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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康海其人在《明史》卷一百七十四有传，传中最重要的话是：“正德初，刘瑾乱政，以海同乡，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逾年，瑾败，海坐党，落职。”
显然，康海的倒霉，就是因为太监刘瑾。
刘瑾是明代最值得注意的太监。"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这是明正德初年，在京城内外流传的一句口头语。这里说的坐皇帝、朱皇帝是指明武宗朱厚照；立皇帝、刘皇帝便是指宦官刘瑾。
刘瑾本姓谈，在6岁那年，被镇守太监刘顺收为义子，改姓刘。刘顺将他阉割，带入宫中服役。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刘瑾掌管钟鼓司。钟鼓司是负责管理出朝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诸杂戏，在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这个机构的地位是最低下的，甚至不能与宫中其他宦衙门同列，而叫它"东衙门"。刘瑾始服役于钟鼓司，"内职帷钟鼓司最贱，至不齿于内庭，呼曰东衙门。闻入此司者例不得他迁。"就在这样一个"不齿于内庭，"且"例不得他迁"的衙门里，一次刘瑾出宫办差，与市人发生纠纷，将一市民殴打致死，被拿下关押治罪，依法当判其死刑。后经曹元周旋，赂通刑部主事朱恩，减罪，杖一百，这才保住了性命。这件事对刘瑾刺激相当深，事后，在宦官李广的引荐下，刘瑾得以继续留在宫在服役，却也事事倍加谨慎小心了。
明弘治五年(1492)三月，孝宗朱祐樘之长子朱厚照为皇太子。孝宗见刘瑾善言会道，能谈古论今，奉事小心，就让他去伺奉太子，并嘱咐他要好好伺奉。刘瑾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他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他根据历史的经验，憧憬着一旦太子登上大宝，那么原来的"东宫"侍从就会因旧恩得到重用，自己的出头之日也就随之来到了。自此以后，他与太子共起居，处处依从太子，千方百计地博得太子的欢心，也博得了孝宗的好感。
弘治十八年(1506)五月初六日，年仅36岁的孝宗突然病死。五月十八日，太子朱厚照依制继皇帝位，是为明武宗。这一年，朱厚照15岁。
武宗即位后，刘瑾很快就被升为钟鼓司掌印太监。他利用职务上的方便，每天进献歌舞、杂技、杂戏供武宗享乐，奉上鹰犬、弓矢，诱使武宗打猎游玩。武宗十分欢喜，对刘瑾更加信任。当时尽力奉承迎合武宗享乐欲望的，还有马永成、高风、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他们都是武宗当太子时身边的宦官，倍受武宗宠信。他们欺上瞒下，恣意横行，与刘瑾一起被时人称为"八虎"。刘瑾又是这虎中之王，尤为狡猾狠毒，成为"八虎"之首。
正德元年(1506)正月，刘瑾由钟鼓司进内宫监，总督团营。团营是明朝军队的主力。明成祖时京军分为五军、三千、神机三大营。"土木之变"后三大营全部覆灭；景帝时、于谦在各地挑选精兵10万，分10营集中团练，称为团营。刘瑾掌握了禁城的领导权，为他专权用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明代还不曾有过的破例提升。
武宗在刘瑾等"八虎"的诱导下，整日沉湎于逸乐。他即位后仅几个月，侍奉游乐的宦官就增加几倍，光禄寺每天膳食供应也增加了数倍。武宗享乐无度，靡费日益增加，国库不敷开支，于是规定每年加征真定诸府苇场税，加征宁晋、小河等地往来客货税等。刘瑾又秦请设立皇庄，使这些皇庄逐渐增加到三百多处，京畿地区的百姓大受骚扰，冤声不堪入耳。刘瑾一伙日益受宠，一天到晚围在武宗身边，诱导年少的皇帝嬉游无度，厌恶政事，给正德初年的政治蒙上了一层阴影，继续发展下去，王振专权的悲剧可能再度重演，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不能不引起朝臣们的忧虑。
正德元年(1506)十月，内阁辅臣刘健、谢迁、李东阳等元老重臣，对刘瑾"八虎"的阴谋诡计，看在眼里恨在心头。为了使皇帝摆脱"八虎"的引诱，亲理朝政，他们连续上疏，启发诱导武宗以国事为重，割绝私爱，及早除掉"八虎"。可惜，这些秦疏，都被武宗留在宫中，不予理睬。
数日后，部分尚书、科道官也交章论谏，武宗仍置若罔闻。正在这时，出现了一连串星变和灾害：京师接连淫雨三个月，南京及江南一带地震，陕西地震，天鼓鸣，白天见星斗，暴风雨，雷震孝陵白土冈树，彗星亘空等。根据儒家"天人感应"的学说，自然界的灾异现象是上天用来警告人间统治者的。
五官监侯杨源以星变陈言，声称天象示警。刘健、谢迁等抓住这一时机，再次上疏请诛刘瑾等人。
接着，户部尚书韩文不顾个人安危，又联合吏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尚书和都察院御史、通政史司、大理寺卿等朝中九卿大臣，让当时著名才子李梦阳执笔草拟秦疏。这份秦疏写得理正义直，慷慨纵横，辞意恳切。疏文首先列举了刘瑾一伙近来"置造伪巧，淫荡上心"的种种事实，又追述了历史上"阉宦误国"的史例，最后提出"今永成等罪恶既著，若纵而不治，为患非细。伏望陛下将永成等缚送法司，以消祸萌"。
大臣们联合签名，奏本达于皇帝面前，形势一度于刘瑾极为不利。但是，刘瑾带着另外七只老虎，只去武宗面前哭了一场，就化险为夷，安然无恙了。
接下来，就是大臣们倒霉了。杖死的杖死，免官的免官；韩文骑骡而去。
诗坛领袖李梦阳因为代尚书韩文草拟弹劾刘瑾的奏章，刘瑾加给李梦阳其他罪名，将其逮捕人狱，准备处死。李梦阳从狱中给康海递了一张纸条，上写“对山救我”四字。“对山”为康海的别号。
康海手中捏着写着“对山救我！”这四个字的纸片，犹如捏着一块火红的木炭似的。
救，还是不救？
李梦阳时任郎中，为诗坛领袖，前七子的第一名。康海也是七子之一，与梦阳气味很是相投，对李梦阳的才气和为人的天地不怕的性格，感到折服。
孝宗皇帝时，皇后的弟弟张鹤龄飞扬跋扈，多行不法。朝中大臣，无人敢言。独有李梦阳，眼中揉不进沙子，气呼呼地上了一本，其中有这么几句，笔锋像刀一样锐利， “陛下至亲莫非寿宁侯。今寿宁侯招纳无赖，夺人田土，拆人房屋，掳人子女，势如翼虎。”
此本一上，皇后知道了。她哭哭啼啼地拉着皇帝的袖子，说李梦阳是有名的狂徒，你要治他的罪。皇帝听从皇后的话，治罪于李梦阳，关入狱中好几个月。最后，一位大臣出面解救，皇帝这才放了李梦阳。
出狱后，李梦阳的心中恨意绵绵。一天正在大街上闲走，恰好与张鹤龄迎面遇上。此时的张鹤龄的家人，正在毒打路人。一边打一边说你大胆你大胆，你挡路你挡路。被打的路人身上血肉模糊，高声惨叫。李梦阳见了，怒火攻心，上前几步，夺过家人手中的鞭子，用鞭把击向张鹤龄的牙齿。只一下，张鹤龄口中就吐出了两颗。张鹤龄知道，再纠缠下去，也不会有自己的什么好处。李梦阳，可是一个不要命的人啊。最后，只好夺路而逃了。
然而这次，李梦阳得罪的是权势赫赫太监刘瑾。
这样的铮铮硬汉，肯定是忍受不了那难堪的折磨了，才向最好的朋友求救的。
虽然愿意解救梦阳，但康海又觉得极其为难。因为，要救梦阳，就必须，就只能去求刘瑾。
康海虽为刘瑾同乡，但对这个误国的阉宦极为反感，因此耻于为伍。在朝堂上，众人看见刘瑾，都跪下磕头，独有康海，仍然像一棵松树那样立着，连那目光都是向上的。既便刘瑾走到他的身边，向他抱拳行礼了，康海仍然是扭头乱看，不予还礼。
可做了太监头儿的刘瑾，对于康海却极为仰慕，一直优礼有加。有好几次了，封书来，请康海到他的府上叙谈，可康海就是不去。
为了救朋友梦阳，康海还是来到刘瑾府前，十分不情愿的向这个他一直所不齿的小人低下了高昂的头。
刘瑾听说康海登门求见，高兴万分，急忙跑出去迎接，下榻时十分匆忙，连鞋也没有穿正，倒足汲着鞋跑出门迎接，并将康海奉为上宾。康海在刘瑾面前，多方为李梦阳辩解，刘瑾一心想拉拢康海，遂看在康海面上，第二天便释放了李梦阳。
梦阳得救了。但却给康海埋下了祸根。
正德五年（1510）八月，刘瑾事发，被脔割3357刀，凌迟处死。有人告发，康海是刘瑾的同乡，并来往密切，因此受其株连，被削职为民。同时受到株连的，还有康海的同乡好友、吏部侍郎王九思。
在这个时候，已经官复原职、身居高位的李梦阳，不但不为曾救自己一命的朋友两肋插刀，进一言以救，反过头来倒打一耙，诬陷嫉害康海和王九思。
康海从本质上说，不可能是刘瑾同党，他受人忌恨，是“党争”的牺牲品，当然是很冤枉的。
官场沉浮，好像一场恶梦。康海后来作了一首自述诗《漫兴》总结这段经历：“管抚为文弱冠成,便于海内窃时名。狂来颇欲吞江海，志定何须论浊清。” 康海作为明代前七子领袖之一,与李梦阳“兴起古学,排抑长沙(李东阳),一时奉为标的”(《列朝诗集小传》),这并非“窃”,而是真正的声名震撼了明中叶的文坛。“狂来”、“志定”,不过属激愤之辞,事实是,他抱负宏大,自比狸契,要求改革社会的强烈愿望,真有“次吞江海”之势,论辩社会“浊清”的远见卓识,更有振绩发聋之力。“志定何须论浊清”,为什么要“何须”呢?原来由于他“警议诸先达,忌者颇众”(《明史•康海传》),所以便惨遭打击,被削去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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