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母、叔叔
我12年的书能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念出来，全靠父母叔叔的供给，尤其是母亲的鼓励和疼爱，使我鼓起了勇气，和困难饥饿作斗争，才有了今天。除了感恩老师们，我更要感谢父母、叔叔。父亲王志中，生于1898年，叔叔王国忠，生于1923年，从小他们都没念过书，一辈子务农。叔叔比我哥哥小５岁，爷爷奶奶去逝时，他年龄很小，是我父母亲拉扯他长大成人，因此，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叔叔视兄嫂如父母。尊敬、爱戴有加。我的父母把弟弟比儿子还疼爱，母亲虽很困难，可吃穿和我哥一样对待，由于家境贫寒，哥哥和叔叔经常外出打工，给有钱人当长工，直到快解放那年，叔叔才回到家里，叔叔来时背着一床被子和一条褥子，他看见我长大了，心疼地将我拉到他的被窝里，当时家里没见过被子，炕特别热，我好奇地和叔叔睡觉了。但从来也没见过叔叔，和一个陌生人睡下，吓得不敢翻身，第二天右胳膊上烙了个大泡，疼得直哭，到现在还留下一个伤疤。父亲很老实，斗大的字不识一个，除了种地，其他什么事也不会干，一辈子在家。拉扯儿女和弟妹。叔叔也一样，但他性格很好，他会做饭，会做针线，后来他去我上学的小学给学校扫院、打钟、做饭，母亲看叔叔一个人忙不过来，也在学校帮忙，叔叔不爱多说话，爱做活，因此我心里很害怕也很尊敬他。由于家境贫寒，他结婚时年龄也大了，加之婶婶有病，我记得婶婶经常说她肚子疼，可全街所有的大夫都看过了，一看就给她点止痛片，一吃就有好些日子，后来她去了娘家老君乡，那里大夫也是这样看，母亲说她的肚子有个块，但乡下没有好大夫。穷人家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看病。就这样婶婶的病拖了十年。1968年，一支省军区医院的大夫支援农村，经过检查，婶婶肚子里竟然是一个死胎，是这个医疗队给她做了手术，免费取出了存了十年的死孩子，这就使得她一辈子再没生过孩子。父亲只管劳动，家里养着一头驴，但由于十年九旱，人无粮吃，驴没草吃，父亲去山上铲草，但我们那里的山是和尚头。夏天都看不见绿。一到冬天驴饿得嗷嗷叫。父亲就用铲尖子从土里面挖出草根子，背回家后，用木棍打出里面的土，然后给驴吃，就这样年复一年种着七垧薄地。1948年，父亲和哥哥学会了染布，那时候人们穿的是七寸宽，用土织布机织的土白布，然后交给染坊家里染成蓝色或黑色，做成衣服。染布用的是咱们腌菜的大缸，用泥裹了，里面放进颜料倒入水后，用亚麻杆子烧，烧几次泡几天才能涂好。捞出后，又用一个特大的石柱压上，再用一个大石槽子用脚踏上滚过来滚过去，把布压平再凉干，才算染好。当他们压布时，出力的程度在压于百米赛跑，他们汗流浃背，为了穷日子不停地劳作着，有时因生活的疲惫，父亲也常唠叨，但我一说他，他也就不唠叨子，父亲最爱听我说的话。我的哥哥比我年长24岁，经常外出干活。后来他成家了，和母亲分了家，解放后土改那年他去了老君乡，分地时他分到老君乡的镇贫村，我们离他家要60多里路。由于年龄小，直路不行，我不太去哥哥家，因此感情不是太深。倒是出了嫁的姐姐家，每到假期，父亲领我去她那里，她们家在青江乡，也离我家50多里路，每年夏天，父亲帮她收割粮食，因为她家地多她特别辛苦，生了七个孩子，又要伺候公婆。一到农忙，连吃饭都顾不上，为了女儿父亲每年都去给姐姐那儿帮忙。我姐夫人很老实，身体强壮，勤劳善良，他们俩孝敬父母，扶养孩子，虽说辛苦，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夫妻恩爱。不幸的是1960年，他家里的粮食被生产队拉去了，他们一家没有吃的，为了孩子，我姐夫省吃挨饿，最后还是被饿死，丢下姐姐一人拉扯七个儿女，她的一生太坎坷了。为了她父母叔叔哥哥都操碎了心，可在那个年代，谁也无法挽救。
母亲田俊英，生于1900年，比父亲小两岁，1980年去逝，享年80岁。和爷爷、奶奶、父亲同葬一个墓地。
母亲贤淑、善良、勤劳、节俭，性情温和，但也刚直，她聪明好学，有远见，虽然是小脚，但除了耕地，没有她不会做的农活，女人干的活她样样会干，女人不会干的她也会干。全街道家家女人生孩子都是她接生，家家的孩子生病了又是她给针灸、看病，谁家娶亲都要她去做饭，全社每家每户用的笤帚都是她扎的，老男人的头发长了她给理，谁家的灶头不利生不着火了叫她去收拾。甚至连盘炕盘灶头她都会给人家做，那可是泥活儿，一个小脚女人竟然经常干。
爷爷、奶奶在世时，母亲伺候公婆体贴入微，点滴周全，等他们去逝后，留下了三个叔叔和两个姑姑，母亲视弟妹如儿女，给他们吃穿，拉扯他们长大，后来二叔过继给王明远家给他父亲当弟弟，三叔参了军，我只看见过三叔的照片，还有他和蒋介石一家合的影，另外还有许多军事战书。听说他以后得了肝病去逝了。很年轻、人很英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叔把他存下的书和照片全部拿到大王庙上烧了。留下四叔和父母吃住在一起直到成家，她对待弟媳也如儿女，弟媳对她就像新娘。全家人和睦相处，一直到去逝。
生我时母亲已经四十岁了，那时候母亲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听说生了孩子的第三天，母亲就给别人家拔粮食。据母亲讲，她生孩子没坐过月子，顶多三两天就下炕干活了。好几个孩子夭折了，一个大姐出嫁生了孩子也死了，连孩子也没留住，这给母亲的打击很大，所以哥哥姐姐比我大的多。生了我的那年是1942年，我们家租着一个10平方米的房子，母亲晚上推磨（那时候用的是石头磨）白天做馍卖油饼。我的降生给父母及全家带一了无限的欢乐，全家人似我为掌上明珠，为了我，母亲放下了卖吃喝的生意，一心一意拉扯我。我一岁那年得了可怕的天花病，街上的孩子都传染上了这病，每天都有死亡的人。为了我，母亲十天十夜没能睡觉，没合眼。虽然以后有了痕迹，但因为有了母亲的精心照料，最后还是保了我一条命，确实是不幸中的万幸。我记得三岁时，母亲又开始了卖吃喝的生意，我那时还不大会走路，但心里比较明白，妈妈的吃喝是全街道一流的，卖油饼时一边炸一边就有人抢着吃热油饼。她那么疼我，但还是挪腾不出一个油饼给我吃。我看着大人们都吃热油饼，馋得我直流口水，等油饼炸完卖完后，妈妈才给我炸一个黑面的来安慰我。
每到过年，家家要杀个猪。我们家也一样，妈妈经常说：过年了要推三升麦子。一个小猪杀了后，妈妈用她的巧手将猪肚子煮涨后，给我们做成小兔子，摆在灶爷板上，那长长的耳朵竖得高高的，就象一活兔。我们家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子，但每逢过年，妈妈用红纸剪许多窗花贴在窗户上和墙上，而且给灶爷板上贴上熏了的花纸，特别好看。左邻右舍的阿姨，大妈看见了都要妈妈剪的花样儿。快到正月十五时，各村的社火耍起来了，乡下的社火来时，家家要支持给社火队装锅子吃，等耍一会吃饭时他们都抢着吃我们家的，一边吃一边说：王家妈的锅子一端出来，香味扑鼻。正月十五闹花灯，这一天妈妈用荞麦面做许多灯，属马的在荞麦面灯上捏个马，属鸡的就捏个鸡，家里人的生肖个个都有形象的动物在灯上，做好后放在笼上蒸熟，等到晚上每个灯点上青油捻子，看看那个人的灯着得亮．灯花大预示着这人来年的运气好．就这么个手艺儿，许多人都不会做，他们把面拿到我家叫妈妈教他们做。我高兴地跳来跳去，看他们谁做得最好。正月十五白天也有社火，可我们街上的社火里有一个划着青蛙模样的脸，耳朵上带着两个红辣椒，嘴非常可怕，人们称他叫哈么娃，他是专门到各家屋里进去说是拜年实际上是抢荞面灯的人。我记得这一天，我们把门顶紧，从门缝里看哈么娃，可这个哈么娃偏偏要进我家的门，他嘴里喃喃地说，别人家的灯不抢可以，王家妈做的灯一定要多抢几个，因为房子小，连偷着放过去的地方都没有，最后他还是进来，拿走了两三个灯，吓得我直往妈妈的背后钻。他又专门在我头上摸一把。
1947年还是48年，记不太清了。我记得过马家队伍，那天下午有人通报，马家队伍要来了赶快跑。街上所有的男女老少全跑光了。父亲扛着铁铣从城墙上翻过朝张家岔方向跑了。全街道只留下我和母亲，听说还有个老得跑不动的贾家老汉。当时，母亲正给我梳头，小辫子还没扎好，我也要跟着父亲跑，但母亲手里捏着我的头发不放，说：“我脚小（只有三寸长，实在是三寸金莲）你年纪小，我们跑不动，别怕，有妈在，他们把咱们也不怎么样”。傍晚时节，队伍过来了，先是骑兵，当时我们家住的是何家店的一个小房子，店院很大，院后面有个专门站牲口的大厅子，院子里有许多房子。何家的人全跑完了，队伍人马足足站了一院一厅，快吃晚饭的时候，一个当兵的把我们家的尽有的一个装水用的桶拿去了，可能是打水饮马或做饭用，反正到第二天还没拿来，那时候家里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桶子没了，就无法从窑里往上打水，打了水也没东西装，，母亲急了，便去找了军官。我记得这个军官也住在我们的院子里，他手腕上还带着手表，人很有气质，母亲手里拖着我，我吓得直打哆嗦。但她一点也不怕，且告诉那军官:你的一个兵娃子把我家的木桶昨天拿走了，到今天还没还回来，害得我和女儿昨晚连饭都没吃上，连水都没喝上，你得赶快给我找回来。没想到军官听了，态度还蛮好的，一点没有给我们脸色。他立即命令手下士兵找到了那个兵娃子，并用皮鞭抽打他，母亲看了心软了下来，又后悔当时不该找军官，害得当兵的孩子挨了一顿打。最后总算把桶找回来了。我心里想，妈妈胆子真大，连军官都敢去找。
1948年的秋天，哥哥和他的一个姓刘的朋友不知在什么地方弄了一支猎枪，准备要打野兔子，被通渭县的董家发现了，董家是个恶霸，他们家有兵团，听说是统治通渭县的一家什么大官。董家住在会宁的候川和通渭的义冈川的交界处，发现哥哥有枪的事后，就把我哥哥和哥哥的朋友告到翟所乡，当时没收了他们的枪，还把哥哥关进了牢房。朋友家有钱，他没进去。就哥哥一人蹲在牢房。这可把母亲急坏了，我记得母亲和我每天要给哥哥送饭，我进去过一次哥哥呆的牢房，那可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四面墙用厚厚的土块垒着，只有一个拳头大的窟窿，地上铺着麦草，地非常潮湿，伸手不见五指，房子里特别黑暗。妈妈整天以泪洗面，可实在无钱搭救儿子，最后还是妈妈一次次去乡政府下话求情并四处借钱打点，半个多月后哥哥总算出来了。妈妈才松了一口气。当时哥哥已经30岁了，许多事还让妈妈操心。
我家是贫农，解放前借下富农人的钱多，那时的农民实在太苦，气候干燥，十年九旱，全家只有七墒地，有时几年没收成，我家就凭着母亲四处借钱买粮食做吃喝生意维持生活，我经常看见要债的人催母亲赶快还债。他们的钱可不是好借的，那时是驴打滚的利息，几倍几倍地长，是永远还不清的债。母亲发愁的晚上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往天亮推磨。为了穷日子，她受尽了人间苦。解放了，有一天开大会，乡上动员所有欠债的人拿出借条，当场火化，这才真正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所以妈妈从此以后开会积极，党有什么号召，她就有什么行动。她是从心底里感激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啊。她经常说：不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穷苦人，我们这辈子永远别想过上好日子。记得斗恶霸地主赵海山时，母亲在会上哭诉他的罪恶：我们家的姑娘（是我姑姑）在你们赵家受尽了公婆和丈夫的虐待，经常不给饭吃，姑姑饿得受不了偷吃你们家的一点油渣，竟被你活活打死，我们气愤却无处去说。她用生动的事实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
母亲识字，但不是太多，据她讲，是她娘家的三弟（我三舅）上私塾时因她的饭做得可口，所以留在家里伺候老师和弟弟，弟弟念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她一边端饭一边听，三舅没念会时，她已经会念了。等到姥爷考三舅时，三舅给妈妈说，叫她站在姥爷的身后给他张嘴提示，要不他不会背要挨揍的，妈妈听了他的话，站在姥爷身后常常给三舅帮忙，三舅才避免了挨板子。但这却给妈妈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解放后政府动员扫文盲，上识字班时妈妈也上了，认得的字很多，并常常给其它姐妹教，后来我发现我家窑洞的墙上贴着墙字，缸上贴着缸字，桌子上铁贴着桌字，风箱上贴着风箱…。她说她没时间去学校，让老师把要学的字写在小方块纸上，她一边干活一边看着识字，晚上叔叔下班，吃过饭后，妈妈也给叔叔教着识字。
我上小学后，可能已经四年级了，母亲用染了色的老蓝布给我做成八片式中山装制服，我穿着上学，可把其他同学羡慕坏了。他们回家吵着闹着让他们的妈妈也做像我一样的制服给他们穿，可他们的妈妈哪里会做呀。这下可苦了我母亲，好几家的孩子的衣服全拿来让她做，妈妈就不不厌其烦地教别的妈妈如何缝制衣服。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全乡的各村社办起了食堂，因为母亲为人正直，又能够做一手好饭，所以就在公共食堂做饭。后来发生了困难，大灶上没面做饭，只给大家供应菜汤，在那个饿死人的年代，母亲从一不在灶上多喝一口汤，多吃一口野菜，以温和和同情的态度对待每个人，公平的给每个人打包盛汤，很受大家的尊重。我记得可能是过中秋节时，每个社员分了一个油饼，母亲把她的一个晒干后放到木箱子里，一直等我放假回家时吃。1960年秋，我要上学去，临走前母亲从地下挖出了一个洋芋，给我做了一顿胡麻衣子的群馍馍，只一小碗，我吃后，母亲将我送出西城门。我问母亲，这群馍馍为啥这么香，我还想吃。母亲当时掉下了眼泪，心疼地对我说：“那个洋芋是我偷着你侄子埋在土里留着让你吃的，就一个，没多的了。”我有一侄子比我小三岁，在初中上学，挨饿那年他辍学了，父亲饿得爬在炕上起不来，母亲就像佝偻病，走路不稳，面色苍白，我真不忍心丢下他们去念书，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同学都不念了，她们都去挖野菜度饥荒，我对母亲说：“妈妈，我不想上学了，我去挖野菜养活咱家人，看着爸爸、妈妈、侄儿挨饿我怎能袖手旁观呢？”妈妈听了我的话非常生气，这是妈妈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她厉声说道：“挨饿又不是咱一家，只要我有一口气，你的书要念，而且一定要给我念，念成功。”看着无力的妈妈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我也就一心一意去念书了。
1960年过后，学校又把母亲叫去给老师们做饭，老师们都亲切地称她王家妈。他们的衣服破了都是妈妈缝补。乡下的学生每天天不亮就往学校走，白天吃些干馍，晚上才回家吃饭，妈妈看着孩子们辛苦，就和校长商量中午给他们烧开水喝，看见哪个孩子的头发长了，她就叫来给他们理发。哪个学生的衣服破了，她就给缝上几针。她确实从内心喜欢每个孩子。她在学校做饭时，学生们管她叫贤惠奶奶。由于母亲的饭做得好，其他单位也想叫她去做饭，几个单位都叫她，母亲无法推托，后来叔叔给学校做饭，母亲给信用社做饭，直至74岁还没休息。我看着她太辛苦，就去单位给领导谈了，这才做罢。
侄子是哥哥第一个妻子生的，因为家穷，哥哥找不上媳妇，有一个女人已经三个孩子了，她原来的丈夫当兵一去二十年没回来，人们都说是死在部队里了，所以哥哥就和她结了婚，婚后，生了一男一女，解放那年，她丈夫突然回来了，我哥哥就离开了她，这时女孩还不到半岁，男孩已经两岁多了，这就把男孩子领给母亲拉扯。我记得我比他大三岁。后来哥哥又结婚了，母亲怕孩子受后娘的气，就和哥哥分开住了。为了拉扯孙儿，母亲倾注了全部心血，供他上学，让他成家立业。他也生了四个孩子，都是母亲帮着拉扯长大。我们家是四世同堂，母亲的重孙王辉考上了北大时我父母都还健在，他为王家人争了一口气，也为祖父母安了心，他不但是全家人的荣耀，也给全乡争了光，工作几年后他又去日本留学读了博士。
1980年正月初一早晨，母亲提着铲子一边拾粪，一边看着全街大人孩子过年出行，拜天拜地拜神仙，初三的棒晚去小便，突发脑溢血，不省人事，等我回到她身边时，她什么不知道了，初四的前半夜她离开了我们去逝了。
送葬的人特别多，除了几个村的乡亲们，各单位的人都来了。母亲的去逝使我肝肠寸断。叔叔婶婶哥哥姐姐在坟上哭得死去活来。那时候我也刚调到县法院，因过于悲伤，半年没去上班。是父母给了我身体和第二次生命，使我得以健康成长，是母亲给了我做人的懿范，处世的概模，使我能与人为善，同情人，团结人，助人为乐，是母亲给了我勤俭持家的美德，使我能做到不忘传统，保持本色。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