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
——《东周列国志》读后感
（2013-6-27）
扁鹊有两个哥哥，这个故事许多人都听过，大哥是最神的（上医），为什么？没有病的时候，就开始给你吃药了，别人都骂是疯子，没病吃什么药啊，但他被君王请走了。二哥是专治人的（中医），人有什么不舒服，他会帮你调理。只有扁鹊是最笨的（下医），但扁鹊的名声比他们俩大，因为人要sǐ了，扁鹊拿药一治，这个出名快嘛。
中国以前的中医是治未病，病没有发生以前，就给你预防了。中国每一次有病灾的时候，都是中医的药方起到关键作用。西医，比如最近的一百年，它没有起到关键作用。不管是霍乱，还是其它疾病，都是中医的作用，除非你是业障没有办法了。只要这个人生命力很强，而且业障没那么大，基本上都能好的。
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下等的医生用草药；中等的医生用心与心的交流，像心理大夫；上等的医生是预防为本，用心神，他用心神来交流的时候，他不讲话的，像佛家，这个提到修行了，怎么修禅了，用神？并不是说用药、用针灸就叫神，不是的！用眼睛。我们的神在哪里透露呀？两个眼睛，窗口嘛。修行的人，肾气很足，他外泄于哪里哪？眼睛！说眉目传情，用眼睛，不是用鼻子吧，也不能说用耳朵吧。眼睛能代表我们的心灵，仇恨的眼光是什么样子的，温柔的眼光是什么样子的，情人的眼光是什么样子的，情人的眼睛是勾魂的，情人眼里出西施，为什么？它勾魂嘛。它把你的魂勾来了。魂在我们的身体里哪个部位藏着哪？在肝上！肝藏魂，三魂七魄嘛，肾属于水，肝属木，肝藏魂，肝反应到目，反应到眼睛上，眼睛水灵，勾魂，能把别人的魂勾来，能让人家三天都睡不着觉。
现在我们把一个人当作一个国家来考虑。《黄帝内经》里已经明确指出了各个脏器的职位，他们各尽所责，使得国泰民安，这对应人的健康状态。反过来说，一个危重的病人就像一个处于危急存亡关头的国家，抢救此人就相当于力挽狂澜。一个复国不久的国家必是元气大伤，需休养生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也必须好生调养，禁忌颇多。
一个国家处于太平盛世，要有开明的君主，治世良臣，精兵良将和安于生产的百姓。人的亚健康状态大概就相当于其中某几个环节出了问题，为以后的疾患打下了伏笔。例如长肿瘤，就像是有个功高盖主的臣子正在发展自己的势力，他掌握了比别人更丰厚的粮草供应，又使他控制下的地区不安于生产，还大量的招兵买马，有机会就要夺取更多的地盘，对中央政权和国家的稳定产生了威胁。这些和肿瘤有丰富的血供，细胞功能紊乱，生长速度，可转移，威胁人的健康是不是可以对应上呢？在“郑伯克段”的故事里，郑伯早已察觉到段叔的野心，却提供让他叛乱的条件，到时候便一举歼灭。当然这与国情也有关，人心都向着郑伯，大概段叔就只相当于一个良性肿瘤吧，等它长到可以手术摘除即可。不过郑伯的手段还是有人表示不赞同，他囚禁自己的母亲的行为也的确可以让他的公众支持率下降不少。也许，在情况比较好的时候，进行教化使国泰民安是最好的，这大概相当于人通过锻炼、调畅情志等等自我调节使身体健康吧，也许食疗也可以算在内。若已然有人为恶，也许不该对他过于仁慈，但只抓住元凶而宽宥他的手下也未尝不可，不过应该考虑手下复仇重新起兵的可能。吴王阖闾先刺王僚后刺庆忌，可能也是形势所迫吧。我们看到原发癌灶切除后有些人继发癌灶消失，有些人的却还能转移，是不是与此相似呢？
因此治国要考虑国情，治人要考虑体质、情志等因素。有了内乱，若百姓平时深受教化，明白事理，即使一时受乱臣胁迫，王师到时也会反戈。若这个国家平时就民不聊生，又怎能不战事连连？另一方面，还有外交问题，尽量不要让别国成为自己的敌人，自己军事力量要好，但不轻易用兵，“远交近攻”，狠狠打击长期与自己过不去的，也可以“和亲”、“同化”一些异族，使他们成为“共生菌群”。在这里可把与人共处的生物尤其是微生物、寄生虫比作别国、异族。当人体健康时，不怀好意的病原体也不能致病，一些菌群还能帮我们对付病原体。这么看来，用大量抗生素无疑是自绝于各国，平时亲附的国家也无故受害，事后定会产生怨恨，如此不分敌我怎能不“菌群失调”。
医生要治疗一个病人，应该像一个世外高人对一个国家出谋划策。先分析国内外形势，与各国关系如何，来攻的国家实力如何，本国是否有内乱，国民生活与教养如何，是该攻还是该议和。然后尽量使国民万众一心，来抵御入侵。楚怀王客sǐ秦国后楚国的兴衰直至复国那段历史很值得一看，先是楚王听信小人，远忠臣，纳媳害子，最后国家动荡，楚怀王为秦所诱客sǐ秦国，然而楚国的百姓还是很明事理，虽然对楚王先前的行为不齿，在国家危亡之际还是能团结一致，拥立楚王纳媳所生之子珍为王，后来复国。当然如何出谋划策，就和如何用兵，如何治人一样，我们可以自己去领悟，或许可以有朝一日一通百通。
人的病有治不好的时候，国家也许也有类似的问题。历史上许多小国就是那么销声匿迹，例如“唇亡齿寒”的虞国和虢国。艾滋病病毒也许就像是带着鸦片来的传教士，使我军各个无力反抗，此时任一小国都能宰割我们了。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来看，艾滋病人应该是有可能被治好的，只是比较艰难。不过若病人一味恐惧，就像一个国家里散布着“亡国论”，要治好恐怕就太难了。
对于危重的病人，治疗恐怕要跳出常理。一个治世之臣不同于一个开国之臣，而一个救国之臣也不同于治世之臣。时世变化，帝道、王道、霸道，应择其善者从之。一个存亡关头的国家恐怕是兵家比较重要。但兵出于民，所以安民也很重要，这便是驱邪不忘扶正了。对待外敌应知己知彼，采取相应措施，不应白白让少数兵去送sǐ，也不能太劳师，不能失去议和的机会，也不能姑息养奸，医理和用药尺度应该也是这样。
战事太大，就像人患病时正邪相争而发热。而免疫亢进像不像久经战事后士兵纪律散漫而去扰民？如何让士兵解甲归田安于生产，我们可以去考虑一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另外，看到商鞅用帝、王、霸三套来说秦王，最后以“霸道”被任用，虽使秦强大而民怨身sǐ。现在的人是否也更接受那种直截了当立竿见影的“霸道”的治病方法呢？商鞅本人身怀“帝道”“王道”，秦王不用，最后有那样的结果也是无可奈何。管仲也用“霸道”，齐国强大了，自己也不错，也许他们的“霸道”还是不完全一样，或者是国情不同吧。治国身在其中，治人身在其外，大概治国确实比治人要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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