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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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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9 19:13 资料短消息加为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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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支教女记者眼中的会宁教育

走出大山 —一位支教女记者眼中的会宁教育

山村小学的教师节2001年教师节，我前往会宁县头寨乡坪村（：读ｘǐ）支教采访。那天一大早，我们便离开兰州急匆匆上路，希望能赶上坪小学庆祝教师节的活动。

欲速则不达。由于坪小学距离兰州和会宁都在100公里以上，加之路不熟，我们愣是在黄土丘陵之间绕了6个小时，总算找到去学校的山路。

前往坪小学的土山路一面是山谷，一面是悬崖，几乎与越野车的车体等宽。从车窗望下去，山谷深不见底。在一个塌方严重的急转弯处，越野车庞大的身躯擦着崖面往前挪，车轮碾过虚松的路沿，碎石块不断滚落山谷。提心吊胆地颠簸了40多分钟，车终于停在一个海拔2200多米的打谷场上，一条坑洼不平的下坡路直通坪小学。

教师节，坪小学没有丝毫的节日气氛，甚至连个简单的横幅都没有。四位面庞黝黑的教师热情地把我们迎进他们的办公室兼宿舍。

宿舍最抢眼的是墙上辐射状的裂缝，裂缝里插着钉子，几本用报纸糊成封面的教师考勤记录挂在上头。为了减轻地窖水的苦涩，老师泡茶时放了很多茶叶和白糖。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我们与老师聊起坪小学。这所学校共有七个年级（包括学前班）180个孩子，4位老师，除了校长李刚，其他3位都是代课教师，每月工资85元，坪小学4∶180的师生现状，与国家规定1∶25的师生比例相去甚远，尽管把三四年级、五六年级并在一起上课，四个老师每天都要上六节课，每个班仍会有一节空堂。

坐在窄窄的条凳上，提起教师节，三位代课教师很平静，教导主任朱贵忠简单地说：“村里学校不可能像城里那样过教师节，今天我们学校和平常一样在上课。往年教师节，高年级的学生会把家里的鸡蛋或苹果送给老师作礼物，但这两年学费、物价涨了，农家收入的渠道又很窄，原来的礼物不得不拿去换钱。只要娃娃能上学，节怎么过都无所谓。”一旁的乡党委书记台宗仁接着说：“前两年乡上还给每个老师发价值十几元钱的鞋或床单，今年财政吃紧，只好把钱集中起来奖励乡上的10位优秀教师，每人也只能奖50元。”说着话，王继宏老师站起身说：“下课了，我去敲钟。”好奇心让我忍不住跟出去。

王老师从杨树下拾起一根铁棍，敲响挂在树上的一段三角铁，“当当当”，不同的门里走出一样淳朴的孩子，没有城里孩子听到电铃后奔出教室的热闹，他们静静地或蹲在教室墙根，或靠着一棵树仰望天空。孩子们胆怯地偷眼望着我这个陌生人，我试图走近他们，孩子们立刻躲开，像受惊的小鸟四散。

一半被椽子、旧窗框占去的一间教室里端端正正坐着十几个六七岁的孩子，这是坪小学学前班的学生。我扶着桌子打算坐下，破旧不堪的桌子猛地歪向一边，我险些摔倒。这些孩子书桌里都有一个空酒瓶。中午回不了家，孩子一块干饼子就着一瓶地窖水作午餐。

学前班教室前有一个用黄泥和啤酒瓶垒起的圆台，倒置的瓶子密密匝匝在阳光下发光。圆台分三层，一米高，中间有一个圆洞。校长看出我的疑惑，解释说：“这是学校老师和学生亲手做的升旗台，旗杆坏了，没钱买新的。”每间教室前的空地上，都有一行行用树枝写的字迹，这是缺纸少笔的山里娃学习的重要方法。一学期下来，校园里重重叠叠满是孩子们的笔迹，成了坪小学一道酸涩的风景。

为了尽快和孩子们接近，我和校长商定，把同事们捐赠给孩子的图书文体用具和两台录音机发给大家。

180名学生集合在我面前，望着眼前满怀期待的小脸，我感到带来的捐赠品太少了，辜负了一颗颗稚嫩的心。我走进队伍，把铅笔和笔记本送到每个孩子的手里，不过几角钱文具，在他们眼中却像宝贝一样。低年级的孩子一接到铅笔就立刻紧紧攥在手里，一支铅笔递出去，立刻有好几双小手伸出来，但很快孩子们又缩回手低下头一吐舌头，表示自己做错了。拿到笔记本的高年级孩子抚摩着封面，涨红着脸悄悄说：“谢谢阿姨。”从没走出大山的孩子虽然对五颜六色的跳绳、羽毛球拍充满好奇，但谁也不敢上前摸一下。

在全校惟一一个有插座的教室，我打开录音机，《我们的田野》中欢快的旋律立刻抓住学生的心，第一次接触录音机，他们的眼睛里满是惊讶、激动与专注，他们的小嘴翕动着，身体却紧张地僵直地坐着。别的教室的学生被音乐吸引，有的围拢在门前，有的趴在窗玻璃上朝里看，他们身后站着一排排无法靠前的孩子，歪着小脑袋眨着眼睛立着。四首歌过去，学生越围越多，但所有的孩子都那么宁静，像在聆听一场音乐盛会。

把教室盖在我们的脊梁上和往常一样，那天，王家泉社72岁高龄的杜文崇老人到坪小学学前班教室查看危房，用自己40多年的木工经验估算房梁和椽子的寿命，他边看边唠叨：“娃娃还在危房里上课，不到教室看看，心悬得难受。”1951年7月12日入党的杜文崇像他的名字一样崇尚文化、视学校为神圣的殿堂。扫盲班毕业后，杜文崇到村里当会计。在“一等人崇文修德，两件事读书耕田”的祖训下，为了让后人有念书的地方，他和村里的其他几位共产党员、干部、匠人着手修建坪村第一所正规学校。

30年后，杜文崇还能准确地找到村砖窑的废墟。当年村里建学校没钱买砖瓦，40岁的杜文崇和五个年轻党员在家门前的阳坡地箍砖窑，专门给学校烧砖。正值农历四月农忙，杜文崇把家和六个年幼的孩子、十几亩地撇给妻子，没日没夜挖坯子，运红土，一心想让学生早点从窑洞搬进教室念书，杜文崇动员十几个社员和他倒班吃饭、睡觉。

第一次烧砖，倒砖坯时砂石把十个手指肚磨得皮开肉绽。农历六月，一年里最热的时候，杜文崇打发老婆、娃娃到地里夏收，自己赤膊冲进砖窑出砖、出瓦，火炉子样的砖窑吐着层层热浪，除了加快出砖速度，没有别的凉快办法。一天忙完，杜文崇原本就磨烂的手指，被烫的面目全非。

杜文崇眯起眼睛回忆：“一窑一万多砖、一万多瓦，一共烧了四窑，”这位蓄着山羊胡子，身材矮小，精神矍铄的老人说，“建学校就是为了村里的娃娃有书念，有前途。”学校建成后的30年里，杜文崇几乎每年都要到学校施展他的木匠手艺。钉门窗，修檩子、椽子，一次维修至少半个月。问他办学苦不苦，他说：“那没啥，倒是我女人受的苦多。”杜文崇的女人身材微胖，她系着蓝布围裙，紧裹的裤脚突显出一双麻利的小脚，她数落起嫁给杜文崇的日子：“三月下种、四月锄草、六月拔麦、七月上场都是他去学校出工的日子，开始娃娃在念书，他背着干粮去，最后娃娃上完大学到外面当老师了，他回家吃顿饭后还去。学校的房梁他从40岁修到60岁，椽子、檩子比他的骨头还清楚。”杜文崇像个知错的孩子：“坪建学校木工少不了。”杜文崇建校30年，没拿过学校一分钱，吃过学校一顿饭，在他心中，每修一次学校，就离文化更近一步。

去年听说坪小学要盖教工宿舍，杜文崇坐着三轮农用车到45公里外的新堡子挑选了两车椽子和檩条，本来还要干木工，后来怕眼花把活做歪了，就爬上屋顶给新房上瓦。别人劝他下来，他蹲在屋顶望着几间教室有些失落：“我手上盖起的两间教室已经拆了，让我给学校留个念想吧。”刘统是杜文崇这辈人建好学校后的第一批学生，他念书时，坐过土凳子，用过从家里搬去的高桌长凳。父辈到山外寻教师、做教具、借桌凳甚至养猪维持学校发展的一幕幕情景深深烙在他脑海里。

59岁却有30多年党龄的刘统住在1964年修的土房子里，窗台已经坍塌了；他1987年组织村民建成的坪小学大门和围墙将成为一届届学生走出学校时最后的记忆，村里人都说，要不是刘支书，坪小学就白修了。

1991年，头寨乡下通知要把这个小学的5个老师辞去两个。

时任村支书的刘统反应比被辞退的老师还强烈：“一个社办学校都有两三个老师，村办学校咋能没老师呢？”刘统拔脚到乡政府论理，宁愿不当支书，也要把老师留住。他声俱泪下给乡上讲起几辈人建学校的经历，一再说：“要是学校毁在我当支书的手里，我上对不起小学的创建人，下对不起坪小学的学生娃娃。”事情最后以刘统承担两位教师工资的三分之一而得到解决。

刘统因年迈辞去支书时，交代新任支书两件事：一、把学校照看好；二、把村里的残疾人照看好。虽然在家务农，刘统依然默默关心着学校建设。去年，他听说村里要集资修校舍，倡议外地工作的坪人捐款，他立刻写信给廊坊工作的弟弟，让他在一个月内把钱寄来，这是他自弟弟1969年当兵后第一次问他要钱。刘统膝盖上的补丁和他孙子的裤腿一样长，他说：“这钱我要得理直气壮，弟弟也是坪小学出去的，建学校有逃不脱的责任。”坪小学院子里堆放的土坯就是他今年春上打下的。

与前两位长辈不同，刘强的想法是到社会上集资翻修学校。

1984年入党的刘强今年30多岁，为了挣钱，他贩过猪娃，装过车。前年8月份，他受村里老党员的委托，开始为学校的建校款奔波。

刘强外出募捐，他妻子早上6时半给娃娃烙上馍馍去耕地，晚上5时才回来做饭，30亩地，一亩地耕三遍，全靠妻子一个人忙活，有时自己还没吃饭，就要到沟底给牲口割草。刘强则带上两个馍馍，把各种证明材料用塑料纸包好揣在身上，一去就是两三天。

头寨乡20多个单位，刘强一家不落，有的单位要跑两三次。有人放出风，说他是为儿子到坪小学当代课教师跑关系，刘强干脆把刚初中毕业的孩子打发到兰州去打工。

开始时刘强也觉得难为情，一次他陪同庄里人去头寨乡卫生院看病，路过院长办公室，他的心跳猛地快起来，坐在卫生院的水泥台子上，他反复练习募捐时该说的话，想起学前班那大人一手能推倒的墙，他就冒冒失失坐在院长面前，一口气说明来意。出乎意料，院长拿出50元钱给他。院长热情的态度鼓动他继续募捐。

去年9月，刘强到县城募捐，人家要他回去等消息。一天没吃饭的刘强连回家的车费都没有，走在会宁街头，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没有一家能进去的饭馆。晚上9时多，刘强走到会宁县城开发区，一家商店正在装货，刘强几乎哀求店主雇他装车，3个小时，刘强挣了15元钱，他欣喜若狂找了家最便宜的旅店住下。

从前打工积攒的1200元钱花在头寨到兰州、到会宁的路费上，刘强没了路费，就到头寨乡装车，装一吨货3元钱，刘强一天拼到黑装20吨货，攒够几天的路费，又急着上路。

半年来，刘强从头寨乡各单位和坪小学在外工作的毕业生那里募捐了4000多元，买了够盖一间教室的砖、瓦、椽子和檩子。买不起房梁，刘强还捐出家里的20棵柳树。

“攒”水的故事坪村从大人到孩子，每个人在提到“水”时，都那么小心翼翼，似乎水会随着说出的话流走。毫不夸张地说，水是他们一滴滴积攒起来的，而攒水比攒钱还重要。

一个落雨天，我透过薄薄一层雨雾，看到远处坡地零散站着几个没打伞的农民，在地埂上来回踱步。“该不会是赏雨景吧”，我冒出个浪漫而幼稚的想法。

拐过一个山头，遇到住在坪小学山峁上的农民王义，他和远处的农民一样立在地头，胳膊架在铁锨上笑着招呼我。我问他站在雨地里干什么，他指指脚下的一块石板，“看水窖呢，快满了。”我这才注意到他脚下一眼集雨窖。石板一侧有个碗口大的进水口，一个用小树枝编成的过滤网遮挡在那里。

会宁农民受“121集雨工程”恩泽，每家的庭院都用水泥硬化并修有出水口，一般深五米宽四米的集雨窖，在两次暴雨后就可以把水积满，但山里的雨总是才把地面洇湿就如雾般散去，让农民空欢喜一场，安慰自己说“雨压了压土”。

乡村教师朱贵忠这样描述建集雨窖的辛苦：“先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用铁锨挖个集雨窖的毛胚，形状像个坛子，上大下小中间有个圆滚滚的肚子。平常人家的集雨窖深5米，直径为4米。人口多的农民家里能挖出深10米，直径达5米的集雨窖毛胚，这需要三个壮劳力足足干10天。”集雨窖的作用就像存钱罐，农民为造这个“存钱罐”耗尽了多少血汗和心力，无从计算。曾经在农家做客，见到水缸里漂着一只苍蝇，主妇没有将水倒掉，她见怪不怪地用小木棍将苍蝇挑出，眉头都不皱地继续喝水，当时真的很不理解，如今知道“攒”水的艰辛，换了我也会像她那样做。

城市里正在流行经过“二十七层净化”的纯净水，很少有人说起春天农民喝的是集雨窖存了秋、冬两季，未经任何净化处理的雨、雪。阳历10月以后，山区很少再落雨，集雨窖的水也得不到更新，冬天一落雪，农民就忙着收集山洼、田地和自家院落里雪，将雪夯实成雪块后，肩扛筐挑到集雨窖里，预备来年春天吃用，四季轮回，他们总是吃不到新鲜水。

清理窖底淤泥是农民提高水质的惟一方式，当集雨窖的水快用干时，农民在窖里架上高梯，在五米深的窖底一铲铲把淤泥装到筐里，用滑轮吊到地面。“那泥重的很呀，”即使做惯了农活的农民仍然向我感慨：“筐子提几回就坏了，只好用编织袋代替。三个人干两天差不多能把泥清完，可窖底闷得要憋死人呢。”在坪村生活的日子，我时常被农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刺痛，而农民却向我倾诉有了集雨窖后的幸福生活：1997年开始，村里推行“121雨水集流”工程，院子硬化用的水泥都由政府提供。以前，一个庄100多户人共用庄口的两口水窖。牲口也要牵到庄口的涝池饮水，四五个庄子有一个200立方米———300立方米的涝池。我想起蒙蒙细雨中王义加重语气的话：“茆记者，那时候的水泥浑浑的不能喝呀，大人务农活，娃娃到几里外的山沟里挑水，两个娃娃抬一木桶水也不过三四十斤。现在有了集雨窖，有多少水也要靠天的，我们山里话常说攒水，那可是攒金子，关键时候救庄稼，救牲口，救人呐！”山村建起新学校2002年教师节，当我再次来到坪村，迎接我的是一座造价33万元的新学校。会宁县教育局的一位副局长说：“这是全县最好的村级小学。”新学校按照希望小学图纸建设，红色大理石砌成的大门和旗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成为黄土高坡最抢眼的风景。校园里曾经摇摇欲坠的土坯房和坑坑洼洼的操场被推平，阻碍学校发展的山崖也被推土机整整齐齐往后切了两米。

48平方米的教室青砖绿瓦，木板吊顶。为了让教室更显明亮，老师们在东西两面墙上都建了钢窗，东面墙上的窗户大约有四米见方。听坪小学校长李刚介绍说，六年级学生亲眼见到学校的巨变，高兴又恋恋不舍地离开新学校到山外读初中；低年级学生欢天喜地地走进教室，又被雪白的墙和平整的黑板吓了回来，他们问老师，这是学校的教室吗？三四年级和五六年级已经分开上课，当我问他们新教室怎么好时，他们不回答，只是诧异地望着我，似乎这种一眼明白却说不尽的好处是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

学校建好了，坪学校成了“香饽饽”，周围学校老师争相要求调入。原来四个老师中，只有一个公办老师的苦日子结束了，学校现有八位老师，其中三位是公办教师。在会宁县汉岔乡教书的杨海老师主动要求调入坪小学，虽然现在他每周只能回一次家，但心甘情愿。他说：“建学校这件事能看出坪小学将来的发展，我愿意在这多做成绩。”学校惟一的英语专职教师师今芳带着10岁、8岁、4岁、两岁的4个孩子到学校教书，10岁和8岁的孩子在坪小学读书，四岁和两岁的孩子爬在床上玩耍，她告诉我：“我现在是个校聘民办老师，一个月120元钱。”师今芳每次回家都要把两个娃娃背上爬十多里小路，谈起她的付出，师今芳很平淡，她告诉我：“坪小学要是没有英语老师，这么好的教室就可惜了。”学生有了新校舍、新操场，老师有了帮手，也有了新宿舍，又一年教师节，一切都好起来了。李刚拿出学校的账本给我看：“从2001年9月20日新华社的第一笔捐款到现在，全国一共有17个地方捐款50多笔，最多时我一天能收到三笔捐款。”截止到2002年教师节，坪小学一年里共收到近14万元捐款，其中深圳公路局城区分局就捐款10多万元。会宁县教育局和头寨子镇政府以捐款为契机，分别出资6万元和10万元帮助坪小学盖起新学校。

头寨子镇教委陈主任告诉我，头寨子镇有20多所学校，其中有5所是社会捐资新建或翻新的。

县乡两级政府按照一比一比例给学校投入资金。

坪小学很幸运，当地农民出义务工节约了一笔开支，而且加快了工程进度。

坪村的人们都说，建校款主要来自深圳，学校也要按照深圳速度盖，新学校从开工到投入使用，不过80天。

走出大山的感触太多太多在坪小学教书，和孩子们玩耍，在坪村过年，在葸坪村农家生活……农民兄弟赐予我的，时至今日，无法一一详述，但撼动心灵的真情历久弥新———我在农民熊彩霞家门前摔到，满手都是泥，熊彩霞一时找不到擦手的抹布，情急之下伸出手：“干脆擦到我手上吧”。我曾到一户农民家上厕所，那是全庄惟一有屋顶的厕所。后来在路上遇见这户人家的主妇，她涨红着脸想跟我打招呼，又不知说什么合适，突然冒出一句：“你到我家来上厕所吧。”坪村从30多年前开始建学校，三代农民为修学校可说是前仆后继，挖砖窑烧砖、挑黄土夯土方、豁上命保全学校的老师、争取建校经费。

农民不可能像城市家长那样早早等候在学校门口接孩子回家，他们能做的是拼命卖力气攒钱供孩子念书。在农民心中，让孩子踩住他们的肩膀爬出大山。“儿是娘身一块肉，总常牵挂在心头”，深山里父母对子女的疼爱流淌在母亲的针线里、父亲的锄头上。

杜明是坪村民工的榜样，他大女儿患白血病4年，家里背了上万元的债，大女儿走了，随后一年，杜明的母亲和爷爷先后去世，连家里的驴也在下崽时死了。他欠着学费把小女儿送进学校，掏出两毛钱给孩子买了朵头花就外出打工，妻子则牵着骡子耕种30亩地。为了忘却悲痛，杜明干最重最累的活，老板夸他干活实在是他惟一的安慰。

他曾跟我说：“只要我两手还能动，就一定能把债还清。我不信苦干过不上富裕生活。”学生手里的馍馍渣、青辣子，漏着三个脚趾的布鞋，坐在凳子上够不着地的小脚丫……那曾经让我落泪的情景突然叠加在黛青色的山峦前。

雨天清晨站在山崖上，看着沟底的学生掂着脚尖贴着地像蚂蚁般爬行，掉着线的裤脚、落着补丁的屁股上粘着泥巴和草皮；雨天傍晚，目送他们后仰着身子下坡，白雾从沟底漫上来，我的学生好像要走到另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

我只需要4个小时就可以彻底走出大山，然而，坪小学那些山沟深处的孩子的求学之路需要走整整17年，而他们最终的目的和我一样——走出大山。

来源：甘肃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