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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分享] 说不尽的六必居
泉脉泯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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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尽的六必居

历史纷纭

说起六必居的历史,早在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九月二十五日,六必居举办了建店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并请位于石头胡同的大北日夜照相馆摄影留念。在照片中共有员工24人。如果从1936年向前推500年,正好为明朝正统元年(1436年)。

另有记载,六必居始于明朝景泰五年(1454年),至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了。更有史料记载,六必居创建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在清末的《竹枝词》中称:“黑菜包瓜名不衰,七珍八宝样多余。都人争说前门外,四百年来六必居。”但不管怎么说它肯定是京城历史上最悠久最负盛名的老字号之一。

无论是考据研究还是史料记载,都说六必居的创办人是山西临汾人。山西临汾曾是唐尧古都,史称平阳,地处黄河中游,汾水之畔,民风淳朴,人杰地灵,是晋商的发源地之一,平阳帮也是晋商中的杰出代表。

关于“六必居”名字的来历,长期以来,说法不一。在清《燕京杂记》中记载,六必居三字相传为严嵩所书,端正秀劲……还有传说,六必居最初是六个人合办的,他们托严嵩题匾,严嵩写了“六心居”三个字,写完后一想,六心岂能合作?于是提起笔来,在“心”字上添了一撇,成为“六必居”。

1965年,北京市领导邓拓来到六必居的支店,原来的六珍号,通过原六必居经理贺永昌借走了六必居的不少房契和账本,从这些材料中考据出六必居并非创建于明朝,而大约创建于清朝康乾年间。由此可知,六必居的匾也不可能是严嵩所写。看来,二百多年前六必居的经营者就很会研究顾客的心理,他们利用严嵩这个众所周知的人物,使六必居在历史上蒙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源于酒说

六必居企业至今还保留着一块古木牌,上面书写着“六必”的说法:黍稻必齐,曲蘖必实,湛之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从字面上看这似乎与制酒有关,即在生产工艺上要做到:黄米、稻米用料必须备齐,酿制的曲必须备实,用水必须清澈,盛器必须优良,火候必须掌握适当,泉水必须纯香。莫非六必居最早是个酒坊?所谓“六必居”就是要让人们记住在酿酒过程中,要做到六个“必”吗?

翻开六必居保留的旧房契,最早的是清朝康熙十九年(1680年)的,但在房契中并未提及六必居。在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十五日立的家俱账中却有“源昇号”字样。打开第一页是雍正六年十月初八日,各项家俱都有标价。从账本的记载来看,后来的六必居最早叫“源昇号”。

现在,源昇号博物馆位于北京前门粮食店街40号。据说是在山西临汾人赵存仁、赵存义、赵存礼兄弟开办“源昇号酒坊”的遗址上建立起来的,这里是二锅头酿酒工艺的发源地。可见,六必居的前身有可能是酒坊,而成为酱园,则是后来的事。

可是,当时北京前门外多苦水井,不宜酿酒,而且朝廷也有规定,在宣武门、前门、崇文门外40里内不准酿酒。查阅北京以往制酒的史料,也无源昇号或六必居酿酒的记载。但六必居直到解放后还延续着卖散酒的经营项目,它已成为六必居的招牌之一。通过调查才知到,原来六必居是从崇文门外天顺号等八家酒店中趸来酒,经过加工后制成“伏酒”和“蒸酒”再卖给顾客。

为了提高酒的醇味,他们把趸来的酒放在老缸内封好,经过三伏天,等半年后再开缸,酒味比刚酿的好得多。这种酒六必居管它叫伏酒。还有一种叫蒸酒,味道也很醇香。伏酒和蒸酒的度数,可以达到69度,比市面上出售的酒度数要高,深受顾客的欢迎。

随着六必居卖伏酒、蒸酒的名声越来越大,时间长了,就有人打着六必居的旗号卖酒。针对这种情况,六必居采取了卖酒“打票”的办法进行打假,即给买酒的顾客一张小票,上面注明这酒是某月某日某时售出的,以证明酒确实售自六必居,从而维护了自己的声誉。

房契演变

在乾隆六年(1741年)的账本中记载:“乾隆六年十一月十三日计录六必居装修铺并盖酱厂房屋新添木料铜锡家伙并买牲口一应使账,共廿二项使银二十三两三钱九分五厘,钱四百六十二千九百三十七文,折合银二百七十七两七钱六分八厘。共作新家伙银七百零一两一一钱六分。”至此,我们第一次看到“六必居”的名字,并知道六必居正要装修铺面房、盖酱房之情。由此可以得知,早在乾隆六年之前,六必居就已经在此经营制酱了。

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正月的房屋契约上记载:“立卖房契人韩士希今因乏用,将故叔遗下自置盖分授瓦房壹所,门面房六间半,前接檐六间半,临街平台六间半,二层房五间,南北平台十间,南北厢房六间,共计大小房平台四十零半间,并六必居字号,门窗户壁上下土木相连,坐落中城中西坊二铺地方。凭中说合出卖与郭名下住坐永远为业。三面言定时值卖房价银三千两整……”由此可知,当时六必居所经营的铺面房房产并非六必居自己的产业,只是韩姓房产的一部分,后来韩姓又将房产全部(包括六必居铺面房)卖给了郭姓人家。

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的房屋契约中我们看到:“立卖房契人郭孜翰,今因乏用,将祖遗自置瓦房一所,门面房六间半,前接檐六间半,临街平台六间半,二层房五间,南北平台十间,南北厢房六间,共计大小房平台四十零半间,并六必居字号门窗户壁上下土木相连,坐落中城中西坊二铺地方,凭中说合出卖与原、郭、赵名下住坐永远为业……”房契中所说的原、郭、赵,指的是原杼、郭桂芳、赵璧,他们是合伙经营六必居生意的股东。也就是说在嘉庆二十年(1815年),六必居的三位股东正式得到了此处房产。

而到了道光二年(1822年),六必居的合伙人和房产又有了新变化,以下是道光二年六必居的房契情况:“立卖房契人原杼、郭桂芳、赵璧原系三家自置瓦房一处,坐落在前门外大栅栏口内南边路西中城中西二铺地方,开设六必居生理,门面顶排六间半,接檐六间半,又接檐六间半,院内罩灰棚六间,北厢房三间,出廊南厢房三间,北平灰台五间,南底瓦房五间,西大厅五间,北边夹道一条,又临街铺面外北边灰房一间,共计连排五十四间,院内井一眼,上下土木相连。今因原、郭二家无力做此生理,两家乏用,情愿将此房字号家具生意铺底各等项,一概彻底澄清,归并卖与赵名下永远为业,嗣后绝不与原、郭两姓相干……”至此可知,六必居的房东、股东由三人并为一人。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6月16日 总第2622期 第三版

原文地址:http://www.zgdazxw.com.cn/culture/2014-06/17/content_550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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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好景不长。到了道光六年(1826年)二月十五日,六必居的房产再次发生了变化,房屋契约中记载:“立卖房契人系山西平阳府临汾县民赵连城,今因乏用,将自置铺面房壹所,门面顶排六间口厦六间半,接檐六间半,又接檐六间半,院内罩灰棚六间,北厢房三间,出廊南厢房三间,北平台五间,南底瓦房五间,西大庭五间,北边夹道一条,又门面房外北边房一间,前后左右通共计房棚顶排五十四间,院内井一眼,门窗户壁上下砖瓦木石俱全。院落前后左右相连。座(坐)落在正阳门外中城中西坊二铺粮食店北口内路西总甲李祥地方。现开设六必居酱房生理。今凭知底中保人等说合情愿卖与内务府正白旗德源名下永远为业……”由此可知,六必居又将房产卖给了内务府正白旗的德源。这也印证了六必居老员工说的,六必居产品曾被选作宫廷御品。为送货方便,宫廷还赐给六必居一顶红缨帽和一件黄马褂,这两件衣帽一直保存到1966年。

而时间推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赵家四兄弟又重新盘回了六必居店铺的所有权,将前店柜台上全部换上山西临汾人,并在同一条街开办了分店“六珍号”,经营业务与总号相同,用的也全部是山西人。当年二月十二日,东家与铺伙刘琬等15人签订的合同中是这样写的:“……赵珏、赵瑜各备本银四千两,赵贺、赵庆各备本银二千两,四宅共备本银一万二千两,今在京都前门外粮食店街西开设六必居、六珍号油盐杂货粮铺生理。其二号(六必居本号)之事虽系四宅之基业,却不经手。交付与刘琬、刘丕承等(十五人)执掌营运。其创到利息照本银,领本数目分受,倘有增溢,按分均承,不得异说……”从出资者与经营者分享利润、承担亏损的约定来看,他们之间属于合伙经营。由于这样的经营性质,大大调动了伙友们的干劲,在经营上,他们个个显得精明强干。

至于六必居的分店——六珍号,它与六必居在同一条粮食店街,1965年以前的老门牌是14号,经营项目与六必居相同。从业人员以山西襄陵、临汾人为主。民国年间,张魁元曾长期担任铺长。

店规与用人

六必居在经营中有一套非常细致的规定,尤其在银钱的支取方面,这也许是取决于山西人精打细算的传统。买卖人常说:“内怕长支外怕欠”。如果内债外债太多,就会把买卖压垮。六必居对任何人都不准超支或长支店里的资金,对外经营也不欠债。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二月十二日,六必居的东家与伙计重新修订了伙规条款,在条款中明文规定:“东伙俱不须借贷银钱。倘有借贷,惟管事者是问。”“银东支使钱文随时扣除,伙计支使银文,临回里之时须要还清。”而对待老员工又有仁慈的一面,例如:“议领本伙计如自己五旬正寿之年并初生子孙者,以及祖父母白事者,按领本每百备礼银二两。”在对待触犯条款的员工也有非常严厉的一面,例如:“议领本伙计因己事出门者,不准在外住宿,以及嫖赌非为之事,立即辞出不贷。”“议领本伙计因犯条款出伙,或图别事,辞伙出者,未到大账之期,按本年支使开发,以后若得余利,与分手出伙者无干。”

六必居的股份基本上都把持在赵姓手里,其中,只有两名外姓,一个是贾颐,一个是霍凌云。

贾颐是因为在其任铺长的道光某年,因经营不善,亏损了1800两白银,可他用自己的钱补足了亏空。东家看他尚能将功补过,就让他以这1800两白银立了一股。

庚子年,义和团火烧卖洋货的商店,五月二十日,前门外大栅栏的老德记药房被人纵火,大火一直延烧到观音寺街、粮食店街。起火时,以张夺标为首的伙友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六必居的老匾抢了出来,送到崇文门外打磨厂的临汾会馆,而六必居被大火烧得只剩下后场的两间房子,原来保存完好的六必居的文书档案也被烧尽。东家一看买卖做不下去了,就发给伙友们回家的盘缠,自己也回山西临汾去了,留下看房的只有时任经理霍凌云。第二年,在霍凌云的主持下,照原样重修了六必居。木料是曾被东家辞掉的学徒孙万泰从修宫殿剩下的木料中偷来的。东家看霍凌云重整旗鼓有功,就送给他1000两白银作为酬谢。可霍凌云没有取银子,而是把银子放在柜上吃股,这叫虚本实利。

在霍凌云之后的经理是李向荣,其次是孙万泰,后来是张攀曾,1946年,62岁的张攀曾因事返回了临汾老家,继任者是时年67岁的张夺标。一般人都是从账房升经理,只有张夺标因在庚子年的大火中救匾有功,由粮柜上直接升为经理,一直干到解放。

在翻阅有关档案史料时还得知,位于前门外大栅栏18号的临汾会馆,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十一月十六日的会馆登记中,张夺标任会馆的负责人。这座会馆是明朝修建和成立的,房屋有七十间半,为同乡联络乡谊之所,当时尚有同乡数五十余家。张夺标能在这里任负责人,足以说明其人在同乡中的威信之高,六必居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日常的考核

长期以来,六必居的铺长和伙计基本上全都住在店里,几乎每天晚上,他们都会有个小聚会。东家炒几个菜,把酒热上,掌柜的请上市的(即采购人员)、跑外的、管账的等人一起喝栏柜酒。如果是外人,一定会觉得这个形式很随便,实际这个酒可不是那么好喝的。在酒桌上,掌柜的不喝酒,只问这些人当天经营的情况。比如问上市的油市、粮市、菜市的行情,还要问买之前的行市、买时的行市和现在的行市。如果答不上来,就是失职。对管账的要问当天钱柜上出了多少、进了多少,回答要一清二楚。俗话说:“买卖常算,庄稼常看。”糊里糊涂可不行。这种小型的聚会,既可以摸清企业的经营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又便于把企业的骨干力量拧在一起。

选料与制品

六必居的生产、营业是根据季节的。夏季做酱,秋季腌菜,所制产品以黄酱、甜面酱、酱菜为主,产品质量上好。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的《都门纪略》中,六必居被列为制售八宝菜、包瓜等酱腌菜的名家。可见六必居在京城酱园业的霸主地位。

说到六必居的传统产品,当时共有十二种,它们是:白糖蒜、甜酱瓜、甜酱什香菜、甜酱八宝菜、甜酱姜芽、甜酱包瓜、甜酱黑菜、甜酱甘露、甜酱黄瓜、甜酱萝卜、铺淋酱油、稀黄酱。据六必居的老人讲,六必居酱菜之所以驰名,主要是在制作中选料精良,讲究规格,精工细作。制好的酱菜出售时存放在青花瓷缸内,摆在货架上显得五光十色,令人垂涎。

六必居产品的原料都有固定的产地。这些产地的农户,往往三世五代相传,成为六必居的老客户。

六必居的黄酱和甜面酱,原料选自河北丰润县马驹桥的黄豆,其特点是粒大、饱满、色黄、皮薄、油性大。六必居还选用过通州永乐店的金粒黄豆,这种黄豆虽然粒小,但圆满、色黄、油性大。

白面选用京西涞水县的一等小麦,自己加工磨成伏面。由于这种小麦粘性大,特别适宜制作甜面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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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居白糖蒜的原料选自长辛店李村李恩家或赵辛店范祥家种的“白皮六瓣”,它们每头重一两二三,七八头为一斤。在夏至的前三天从地里起出来,不然就会老。买的时候要带泥,以保持新鲜。

甜酱萝卜的原料选自广安门外一户王姓种的萝卜。这种萝卜个儿不大,长得像蒜头,做出的酱菜又脆又嫩,别有风味。可惜这种萝卜后来再也没有见到。

甜酱包瓜的原料选自永定门外小红门牌坊村王光益家种的“八道黑”香瓜。

制作甜酱瓜的白瓜,选自小红门一带的老洋瓜。它们都是六七成熟时就摘下,这时瓜子还不太显。不然, 摘早了肉薄,摘晚了皮厚,腌制出来都不好吃。

此外,南郊海慧寺的五寸白根小萝卜、通县的宽叶老韭菜、广安门外大、小井村的甘露、丰台的青扁豆等等,都各具特色。

到了收获季节,这些老客户赶着大车送货上门。六必居在收购原料时,按质论价,优质高价。

六必居的产品制作基本上都有一套非常繁琐的工艺。例如,甜酱瓜的制作:老洋瓜要清晨摘下,必须赶在中午以前送到。货到后立即组织全体人员用清水洗净,按一斤瓜一斤盐的比例放入盐水中,浸泡36小时后投入酱料。经两天两夜再将瓜捞出,放在太阳底下晾一两天,中间翻一次(放气)。然后再入甜面酱缸,以后每天打耙七八次,每次打十耙。打耙的时间有具体规定,最早的一次是清晨5点半,最晚的一次是晚上9点半。如果天气特别热,还要多打一两次耙。

糖蒜的制作:要在夏至前三天将白皮六瓣蒜采收进厂,经过剥、泡、晒、熬汤、装坛等多道工序。制出的白糖蒜光泽脆嫩,味甜而稍具蒜的辣味,因兼有桂花香味,又称“桂花糖蒜”。

路权风波

1929年,六必居的业务进入了最为发达的时期,为了方便顾客,在很久以前,六必居就将对着自己门店直通前门大街的一小段路权买下,俗称“六必居夹道”。而六必居紧邻的中和戏园,平日好戏连台,人头攒动,这也给六必居及附近的店铺带来了不少客源,但同时也带来了人员聚集,交通不便的问题。尤其是当中和戏园散戏时交通非常拥挤。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北平市工务局拟将六必居夹道路权收回开路通车。但此项工程得到了六必居及附近商户的抵制,工程难以进行,无奈之下,市工务局拟定了收回六必居夹道开路通车的呈请,于当年7月送到市政府。市长张荫梧看后立即批复:“……拟将该处夹道收回开路通行,事关发展市政,亟应照办,除令准外,合行令仰该局妥为查勘,将该处地段各价收回,以利交通,并具报备查,此令。”

得知消息的六必居等商户,据理力争,于当年8月12日给市工务局写信,要求暂缓开辟六必居夹道,信中说:“……现闻工务局调查,欲将该地收回,起平通行车辆,商等何敢阻止,但该处如欲通行车辆不但与商等有害,且与交通反觉不便。查该处并无西道可通,仅在粮食店与大街之间而距离大栅栏二三丈。大栅栏已有东口,可直达西口畅行车辆,嗣无开辟之必要者一也;倘开辟车道而南来车辆进口,亦系往南进大栅栏,北来车辆进口往南,须走施家胡同,均不能畅通,车辆势必粮食店之车辆较大街为多。而中和演戏之日粮食店道旁满停车辆,中间反可通行一车而往来之车逾多,交通逾为不便。且粮食店除大栅栏及施家胡同可通车辆外,势必车辆拥于粮食店街中是便利交通,而反不便利者二也;再查该夹道宽度不及二丈,对面仅通行洋车,而汽车、马车均不能对面通行。倘对面来车,亦必拥塞进退不能,无开辟之必要者三也;再查每日中和散戏时,该处实为行人躲避车马之要道,凡是行人均由此出大街。倘开辟车道是行人无躲避,而车马行人杂踏甚狭之街道中,难免有危险发生,是无利而反害者四也;再倘,必开辟车道,该处宽度不及,势必拆让商铺、官家出若干之费,商铺受若大之损失,与交通无甚利益,如不展宽,南北铺房墙垣,每日受车辆之撞碰,亦受巨大之损失,总之与官商两有损失,市政交通无甚进展,是商等所陈各条,并非片面,乃系实在情形也……”

可是胳膊终归拧不过大腿,经过市工务局、公安局与商户的反复洽商,8月21日,市长张荫梧下令:“按照土地局估计六必居夹道地价数目将该夹道会同办理收回。”并“按房基线余地价每亩为五千元……工务局会同公安局向该商等办理收回具报候核”。

而今,我们再从前门大街上寻找六必居夹道,在标识上看到这里早已替换为中和戏园的入口。

遭到恐吓

当时北京的酱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老酱园,多为山西人所开,除六必居以外,还有中鼎和、西鼎和、北鼎和和长顺公等。第二类是京酱园,名气大的有天义顺、天源等;第三类是山东人开的山东屋子,像桂馨斋、兰馨斋、瑞馨斋等。那时南方的酱菜也有榨菜、佛手疙瘩、大头菜、腐乳等,但多数是在京酱园寄卖。

然而,买卖做大了,就难免被人嫉恨或勒索。1930年7月28日下午7时许,六必居铺长张攀曾手持一封信来到当地派出所,报称当日7点30分接到由邮差送来的匿名信,内称:“六必居小孙子,知悉自找其祸,不知大爷在此做了买卖,要好好欢迎,大过不言,今天大爷财政不足,借大洋二千元,急速预备,三五日亲自取去,如不预防,防大爷到此。”落款为“吴大爷”,下款是“永定门吴宅本铺”。

接到报警,北平特别市公安局长立刻要求由警察署派干练的便衣侦查写信人,并电请侦缉队协助侦查。同时,派干警协助保护六必居的安全。六必居收到匿名信就要惊动市公安局长,可见其在当时北平商界的分量。

名声与守业

1935年,六必居的酱菜参加了在青岛召开的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得到了优等奖。后来还参加了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展览会,其生产的干黄酱、铺淋酱油和罐头酱菜,均受到好评。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于1945年秋来到北平,在中南海设宴时,点名要六必居的酱菜。那次送的是蒜头形状的甜酱萝卜。厨师将甜酱萝卜切成细丝,拦上葱丝,再淋上香油,端上去。一会儿,就听有人传来话,说上面夸奖酱菜好吃。主事的将六必居来的小伙计领到蒋介石面前,蒋介石摸着他的脑袋,连声说“好”。

然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物价飞涨,为了保存资本,六必居还采取了存货不存钱的办法,以维持买卖。

新中国成立后,位于粮食店14号的六必居支店六珍号在1953年7月份合并于总店。原六珍号的经理贺永昌成为六必居的经理。此时六必居的主要财产有:“房屋壹佰零陆间半,大缸陆佰陆拾口,电滚子壹台,财产额为五亿零四佰万元,所经营的油、醋、酱,兼粮食加工产量也达到了一个高峰,成为本行业中的首户。”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6月20日 总第2624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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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前后

到了1954年4月,六必居的股东有34人,在职的股东为13人,股东代表是赵煜,经理是刘春魁,副经理翟广鸿和王五杰。企业实有人数为66人,全月最高工资为600元,最低工资为384元,是全市职工收入的较高水平。可此时,六必居的股东们正为当时倡导的公私合营之事搅得忐忑不安,举棋不定。大股东赵煜思想顾虑较大,经理刘春魁怕负不起责任。

当时六必居新成立的工会组织,基本上都是山西的老员工,长期形成的东、伙关系已顺理成章。参加工会的员工认为工会就是给员工谋福利的,而对工会提出来的一些号召却不能很好地响应。工会干部在思想上也不一致,遇事不能顺利解决,发挥作用有限。

由于企业有了工会组织和中共党员,赵煜、刘春魁表面上表示希望公私合营,实际则不然,在他们的心里有一连串的害怕:怕买卖充公,而无利可得;怕出了问题,负不起断送企业的责任;怕企业的股息将来不能支用;怕坐班干活不来不行,来了又怕用钱的时候没地方支取;怕赔了自己的盘银等等。在说话方面,怕职工不服;作不了职工们的主;怕受职工们责备等等,其他股东也都对新政权的新举措持观望态度。

在企业经营方面,自粮食统购统销以后,六必居的粮食销售与市面上的价格、质量统一。六必居产品的主要原料由粮食局保证供应,产品完全零售给北京及天津、东北各地,虽然正在逐渐丧失自己的原有特味,但因当时产量低,世面上物资匮乏,还是导致产品供不应求。

鉴于六必居在行业中对私营商业的影响,又鉴于资方已经申请了公私合营,很快得到了政府的批准。

1955年初,六必居实行公私合营时,所核定的占地面积是三亩二分玖厘玖毫,有大小瓷缸500余口,分为两个车间进行生产,共生产54个品种,当时年产黄酱12万斤,甜面酱2万斤,酱菜20万斤,腌菜20万斤,所生产的产品完全靠门市销售,不批发。为了满足市场的销售需要,六必居曾于1956年和1958年在前门区进行过二次并厂改组,同时将工厂和门市部分开,由于人员设备增加,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年产黄酱近29万斤,甜面酱18万斤,年产酱腌菜为90万斤。

1958年7月,前门区和宣武区合并,为了集中生产和便于统一管理,又将桂馨斋、瑞馨斋等厂合并给六必居,直至发展到生产工人147名,大小瓷缸1万多口,为了基本上保持住六必居的原有风味,特指定两个车间专为门市部生产高级酱菜。但由于原料不足,工人技术操作程度不一致,再加上供应任务加大,为了追求产量,有些产品原有风味的质量降低了,甚至不能生产。尽管如此,在当时副食品供应一度紧张的情况下,酱菜已经成了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为了解决酱菜供求的紧张关系,六必居的干部职工鼓足了干劲,企业似乎又焕发出了新活力。

产量与原料的无奈

到了1960年12月,由于市场咸菜供应紧张,出现了群众排队抢购酱菜的情况,六必居不堪重负因而停业。1962年春季,市场已进入鲜菜季节,一般副食店也都开始经营酱咸菜,货源也比较充裕,在这种情况下,副食品商业局与西城区商业局、宣武区商业局商量,计划恢复六必居的酱菜业务,此时六必居已库存高级酱菜约40万斤,一般酱菜原料及其他咸菜约43万斤。为了稳妥可靠,在出售方法上,副食品商业局与宣武区商业局研究决定:“六必居在1962年4月30日恢复开业。”六必居在恢复经营酱菜的同时,还经营黄酱、甜面酱、酱油、醋等业务。五角钱以上的酱菜,每人每次限购2斤。五角钱以下的酱咸菜,凭菜票或菜证供应。

而此时,六必居由于原料问题和追求产量,原有的特味已丧失殆尽,在社会上造成了特殊影响,主要原因是由于原料品种供应不全。如八宝菜的制作,因为没有酱杏仁、酱桃仁、酱花生仁等果料和龙须菜、银条、甘露等原料,只能使菜代替。八宝瓜的制作,因为没有花生仁、杏仁、桃仁、瓜仁、青梅、栗子、青红丝等原料而无法生产。最主要的是蔬菜规格不适合酱菜的要求,影响质量较为严重。过去六必居蔬菜的原料都是从固定的三世五代农民种户中采购,农户以特殊的种子选择适当的土壤,所产出的产品完全包销给六必居。如:永外牌坊村种的香瓜“八道黑”、安定门外黄寺的黄瓜“每斤6条”、朝阳门外王子坟、永定门外石村的萝卜“二英子”等,这些菜蔬所制成的成品确实色味俱佳。而公私合营后,六必居的原料由公家统一采购,切断了六必居与这些农户长期保留的约定俗成的采购联系。

首先,由于当时销量大,原料少,统一采购来的原料不分优劣一律使用。有的黄瓜一条半斤多重、萝卜大的七八寸长,小的只有手指头粗,糠的、冻的萝卜也要腌制;原来用的黄瓜应当是七寸嫩瓜,而后来有的长成一尺多长的老黄瓜也用于腌制,既不好酱,又不美观,也不好吃。

其次,由于生产任务重,为了提高效率,在操作中,六必居最有代表性的产品酱香瓜,被切得大小块不均,姜丝也被切成了姜末。什香菜在当时虽有原料,但因是手工切丝,效率慢产量低,也就不愿意生产了。

再有,生产酱的原料,过去使用的是河北丰润县马驹桥的一号黄豆和好面粉,而当时给的却是二号黄豆和标准粉,有时还给三号粉和黑豆,严重影响了成品酱的质量。

针对上述情况,1962年宣武区商业局为恢复六必居特味,曾向上级写过报告请示解决粮食、果料、蔬菜等原料问题,但已积重难返。许多老字号在公私合营后,逐渐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这已经无奈地成为了一个不争的现实。

重新挂匾

“文革”期间,六必居酱园成为了扫“四旧”的目标之一,六必居牌匾被砍了几斧头,随后送进了北京展览馆,店名先后被改为宣武区酱菜厂门市部、红旗酱菜厂门市部。

1972年,中国计划向日本出口一批六必居酱菜,原定贴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的商标,但在日方的坚持下,中方同意换成六必居的商标。这是“文革”后第一次以“六必居”的名义进行贸易活动。同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随同访华的日商提出参观六必居酱园。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从展览馆取回“六必居”大匾,经过修整,重新将其悬挂于店堂之中。

前景光明

1986年,六必居在丰台区开发了1万多平方米的生产厂房和附属建筑,并从国外引进了成套自动化生产线,成为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现代食品企业。门市销售的酱菜已有60个品种。六必居酱菜还制成了罐头和软包装,销往国内外。而当我们今天正在品味六必居产品的同时,又有许多新的历史发现,例如:“平阳六必居”的拓印模板和带有“京师六必居”字样的红钱盒,这些是否说明六必居曾有“平阳”说和“京师”说呢?再有,六必居在明朝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的钱置子、六必居在明朝的老酒壶又说明了什么呢?也许,六必居的故事永远也说不完……(全文完)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4年6月23日 总第2625期 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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凄微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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