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大树片区“湖广填川”历史
来源：达州日报
      达川区大树片区现今居住着12万多人口，溯其源基本上是“湖广填川”而来。

      据搜集的318个入川家族资料统计：湖南省籍的234个家族，占73.7%；湖北省籍33个家族，占10.3%；其他省籍21个家族，占6.6%；未知省籍30个家族，占9.4%。从入川年限看，明朝入川的25个家族，占7.8%；清初入川的11个家族，占3.4%；康熙年间入川的223个家族，占70.2%；雍正、乾隆年间入川的22个家族，占6.9%；未知入川时间的37个家族，占11.7%。由此看来，该区域居民祖籍基本上是湖南人，其次是湖北人。
两次“湖广填川”
       据多位史学家的著文和大树片区现存家谱资料看，“湖广填四川”主要有两次。一次是元末明初，主要从湖北麻城入川，这类人在大树片区约占10%。这次入川家族谱牒多书为：由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一带入川，时间多为明洪武年间（即1370年前后）。
       笔者研究发现，这部分入川家族多数在麻城县寻不到根，他们的祖籍并非麻城人，而是江西或沿海省份。其先人在多年战乱中逃难来到麻城，或短暂居住，或直接入川，麻城不过是一个中转站而已。如大树片区王家、翰台坝，祖籍都书为麻城孝感乡高阶堰破石缸，入川始祖王鼎。据资料考证，王鼎虽在麻城短暂居留，但祖籍应属江西茶陵。事实上，一个小小的麻城县孝感乡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人同时入川。
       第二次大规模入川是在清康熙年间，系奉旨入川。大树片区人口约80%都是这次入川的。入川前祖籍基本上是楚南即湖南人，其他省的不到10%。同时，入川年限也较集中，多书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至五十年（1711年）奉旨弃楚入川。
“湖广”为什么“填川”
       据史载，明万历元年（1578年）四川有人口310万人。到清康熙初年（1662年）四川人口陡减至50万人。清乾隆《达州志》载：达县明万历元年有人口16233人，到清顺治康熙初年实有5393丁。而大树片区清康熙初仅存王、黄、万、张、赵、秦、曹、竭、颜、樊等10多个姓氏数百人口。明末清初人口锐减，主要有四个原因。
       1、战争。明朝中后期，政治越来越腐败，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这些战争中，史载大树片区至少发生过两次以上战争。《达县志》在民间传说“张献忠巧施疑兵计”中载：“相传，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张献忠攻达城，路过黄庭，富绅、贪官、恶棍为义军震慑，纷纷逃遁。有的躲进黄庭深山之碟子洞（今名龙铃洞），深不可测，义军不及进剿。义军离去时，巧施一计，在洞外悬铃，竖旗于树梢，铃随风响，旗飘，似千军万马驻屯其地。洞内躲藏者，蜷曲一隅，不敢动弹，日久无食，均饿死。”
       又据翰台坝王氏三修《族谱》序载：明末全族共有百余丁，甲申之变（即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统治始），姚黄（即农民起义军姚天动、黄龙）扰乱于前，张献忠复蹂躏于后，老少尽行失丧。至康熙元年，只有王仕俊、王仕杰兄弟二人回归祖业。
又如黄都乡方碑村《樊氏族谱》载：他们本是土著人，明末一支军队路过此地，所有居民到处逃亡躲藏，尽行失丧，后只剩樊永朋一人藏于一石碓窝下，才未受其害，繁衍本族。
       由此可见，大树片区在明末清初饱受战乱之害，致民众离乡背井，逃难饿死、冻死于途。
       2、饥饿。清乾隆《达州志》“灾异”中载：“明崇祯年间，岁屡荒欠。”又载：“姚贼字天动，聚党劫掠及献贼大乱乘隙掠川之东北，所到焚毁，尽杀老幼，掘墓开坟，州寺俱为所毁。”“时饥疫并行，草木叶皆尽”，“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另有史载：“清顺治初，大旱大饥，大疫席卷大半个四川，人自相食。”
       以上记载虽言过其实，事实上，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争频繁，百姓背井离乡，或隐匿深山，或逃往外省，致田土荒废，众多逃难者饿死路途荒野。
       3、瘟疫。长期大规模战争，彼此拉锯厮杀，尸横遍地，瘟疫肆虐。史载：“清顺治五年（1648年），瘟疫席卷城乡，病状惨不忍睹。”
       4、虎患严重。由于耕地数十年无人耕种，人烟断绝，虎豹昼夜群游城乡，伤害人群。发生在明末清初的川渝虎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历时30年以上。
       据暨南大学历史系学者刘正刚调查，自明崇祯五年（1632年）为蜀乱始，川东死于献贼者十之二三，死于姚黄者十之四五，死于瘟疫虎患者十之二三，而遗民数万不存一矣。
      “湖广填川”的经过
       清顺治六年（1649年）朝廷颁布了《垦荒令》，在湖广荆州（今湖北江陵）特设“四川湖广总督”，专门办理移民四川事宜。由过去自发入川，变成政府动员、组织护送移民入川，形成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大潮。
       在“湖广填四川”的大潮中，广大楚南人民普遍存在祖家难舍、故土难离的观望态度，少数人甚至抵触入川垦殖政策，仅有个别人乐意自愿报名入川。从大树片区已搜集的200多个入川家族看，这一时段入川的不到10户，入川年代为清康熙三十四、三十四五年（1695年、1696年）。如大树镇光辉村周氏祖先周时选就属自愿报名，当地政府专门为其召开欢送会，他坐着轿子带领全家40余人入川。后人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历年清明节祭祖时，他们不挂清明吊，而是挂彩纸球插上坟头，这种纪念方式延续至今。
      清康熙三十六年，楚南地方政府见很少有人自愿入川，担心完不成入川指标，便出台政策，采取诸如“三兄弟者必走其一”、“五兄弟者必走其二”等办法强行组织入川。一些家庭考虑到祭祖、赡养父母长辈、耕耘土地、经营生意等多种因素，有的选择一半留守一半入川，有的先入川一二人或二三人，其余待父母长辈归世后，守灵三年再入川；有的变卖家产全家一齐入川；还有的出钱买人入川。经过一段时间的动员登记，当地政府派官员或兵卒分批护送入川。第一批集体护送入川的应是清康熙三十六年及次年。
       由于路途遥远，入川人户拖儿带女，路途艰难。护送的人怕移民逃跑或走失，将每个移民的一只手用绳索绑住，沿途凡大小便，叫领队解去绳索。所以入川后，传说“解手”一词就是由此而来。入川队伍每天只能行进几十华里，时有中途遇雨而耽误行程，从湖南到大树片区，最快也要走一个多月，最慢的达数月之久。
       据黄庭乡蒋家沟《蒋氏族谱》记载：他们先祖入川时，由于移民太多，行至万县过河抢着坐船，造成翻船事故，淹死男女数十人，余下生存者，各找门路。他的祖先跟其他移民来到新宁（今开江）暂居住下来，后打听一路来的同伴已落业达县大树坝，于是才移居到今黄庭乡蒋家沟。
       这次大规模移民，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起，至五十年（1711年）前结束，一般族谱称这段时间为“奉旨入川”。
       广大移民来到大树片区，看见到处杂草丛生，野兽昼夜乱窜，破烂的房屋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于是，他们各自择地留居下来，一面收拾或搭建房舍，一面圈定地界，挽草为界。稍作休整后，便开始开垦田园，养殖家禽家畜，经过几年的辛勤劳动，加上没有任何税赋和摊派，过着比楚南老家好得多的生活。
        移民逐步富裕起来后，派人回到祖籍地报告入川喜讯，从而又吸引了一批湖南人自发入川落户。据大树镇碑垭村《郑氏族谱》称：同族先祖郑明远，听入川移民传回的喜讯，抱着怀疑心态，于雍正年间从祖籍广东乳源出发，沿途算命为生，来到大竹县新庵场（今二郎乡），见这里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税赋很少，便立即返回广东，将自家和兄郑明华家迁徙到这里落户。
       “湖广填川”的特点
       第一，持续时间长。从清顺治六年（1649年）颁布《垦荒令》始，就有少数人自发入川，至清乾隆后期（1750年前后）自发迁徙入川止，约100年之久。其间入川大潮发生在清康熙中期，移民人数占入川总数的60%以上。
       第二，移民规模大。清前期的移民，最大特点是：有皇上圣旨；有地方政府组织；有奖励移民的政策；成批次大规模移民入川，有的一个家族同时几十人入川，开创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移民入川潮流。
       第三，移民省籍集中。大树片区的所有移民中，湖南省籍占80%，其次是湖北省占10%，其他省不到10%。从湖南省看：又集中在零陵县、安化县、祁阳县、芷江县等地，占湖南移民总数的70%。
       “湖广填川”促进了人口迅速增加。从全省看，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人口从低谷的50万人，增加到325万人，增长6.5倍。从大树片区看，到乾隆《达州志》（即1742年）时，人口由低谷的500人左右，增加到32甲，以每甲100户、每户5人计，约1.6万人，增长30倍。
       “湖广填川”促进了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史载：清康熙十年（1671年）全川有田14810顷，到雍正六年（1728年），田开垦到431221顷，比50年前增加29倍。粮食经济作物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数倍增长。
       “湖广填川”促进了教育、文化事业、卫生事业、市场的快速发展和语言的多样化。原有“土著人”都说四平腔，湖南移民入川后，传来了长沙话、永州话。凡湖南长沙、安化县一带的移民，基本都说长沙话，过去不讲长沙话被视为“出卖祖宗”。（□作者    王和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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