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伟家族是香港乃至中国电影不可绕过的重要存在：黎民伟大哥黎海山、四哥黎北海都参与了香港电影事业初创；两位妻子，一个是 “中国首位女演员”严珊珊，一个是“香港第一个女主角”林楚楚；四子黎铿是中国第一个着名童星，聂耳的《卖报歌》就是为其所作；五女黎宣是香港着名演员，六子黎锡是资深摄影师，侄女黎灼灼一生拍摄影片145部。

但论及对香港电影乃至中国电影的贡献，黎民伟才是翘楚。他一生传奇，但始终低调谦逊，即便在香港，他的知名度也远逊于孙女黎姿。1994年，香港第13届电影金像奖将“最高致意奖”颁给黎民伟，赞之曰：“香港电影拓荒者，缔造历史第一人”，2005年，位于北京的中国电影博物馆揭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选定五位中国电影开拓者并立铜像纪念，分别是任景泰、郑正秋、黎民伟、夏衍、袁牧之。同年，第五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尊黎民伟为“华语电影的创始人”，2009年，香港电影档案馆举办了《黎民伟的足迹》专题展览，内地亦有《黎民伟评传》出版。在去世并沉寂半个多世纪之后，他和他的家族终于得到了应得的尊重。

在《黎民伟的足迹》策展人吴月华介绍下，时代周报记者赴黎民伟六子黎锡家中采访，黎锡曾于2003年编订出版了《黎民伟日记》，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父亲的生平研究。

《淞沪抗战纪实》 记录珍贵历史

黎锡家中挂着一幅“天下为公”，这是孙中山手书赠予黎民伟的。黎锡说，中山先生为电影界人士手书“天下为公”相赠，历史上仅黎民伟一人。

黎民伟的父亲祖籍广东新会，是从事贸易的富商。黎民伟在清光绪十九年（1893）生于日本，4岁丧母，6岁随父返回香港，寄养在大哥家中，少时就读香港着名的皇仁书院和圣保罗书院，孙中山、廖仲恺、陈少白、伍廷芳等是该校学生，黎民伟因此接受了东西方不同思想和革命思潮。

黎民伟16岁加入同盟会，17岁剪辫，18岁与同盟会成员共创“清平乐”剧社（辛亥革命后改组为人我镜剧社），任演员，在香港学校、社区演出剧目，推动革命，亦用戏箱偷运枪械，支持广州黄花岗起义。

戏剧的力量始终较小，黎民伟将目光转向影响更为广泛的电影，他潜心钻研电影技术，在无任何资助的情况下，扛着笨重的摄影机械跟随孙中山，记录北伐，前后8年留下大量珍贵影片史料。1927年，黎民伟将这些素材剪辑成一部长纪录片《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大战记》，1941年底又经过整理编成《勋业千秋》。这部黎民伟呕心沥血的影片首先在香港放映，曾历经炮火而幸免于难，辗转运至大后方，在桂林、重庆等地多次放映，反应热烈，后还发行到东南亚地区。

1932年1月28日，日寇侵犯上海，黎民伟立即放下当时职务，带领摄影师和创作人员赶赴现场，又沿铁路至苏州，拍摄中日战事实况。1937年的“8·13”，上海遭到日军狂轰滥炸，黎民伟携家人和创作人员，不顾危险，参加支持抗日赈济难民的活动，用摄影机把这些活动和敌人暴行摄入镜头，后编成抗战初期上海军民团结抗日的珍贵影像实录《淞沪抗战纪实》。为记录日军暴行，从空中俯瞰地面情景，他不顾危险把自己绑在飞机上进行拍摄。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空中摄影。

1953年，黎民伟病危，虽然当时家境困难，他依旧托付妻子林楚楚将《勋业千秋》与《淞沪抗战纪实》无偿送往北京，他说：“这是我替国家拍的，不要收取报酬。”

和那个时期国外影人拍摄中国纪录片大多集中在风景异趣相比，黎民伟的镜头更多对准了中国现实，除了人物传记与时政要闻外，还涉及戏曲演出、公众活动等。1923年初黎民伟东渡日本拍摄了《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1923年底又率罗永祥等人赴北平为梅兰芳拍摄影片。

1928年，黎民伟以1925年拍摄的上海“五卅惨案”纪录片为基础，导演摄制了《祖国山河泪》。同年，担任《蔡公时》的导演，描写1926年5月3日“济南惨案”。影片摄制中威逼恫吓便不断袭来，完成后租界禁映，黎民伟便拿到上海南市中国人聚居区小影院放映，大为轰动。无论从开始时间、题材广度、影片质量等角度考虑，黎民伟都无愧于“中国纪录片之父”的称誉。

《木兰从军》 辉煌与衰落

走出黎锡位于香港天后庙道的家，吴月华带着时代周报记者去寻找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制片部原址。那时的天后庙前还是郊区，而如今放眼望去，只有一栋栋半山高档住宅楼，哪里还有半点影棚印迹？幸好转个弯，当年因民新公司而得名的“银幕街”街名依旧，算是有所慰藉。

民新公司是黎民伟“电影救国”理想的起步。他在日记中写道：“电影‘能对家对国’‘有莫大之补助力’、‘善用之，可以媾通文化，普及教育’。”1923年，黎民伟、黎海山兄弟及好友集资，在香港成立民新制造影画片有限公司，额定资本50万元，公开向社会招股。黎民伟先后任董事、监理、总理，并将天后庙前新建住宅廉价租于公司。公司斥巨资从美国购买电影器械设备，高薪聘用德国摄影师，但因港府阻挠，摄影场的申请久未获准，不得已在广州西关租房拍片。

民新是香港最早的制片公司，黎民伟将此前做生意赚的大笔收入投入其中。民新成立后的两年间，摄制了一部故事片和多部纪录片，其中故事片《胭脂》由黎民伟妻子林楚楚担任女主角，迈出港影重要一步。《胭脂》连映10天，收入近万元，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票房。

1925年5月“五卅惨案”爆发，黎民伟决定北迁，与李应生合办上海民新影片公司。当时上海民新公司占地10余亩，器材先进设备齐全，建有玻璃摄影棚，拥有一批有实力的导演演员，并设立学校培养人才，几年间摄制了《玉洁冰清》等颇受欢迎的电影，并迅速跻身于上海几大影片公司行列。

影片《木兰从军》的命运是民新公司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该片制作精良、投资巨大，影片质量很高；另一方面因制作成本高，不利于商战，所以导致入不敷出。民新当时每部影片成本超出10万元，而当时公司一般职工月工资仅一二十元。《木兰从军》剧组长途跋涉，至西北荒漠、湖北、河南、河北，再回到南京、苏州取景，动用几千人马，搭建一百多顶帐篷，场面浩大，历时数月，实属中国电影“大片”之鼻祖。但却因天一公司同类型粗制影片《花木兰》捷足先登而票房大失，损失惨重，原定的众多计划也无法实现。

1929年，黎民伟赴北平与华北电影公司罗明佑合作摄制《故都春梦》，影片上映大获成功，被誉为复兴国片运动之“嚆矢先声 ”，随之又有《野草闲花》《恋爱与义务》问世，此三片“各地卖座特盛，破前纪录”。

黎民伟的电影事业也因三部片而进入鼎盛，他协助罗明佑经营联华影业公司，则是其事业的辉煌顶点。联华背景雄厚，资本充足，产销一体，下辖6个制片厂，并开办歌舞班和电影学校，形成一个庞大的电影集团和实体。影片除在辖下的二十几家影院放映，还联络上海、香港、哈尔滨、广州等地的影院公映，盛极一时。

联华在战争背景下逐渐衰落，1940年，黎民伟接管设在九龙的启明制片厂，一年多时间里摄制了《情人四万万》《春色满园》等近十部影片，整理编辑纪录片《勋业千秋》。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敌机袭港，启明厂毁于一旦，也摧毁了黎民伟“电影救国”梦。

仅在民新的短短几年里，黎民伟便损失了私产40多万元（按今天估值约一亿元），之后在联华和启明，他也不时拿出私产来苦苦支撑，以致妻子过生日只得清茶一杯。抗战期间，黎民伟在桂林时，田汉以诗相赠，其中有云：“卅年银坛苦斗人”，算是道出了黎民伟的伟大与辛酸。

1953年，黎民伟因颈部肿瘤去世，仅留下现金22元和价值港币6200元的财产。亲友们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开追悼会送别他，十一位电影前辈翘楚共同拟定，为黎民伟赠上了“国片之父”四字。

感谢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郦苏元

原文地址：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091105/012969251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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