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会宁县教育局局长高生云 - 『会宁教育』 - 会师楼中国甘肃白银会宁人家在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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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会宁县教育局局长高生云

初夏六月，记者一行来到了陇上教育名县会宁，就全县教育的总体情况采访了教育局局长高生云同志。高局长谈到，2004年1月7日国家教育部正式公布会宁县为2003年全国63个“两基”达标县区之一，走在了全国贫困县的前列，实现了会宁教育跨越式发展。回顾会宁教育走过的历程，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无一不是“三苦”精神的结晶，教育事业每踏上一个台阶，无一不是“三苦”精神的硕果。会宁是一部厚重的书，崇教尚文历史久远，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县教育事业以日新月异的发展势头成为陇上名副其实的高考“状元县”和“教育品牌县”，出现了贫困落后的经济承载着庞大教育的“会宁教育模式”、“会宁教育精神”。

在谈到会宁教育发展的厚重历史时，高局长不无感慨地说，“党以兴教为先、政以兴教为本、民以支教为荣”是镌刻在会宁历届县、乡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头脑中的头等大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会宁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逐步形成了“小学成面、初中成片、高中成点”的多渠道、多元化教育模式，构建起了全县的“两基”网络。历届县委、县政府把议教育事、解决教育困难、进学校门列为必修课，县委把方向出题目，政府找答案办实事、人大政协当参谋搞服务，基层单位抓实施出成果。高局长介绍说，在会宁有这样一些惯例，每年的县委、政府常务会总有三到四次教育专题研究，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把教育列到显要位置。

记者问：“会宁县有一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的话，这句话从哪些方面能够体现出来？”高局长说在今天的会宁，这样的对比仍十分明显，一幢幢气势恢宏的高楼和一排排崭新整洁的平房，它不是政府机关大楼，也不是居民住宅，更不是寺庙亭院，而是学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县财政十分微薄的情况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新建、改建和维修校舍38万平方米，添置桌凳17．1万双人套，购置教学仪器、设备2．3万台件；全县先后组织实施了国家、省、市总投资近7500万元，县、乡、校自筹配套资金近4000万元的“贫三项目”、国家一期、二期“义教工程”和“危改工程”项目，使全县547所中小学实施了“六配套”、181所中小学达到市、县级标准化学校和示范化学校。目前，全县村级六年制以上60％的学校建成了砖木结构的平房或楼房，近150所中小学建成全新窗口学校，建筑面积达16万平方米，新建教学楼47幢918万平方米。1999年、2000年、2001年近三年县财政收入5143万元，而这三年对教育事业费的投入总计14955．7万元；本届县委、县政府更是创造出会宁教育之最，那就是2002年和2003年，全县总计投入教育经费8124．4万元，大力普及信息教育和远程教育。目前，县直中小学全部装备了计算机教室，全县34所初中购置了远程教育设备，鲜明的对比，远大的反差和实实在在的数据，充分证明了会宁教育跨越式发展的巨大动力和超前意识。

记者问：“会宁县已有近4万名大、中专学生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和高等院校，有2000多名硕士生和200多名博士生，还涌现出像冉树苍和王锡武老师这样的杰出教育工作者，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会宁教育发展的必然性？”高局长说，会宁为国家输送出的数以万计的人才和涌现出一个冉树苍老师、一个王锡武老师既是偶然又是必然的结果，因为会宁教育始终奔涌着一种安贫乐道、积极向上、勇于拼搏和无私奉献的浪涛，已经冲破任何客观和人为的界线，一个接着一个，一代接着一代，会宁教育的丰碑是由无数个冉树苍和无数个王锡武老师用心血和汗水共同辛勤耕耘的结果，无数个有用之材必将从会宁这块贫瘠沃土中脱颖而出。(稿源：甘肃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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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31 08:34 资料短消息加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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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1 23:44 资料短消息加为好友

文化是一种力量。德国博士李娜眼中的会宁教育，切实让人感受到文化传承的魅力。“会宁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一个负载着崇文重教、刻苦成才的专有名词。会宁教育始终奔涌着一种安贫乐道、积极向上、勇于拼搏和无私奉献的浪涛，已经冲破任何客观和人为的界线，一个接着一个，一代接着一代，会宁学子把这些厚重的精神财富融入自己的内心世界，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产生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从而形成了在薄弱的经济基础上支撑起来的庞大的教育上层建筑的“会宁教育现象”。

高考状元县一种教育文化的传承

—— 德国博士李娜眼中的会宁教育

德国博士李娜（Helena Obendiek），毕业于德国柏林大学汉学专业，曾留学中国山东大学，目前在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8月到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做博士论文调查——“中国农村大学生家庭之间的互助网络”。李娜博士研究的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更多的是社会学、人类学问题。她历时一年，深入会宁城乡，做了大量调查访问。笔者有幸参加了部分调查访问活动，通过和李娜的多次交谈，了解到一位德国博士眼中的会宁教育。

记者：您确立研究项目的缘由是什么？为什么说会宁的情况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

李娜：互助网络是社会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我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助是多了还是少了？当然，互助的领域特别广泛，但教育领域的互助显得尤为重要。我在调查中发现，中国家长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育算得上是一种投资，其回报不但有精神上的，也有经济上的回报。在教育投入成为越来越大的经济负担、大学生就业变得越来越难的今天，贫困大学生如何最优化地整合来自政府、社会和家庭的支持，在完成学业后回报社会和家庭，便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2006年8月我刚到兰州大学，一说起农村大学生，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起会宁——在这个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的地方演绎出了许多令人吃惊的教育方面的成就。于是在 2006年12月我去了会宁的农村，并在那里度过了春节，暑假我又到会宁农村，在学生家里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夏收劳动。会宁的情况的确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个案。因此，我便以会宁籍农村在校大学生和已经走上工作岗位的学子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家庭背景——了解家庭成员以前和现在的生活方式、经济来源和文化水平；个人生活史——了解上学的经历和家庭对其上学期间的帮助情况；就业后的互助关系——了解就业后与家庭、亲属朋友、同学和老乡的关系，有没有经济、物质和信息方面的帮助。

记者：您能否就会宁教育部门的领导、教师、学生和家长等方面，谈谈您对会宁教育的整体印象？

李娜：会宁的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教育，甚至把教育当作会宁发展的机遇和“招牌”。会宁的教师普遍热爱教育工作，不仅把教书育人当作职业，更是看作神圣的事业。我和会宁的学生接触得最多，我觉得会宁学生普遍具有的这样的特点：一是坚定，他们的目标很高，而且认为通过努力什么目标都可以达到；二是感恩，即对家长、老师怀着深深的感恩之情，唯有用自己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奋发进取的求学精神对父母的辛劳和那些曾经帮助过自己的人予以回报；三是自豪，也就是以作为一名会宁学子而自豪。正如原会宁县教育局局长高生云所说：“会宁学生的学习精神成就了会宁教育”。会宁的家长很了不起，他们鼓励孩子要改变命运、追寻另一种生活，甚至把教育当作至高无上的信仰。会宁的家长身上洋溢着中国标准式农民的朴实和厚道的气息，在他们略带苦味的人生中拼搏、挣扎、追求，他们创造着自己的生活，并把美好的希望全寄托在了下一代身上，硬是把一个个“农”的子孙赶出了农门。会宁的学子把父辈们的勤劳、踏实和节俭毫无保留地继承了下来，他们深知，只有勤学是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于是在操场、宿舍、教室三点一线的日子里，恨不能钻进每一个时间的缝隙来学习。总之，会宁有一种搞好教育事业的环境、氛围和精神。

记者：您如何看待会宁教育的“苦”？

李娜：会宁教育当然很苦啦！无论是学生的生活条件还是学习条件都很苦，而且要比我最初相像中的苦得多。走进会宁学校校园，天刚麻麻亮，操场上、教室外，便四处是读书的身影。晚自习结束后，仍然有许多学生借着老师办公室的灯光读书。我看过会宁高中学生自己做饭的地方，很多人挤在一个房间里，用的是煤油炉，吃的东西也很简单，一个星期才花一两块钱。但是我在采访中发现，很多人说，“苦”是后来回头才感觉到的，当时并不觉得苦，苦难是一笔财富，他们以后的人生道路正是因为当时的苦才会变得顺畅。会宁的学生多数都是一边料理生活一边学习，上学阶段基本完成了人生的磨练，他们把生活中的苦难当成了前进中的润滑油，一批又一批地进入了全国各地的高校。其实，我觉得会宁教育的“苦”是可见的显性文化，而会宁教育的“乐”才是不可见的隐性文化。

记者：您认为促进会宁教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

李娜：在采访中，我常常听到“五苦精神”、“三苦两乐”等等，我也一直在思考精神是怎么来的，精神是不能解释现象的，所以“五苦精神”只是表象。会宁教育发展的真正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啊！我想文化对促进会宁教育发展非常重要，会宁教育有其深远的历史原因。我在和北京大学的柴彦威教授（会宁籍）访谈中他这样解释：会宁因为交通不发达，自给自足的稳定的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传统文化的影响没有割断，较少有外来文化的冲突，这都使耕读文化在人们的头脑中有很深的烙印。同时，也较好地保留了善良淳朴的民风，这种偏远山区原汁原味保留下来的淳朴善良的民风，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科举传统的延续和浸染，可以说几乎是必然的，也是没有其他出路下的出路，改变生活是他们的主要目的。这样，多种因素的混合，使文化教育传统成为“会宁现象”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教育改变了不少会宁年轻一代及其家庭的命运，他们毕业后事业有成，不仅本人跳出了“农门”，而且父母，甚至是举家迁居城市，他们成为会宁学校激发学生励志苦读的优秀榜样，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老师和家长都会经常鼓励孩子发奋读书，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这也是会宁的教育方法里很有特点的一个方面。会宁人民有着强大的精神动力，我经常听到“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家有十石粮，不如一人在书房”等等说法，这些应该是普通家庭推崇的朴素的人生信条；各个社会阶层对读书的追求始终没有改变，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走进街道村寨，家长谈论的话题，不是谁家的官大宅豪，也不是哪家的吃得好穿得好，而是谁家的孩子品学兼优，哪家出了几个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很多家长挣出钱来不盖房，而是省下来供孩子读书。这种对教育的攀比竞争，应该是一种推动会宁教育发展的强有力的催化剂。

记者：在教育投入成为越来越大的经济负担、大学生就业变得越来越难的今天，对会宁教育有何冲击？

李娜：会宁家长的债务的确很多，压力也很大。但是，会宁人还是认准接受高等教育的好处，考重点大学的心理很强烈。在会宁家长看来，供学生上学的困难是暂时的，能给孩子将来一个好人生才是最重要的。当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倾斜，也松动了会宁人“自古华山一条道”的观念。会宁也开始调整教育发展思路，引导学生读高职、技校等，走多元化成才之路。还有一个我最初认为会对会宁教育有较大冲击的因素，就是我在作调查时，碰到很多原来都在会宁的学校工作，后来调到在兰州、白银等比较大一点城市的教师，因为他们在会宁原本都是口碑很好、水平很高的老师，甚至包括校长，可让我惊奇的是会宁的学校和学生似乎没有因为这些好老师的流失而受到特别大的冲击，学校的教育氛围和学生的学习劲头也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开而改变，所以我觉得会宁教育的发展是一种传统，也是一种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无论是在什么时候，受到什么样的冲击，会宁人对读书的热爱，对教育的重视是不会改变的。

记者：就您研究的课题——中国农村大学生家庭之间的互助网络，您能否谈谈互助网络对促进会宁教育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李娜：我最吃惊的是兄弟姐妹间的互助、父母的牺牲精神以及亲戚之间互助。因为在西方“每个人是独立的”这种意识比较强烈，他们之间也有帮助，但没有会宁人之间的帮助那么普遍。在会宁互助好像是一种互相帮助的“循环”，回报的想法很强烈，所以互助成为了一个网络。通过互助不仅使学生自身得到了发展，而且也带动他的家庭，甚至他的亲属都发生了改变。我看过一个资料：每年从不同渠道寄回会宁的汇款就有1亿多元，这对会宁人民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善，通过教育和互助让很多会宁人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进而带动一个县。互助实现了教育与经济的良性循环，促进了会宁经济发展。正如兰州铁路教育集团总经理闫林德（会宁籍）所说：会宁教育还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会宁的城镇化建设。现在的互助也不仅仅局限于会宁。今年的8月23日，在会宁一中举行的甘肃省生源地助学贷款签约仪式就能表明互助已上升为一种国家行为，成为整个中国社会所关注的问题。

记者：会宁教育只是中国教育的一个缩影（个案），请您简单谈谈中德教育异同。

李娜：我不是教育专家，可能谈不好啊！中德教育的区别太大了，教育条件、班级人数、教育方法、考试制度、学习时间等都不同。在德国上小学时不注重知识传授，也没有从小定目标，而是注重兴趣和方法培养。德国供学生活动场所很多，有协会、俱乐部等。德国很重视职业教育，高中普遍都开设职教选修课。德国的学生不厌学，他们都是按兴趣发展成功的。德国的学生所学到的知识跟中国学生没法比，但中国高中毕业生不一定有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中国很多读硕士的学生，他们在图书馆待的时间很长。在德国学生看来调查跟读书都很重要，都应该做。在德国读博士学位同中国不同，中国的博士生属于学生，但德国攻读博士学位者在大学里属于工作人员，我们的博士不上课，主要是靠自己。德国目前也在向中国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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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宁，地处甘肃中部，是一个农业大县、贫困大县和人口大县。然而，就在这个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的地方，却演绎出了许多令人吃惊的教育“奇迹”。这里民风淳朴、文风昌盛、儒士辈出。仅明清两代，会宁就考取进士20名、举人115人，历代科考居甘肃首位。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截止2006年，会宁已经向全国各大中专院校输送了4万名优秀毕业生。其中500多人获得博士学位，3000多人获得硕士学位，近4万人获得学士学位。尤为重要的是，教育为当地的经济建设培养了约18万名初中级专业技术人才。因此，会宁也成为了西北五省区教育第一大县，荣获“西北高考状元县”和“西北教育名县”的美誉。

【◎注：本文发表于《未来导报》2007年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