的那艘船名叫“飞似海马”。果然，“两昼一宵飞似马”，只两天功夫，就到了南京中关。

从十一月二十八日到十二月初八，何绍基连日出游，有邓季雨、魏盘仲、刘开生、黄礼吾等人陪同，行程颇为密集。他走访了许多旧游之地，访问了很多旧日友人，也得到了曾国藩、彭玉麟等将帅的关照。对何绍基来说，这既是回首往昔的怀旧之旅，又是体验劫乱的伤心之旅。头尾十一天，时间不长，却是心潮激荡，感慨万千，写下了《金陵杂述》四十首。了解太平天国乱后初定的南京情形，这一组诗是极为珍贵的史料。

战乱之后，南京城池残破，”太平门外行人断，元（玄）武庙中鬼火多“，到处是断垣颓井，其下埋着多少冤死尸骨，令人触目惊心。妙相庵是城中名蓝，庵中最着名的秋海棠壁早已荡然无存，昔日的僧人皆被驱散，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占据此庵，清静之地变成王府的御花园。作为书院山长，何绍基特别关注南京孔庙和书院的情形。他痛心地看到，南京着名的钟山书院和惜阴书院都已成为废墟，连秦淮河边的夫子庙，也只剩下两庑红墙各半壁。至于周处读书台、青溪、板桥、丁字帘，也都不复旧观。鸡鸣寺前的”十大功臣庙“都已荒废。明代皇京的标志性建筑报恩寺塔，全部毁于战火。岿然独存的只有明孝陵，“孝陵宝城及石人无恙“。

经此劫乱，南京士绅流离失所，殉难者亦不少，画家汤贻芬全家殉难，只是其中一例而已。众多南京园林也损毁严重，元气大损，”十里烟芜草不青“。小仓山的袁枚随园，昔日紫雪轩诗画满壁，现在则人迹阒寂。清凉山只留下山顶上的一座翠微亭，孤零零地站地那里。今日上海路与汉口西路交叉处的陶谷新村，传说是南朝陶弘景炼丹之地，咸同年间，着名藏书家张徵斋居于此，筑三间柏木厅以藏书，自称陶谷主人。乱后柏木厅犹在，但藏书却已散失。蔡友石的晚香庄，有墨缘堂石刻，当年何绍基曾来观赏过；汪氏邺园石峰上，原刻有顾横波所书”驻鹤“两大字，如今也不可复见。邓家万竹园、只存冷水一池，至于”西园凤凰台一带，瓦砾堆积最甚，“更让人不忍卒睹了。

除了心情沉重、色彩阴郁，此行也有一些轻松的亮色。何绍基到南京，彭玉麟邀其住在朱履巷，节相曾国藩曾连番招饮，同座的大多是何绍基的旧友，有的在曾国藩身边做事，如金陵书局中人，有的刚从外地飘泊归来，如汪士铎等人。如果没有曾彭等同乡的照拂，此行不会这么顺利，何绍基也不一定会将这组诗录呈曾国藩了。因此，颂扬曾氏兄弟及湘军诸将的功绩，是诗中必不可少的。诗中写到曾国藩建立的金陵书局，当时设在伪慕王府中，正在刊刻清儒王夫之的《船山集》。诗也写到曾国藩的恢复之功，写到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于同治三年十一月重开江南省试之举，还写到人称“九帅”的曾国荃从龙脖子掘洞攻城、出奇制胜的功勋，写到南门城楼修葺一新，重见雄伟之貌，歌颂之意非常明显。然而，何绍基亲眼也看到，“伪天王府残址，飞鸽极多”，其诗中毫不避讳地写到：“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庄野鸽飞。”为什么会这样？这背后究竟谁是罪魁祸首？除了太平军，难道就没有湘军的”贡献“？人们需要对此好好反思，这可以说是诗的弦外之音。

这一组诗作于是年十二月九日，后来曾刻石，拓印流传甚广。毕竟这是着名书法家何绍基的书迹，诗因字重；另一方面，这组诗对劫后南京城多方面的生动描绘，也让人不能不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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