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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转载] 易俗社:秦声秦韵在这里飘荡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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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俗社:秦声秦韵在这里飘荡百年

引用:http://www.xianyang.gov.cn/channel_1/2009/1119/86939.html



易俗社剧场外观



鲁迅题赠的“古调独弹”匾额,原来挂在剧场北楼的前面,抗战时日本飞机扔炸弹,
炸毁了剧场的飞檐五角屋顶,包括鲁迅题赠的匾额也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毁了。
现在挂在剧场舞台正面的题匾,是后来根据鲁迅的手迹复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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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俗社早期演员演出的时装戏



易俗社第一任社长李桐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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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5 16:49 资料 短消息 加为好友



易俗社创始人之一孙仁玉



易俗社著名编剧范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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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15 16:50 资料 短消息 加为好友
  在西安市西一路易俗社剧场前,立有三块被各级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最早的一块是西安市人民政府于1983年12月9日立的,其次是陕西省人民政府于2003年9月24日立的,最近则是国务院于2006年5月25日立的。三块石碑的正面分别为“西安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陕西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作为百年易俗社剧场,它不仅见证了易俗社和秦腔的发展,而且还见证了我国发生的历史性变化。
  易俗社剧场的历史变迁
  易俗社成立于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它既受到全国戏剧改良运动的影响,又是陕西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它的办社宗旨,就是通过编写新戏曲,达到开发民智、移风易俗的目的。
  易俗社成立于1912年,但易俗社剧场并不是在同时属于易俗社所有。因此,上面三块碑文所说,“同年兴建该剧场”是不确切的。
  易俗社创建之初,就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当时并不在西一路现址办公,而是在租借的现土地庙十字的一所小学进行训练,小学开学后搬到了位于五味什字的中州会馆(即今西安市六中地址)。半年之后,即1913年元旦,第一期学生在都城隍庙舞台正式开幕演出。后来又将社址迁移到盐店街的五省会馆。这个会馆在清末叫八旗奉直会馆,辛亥革命后成为顺天府、直隶省、热河省、察哈尔省和绥远省的五省会馆(即今西安军分区招待所地址)。由于易俗社隶属于陕西省教育厅,1915年初由省财政厅将五省会馆购买后,拨给易俗社使用。这时,易俗社已有两班学生一百多人分别演出,由于新剧目丰富多彩,演员阵容整齐,并有像刘箴俗、刘迪民、沈和中、苏牖民、刘毓中等知名演员,叫座力甚高,经济收入甚好。于是在1917年6月,易俗社花了六千两银子,购买了关岳庙前舞台房产两院,就是今天的西一路易俗社剧场所在地。
  据田克恭《西安老街巷》考证,西一路,在清代是满城西墙内一条东西走向的小巷,因在路北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武庙(即今陕西省文化厅地址),因而就将这条巷子叫武巷。武庙以祭祀关云长为主,还供有岳飞、赵云、郭子仪等英雄神位。辛亥革命后,为了突出岳飞这位民族英雄,将武庙改为关岳庙,也就将武巷改为关岳庙巷了。易俗社购买的两院舞台房产所在地,清末时它的西边也有座不大的关帝庙(即今西安市政协大楼后),但在辛亥革命以后,关帝庙的东西两边已废为一大片空地,军阀陆建章任陕西督军时,就将这里规划给他所要修建的宜春园之中,其中的一座舞台就是专门进行演出与游艺活动的场所。陆建章离任陕西时,他的儿子就将本是官产的宜春园转让,于是易俗社买下了宜春园舞台及其周围的两院房屋。从这时起,甲班学生在西边五省会馆演出,乙班学生在东边宜春园演出。
  两年后,即1919年,易俗社对宜春园进行了较大的修整,临街新建了大门楼,门额竖挂有易俗社文化教员洪子明楷书“易俗社”三字的牌匾。剧场北墙开了三道门,中门上方墙上有青石雕刻的“易俗社”三字,由新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楷书。剧场本为砖木结构,歇山重檐屋顶,厅内东西北三面建有木质转角楼,东西楼设有包厢。这次又重新改建了舞台,为演出场景变换的需要,设计安装了转台,需用时用人力在台下推动转盘。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使用后观众引以为奇,盛况空前。这样,就正式议定以关岳庙巷为易俗社本社,五省会馆为分社,仍分甲乙两班演出。直到1923年10月,易俗社正式交还了盐店街五省会馆,分社人员全部搬回本社,从此易俗社的演出地点就完全固定在关岳庙巷的易俗社剧场了。
  新中国成立后,西安市人民政府接办了易俗社,并多次对剧场进行过小的修缮。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市政府曾拨专款重修剧场,在剧场前设立门厅,改北门墙为水泥墙,改北楼为钢筋水泥梯形楼面,改观众池地面为坡地,安置了皮沙发座椅。特别对舞台作了较大的改造,将台口由原来的8米多拓宽成近11米,增加了附台,西边为乐队席,东边为灯光台,并增设了吊景设备,另建了服装和化妆室,使整个剧场设施得以配套和完善。1992年,市政府在投入较大的资金修建易俗大剧院的同时,也对易俗社小剧场进行了改建。最大的变动是将原来的门楼移至剧场的西边,门内新建了一圈两层办公楼,正对的二楼上还有专门的排练场。这样就使剧场矗立在西一路的街面上,当人们从这里经过时,一眼就能看到这座古朴凝重的老式建筑。经过改建的剧场门楼两层,有四根圆柱直通楼顶,由绿色琉璃瓦的屋檐上下相隔。顶端上方雕塑的“西安易俗社”五个金黄色大字,出自于为易俗社写了一辈子戏牌的老职工刘东生之手;上面是三组雕有长方形格子的花窗,下面同样为三组屏风式雕有长方形格子的大门。圆柱和门窗统统涂以鲜亮的棕红色,既保持了剧场原有的古色古香韵味,也令人感觉到某种现代气息。剧场内也重新整治一新,舞台上增添了新的灯光、音响设备,使之更接近于现代演出的要求。
  西安市第一个公营剧团
  西安解放以后,1951年7月,为推动戏曲改革工作,易俗社改为第一个公营剧团。
  易俗社改为公营剧团,这对广大演职人员来说是件大喜事。7月13日,在易俗社剧场举行了庆祝大会,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及西北局、省、市有关领导出席了欢庆大会。据当时参加大会的易俗社老艺人回忆说,当习仲勋步入剧场,看到有条标语上写着“接管易俗社”的字样时,他立即纠正说,易俗社不属于反动组织,不能说“接管”,而应提“接办”。他在讲话中指出:易俗社过去四十年,在秦腔的改革上做了许多工作,有过不少贡献……易俗社在西北人民中有着深刻的影响。会后,习仲勋又给市上领导说,易俗社由张锋伯直接领导,只能办好,不能办坏。
  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西安市的领导,特别是副市长张锋伯,采取了具体的措施,使易俗社的硬件建设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当年年底,市上就拨了专款为易俗社购置了新箱;六十年代初,又专门拨专款整建了易俗社剧场,使整个舞台演出面貌一新。省市领导都很关心易俗社,许多易俗社老艺人说过,凡易俗社排演新戏,总能见到张锋伯坐在剧场内观看和指导。在秦腔界还流传着这样一件事:有次审查《三滴血》,樊新民扮演的晋信书在第三次滴血时,没有说“马下个牛娃也是有的”一句台词,当时坐在台下的赵伯平就说,为什么没说这句话?易俗社社长杨公愚解释说,有人嫌这句台词粗俗,就让删掉了。赵伯平说,这有什么粗俗的,观众熟悉,舞台效果很好嘛!樊新民在接下去的演出中加上这句台词,台下果然哄堂大笑。易俗社不仅在剧场演出了许多好戏,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喜爱;有些戏还参加了全国重大演出活动,如全国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三大秦班进北京演出等,在秦腔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由于文化市场的多元化,群众的兴趣和爱好也相应发生了转变。特别是修建了易俗大剧院以后,易俗社原来的剧场开始受到冷落,不再有那么多观众奔向这里,剧场门前再难见昔日观者如潮的辉煌了。但是,易俗社剧场自有它的价值在,观众坐在这里观看易俗社的经典剧目,就会自然地给人一种原汁原味的艺术享受。特别是易俗社剧场作为文物的历史价值,这个剧场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在这里曾演绎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它作为历史的见证是其他任何剧场无法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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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演三场戏仍一票难求
——创始人之一孙仁玉之孙谈易俗社辉煌往事

  “以前的易俗社剧场可漂亮了,舞台外一圈儿黄色的栏杆,旁边立着红色的柱子,灯光一打,真好看!”今年68岁的孙永宽说,他是易俗社创建者之一孙仁玉的孙子,至今仍无法忘记小时候在易俗社剧场二楼包厢看戏的情景。
  古色古香的易俗剧场里很有戏味儿
  1964年易俗社迎来建国后的第一次大翻修,巧的是,接办这一工程的正好是孙永宽所在的西安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第三工程队,当时担任工长一职的孙永宽,亲手将自己熟悉、热爱的易俗老剧场改造了一番,让这座老建筑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翻修中虽然拆了北墙、换了房顶,然而老易俗剧场内古色古香的基本风格没被改变。据孙老先生介绍,易俗社鼎盛的时候,不仅包括了现在的艺术剧社、易俗大剧院,还包括了市政协和文化厅的一部分,占地有几十亩,后来逐渐缩小到现在的程度。孙永宽一边回忆一边说:“现在易俗剧社的小院子,原来不是这样,而是一进门儿东西两排平房。平房中间夹着几间大屋子,用作排练厅和会议室。”
  易俗剧场就在这所院子里,这座剧场在易俗社搬入之前曾是宜春园的旧剧场,1917年易俗社将其买下后进行了改建,使用了近半个世纪后,这所老剧场已经不能满足观众的需求,孙永宽说:“以前,易俗剧社是卖站票的,易俗剧场两边的过道中常常站满了看戏的人。”1964年改造时,在剧场原先仅有包厢的二楼又加了一层普通座位,座位数就从以前的七八百增加到了九百多,“不久以后,易俗社便没有卖过站票了。”孙永宽说,“改造以前,剧场内前十二排都是皮质座椅,都是在北京定制的,后面全部是木质椅子,每一排的椅背后面都装有木板,供后排的观众放小食品和茶水,剧院里有瓜子和花生等小零食出售。”改造时,将剧场内原来的砖铺地板,换成了混凝土,木椅子也都全部更换为皮质椅子。
  不仅如此,为了提高演出效果,剧场的舞台上还被架起了一座天桥,开辟了灯光台,安装了吊景设备,舞台旁的几根大柱子也被漆得鲜红。孙永宽说:“舞台是旋转的,还是旧社会时修造的。”舞台下面东西两边添加了文、武场面——乐队坐处,文场面包括各种弦乐,在西边;武场面是各种打击乐,在东边。不仅剧场内部焕然一新,剧场外面也大变样了。“经过设计师设计,给剧场加上了一副漂亮的门脸儿。还增修了一个大厅,在楼东西两侧各修一个台阶,直接通向二楼。”孙老先生说。此后,易俗剧场也陆续有些改造和装修,不过现在的这个剧场里已经看不出易俗剧场的老模样了,“红色的大柱子、黄色的栏杆,以及二楼的包厢都没有了,少了些古色古香的感觉。”孙老先生感慨道。
  贴近民众的易俗社曾经票价仅为五角
  “易俗剧社从1912年一直火到上世纪80年代,最近20年来冷清了。”孙永宽说,从小长在戏堆儿里的他,一辈子最大的爱好就是听秦腔,“过去易俗社常常是一天演三场戏还供不应求,早、中、晚三场,晚上最火爆,易俗社的剧目一般都很长,晚上七点开演,散场就到十点了。过去,人们的娱乐项目很少,晚上天一黑没事做,就喜欢到剧场看戏。自从有了电视、电脑,人们的娱乐生活丰富了,易俗社便冷清了下来。”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为了购买一张位置好的戏票,还要托关系找人,孙永宽说:“易俗社以前的派头很大,在北大街和西一路的交界处立一块很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当天上演出的剧目,这块牌子自打我记事时就有,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被拆掉了。”除了繁华地段的广告牌,易俗社的门口也挂着一块牌子,红底白字写着当天演的剧目以及演员名单。
  孙永宽还清楚地记得,他小时候在易俗社看戏,即便坐在二楼靠前的包厢里,也听不清演员的词儿:“舞台上还是装了扬声器的。”后来,易俗社做了改进,将唱词写在玻璃片上,用幻灯机打在舞台两边,这样无疑让观众更能领会戏剧的内涵。
  孙永宽拿出两张1992年7月3日易俗社的门票说:“这是易俗社成立90周年纪念演出时的戏票。”仅有两厘米宽的蓝色票面上,赫然印着“五角”二字,孙永宽说:“这是甲票,乙票和丙票更便宜呢。”
  易俗社为何得以长盛不衰?孙永宽将其归结为“文化”二字:“易俗社不同于当时一些‘江湖’班子,它是集培养人才、演出为一体的,所有演员都要经过严格的文化训练,所以演员素质很好。”易俗社的长盛,得益于易俗人对社会和国家强烈的责任感。易俗社的创办者之一——孙仁玉先生是一位举人,他创办秦腔剧团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教化当时的人心,移风易俗,所编剧目,也多是反抗封建礼教、提倡民主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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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编剧
  在易俗社,有一批专门编写剧本的编辑,现在叫剧作家。在易俗社成立之后的三十多年间,总共编写各种剧目五百余种。
  范紫东(1878~1954年)与孙仁玉(1872~1934年),可说是易俗社剧作家代表人物。范的《三滴血》《软玉屏》《翰墨缘》《颐和园》等,结构宏大,情节曲折,由民国初一直演到现在,广为观众喜爱。孙的《三回头》《柜中缘》《看女》《镇台念书》等,构思巧妙,风趣横生,极富生活气息,令人百看不厌。其他如高培支《夺锦楼》,李约祉的《庚娘传》,李桐轩的《一字狱》,吕南仲的《双锦衣》,封至模的《山河破碎》等,都是颇有影响的好戏。
  名演员
  在易俗社早期演员中,以刘箴俗为代表,有被称作“六君子”的刘箴俗、刘迪民、沈和中、路习易、苏牖民、马平民,还有刘毓中、王安民、阎振国等,形成了一支行当齐全、朝气蓬勃的演出队伍。
  易俗社中期,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王天民为代表,包括耿善民、康顿易、王秉中、李可易、汤涤俗、高符中、雒秉华、王月华、宋上华、杨令俗等,组成了新的强大的演出群体。
  新中国成立后,易俗社以刘毓中为旗帜,老一辈艺术家有刘毓中、王秉中、宋上华、杨令俗、李可易、汤涤俗,中年演员有孟遏云、樊新民、肖若兰、宁秀云、杨天易、尹良俗、培养的青年新秀有张咏华、陈妙华、全巧民、刘迪华、王保易、郭葆华、惠昆华、吴敏中、王芷华、孙利群等,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强大的演员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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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金色褒状
  易俗社成立之初,成绩最显著者,当数编写了大量新剧目。据1921年编印的《陕西易俗社第一次报告书》,其中“戏曲一览表”中所列新编剧目,十年间就有二百多种。就在此时,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来函了解易俗社情况,易俗社呈送了新编剧本八十五种,《陕西易俗社章程》和《易俗社最近办理状况》各一册。1920年12月18日,教育部以通俗教育研究会名义特向易俗社颁发了“金色褒状”。其词云:
  戏剧一道,所以指导风俗,促进文明,于社会教育关系至钜。欲收感化之效,宜尽提倡之方。兹有陕西易俗社编制各种戏剧,风行已久,成绩丰富。业经教育部核准,特行发给金色褒状,以资奖励。
  此状
  中华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古调独弹
  1924年暑期,陕西省教育厅和西北大学联合举办暑期讲习班,邀请京津沪等地一批学者教授到西安讲学。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同时在北大等高校授课),于7月14日抵达西安。这时的易俗社社长吕南仲与鲁迅是小同乡,又敬佩鲁迅的名声,连续三个晚上邀请鲁迅到易俗社看戏。鲁迅共看了《双锦衣》《大孝传》《人月圆》等四出戏。8月3日鲁迅等临行前,陕西督军刘镇华还在易俗社剧场设宴演剧饯行。
  鲁迅在西安期间,适逢易俗社成立十二周年,鲁迅亲拟“古调独弹”四字并制成匾额,向易俗社表示祝贺。临行前一天,出于对易俗社的关心和支持,鲁迅还将在西安讲学所得,拿出五十大洋送给易俗社。
  誉满汉口
  1921年3月,易俗社组团前往当时繁华似锦的水上码头——汉口去演出。
  易俗社在汉口演出获得了很高的声誉,特别是刘箴俗,他演出的《三滴血》《黛玉葬花》《青梅传》等,非常光彩动人,轰动武汉三镇。通过演出,那里的人也逐渐能看懂秦腔,并感受到易俗社演员及其剧目的引人入胜之处。
  易俗社1921年3月至1922年11月在汉口演出,长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最大的收获,第一是让数千里外,“知文化落后的陕西,尚有此著作宏富,实力雄厚,空前未有的易俗社”;第二是有一个以“西刘”为代表的整齐而强大的演出阵容,当时有“东梅(梅兰芳)西刘(刘箴俗)南欧(欧阳予倩)”之说。
  名播北平
  三十年代,易俗社有两次赴北平演出之行,更使易俗社影响深远。
  第一次北京之行,是在1932年。其时,日本侵华野心日见其恶,华北地区风云日紧,数十万大军严阵以待。在这些驻军中,冯玉祥、马鸿逵率领的西北军,多系陕、甘、宁、青等省人,因思念家乡而情系秦腔,特邀易俗社为驻军演出。5月20日,易俗社组建九十余人的强大演出队,由副社长耿古澄带领从西安出发。首站在河南信阳为马鸿逵部演出两月有余,接着在郑州、邯郸、武安、磁县、井陉、阳泉、和顺等地共演近四个月。12月7日易俗社演出队到达首都北平。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演出了《美人换马》《三知己》《颐和园》等众多剧目,受到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上座率很高。有人将随团演出的著名花旦王天民誉为“陕西梅兰芳”。
  易俗社第二次北平之行,是在1937年。这个时候,日寇已逼近华北,抗战烽火一触即发。原西北军冯玉祥部二十九军调驻北平,军长宋哲元接管冀察政务委员会。为稳定人心,安抚士气,宋哲元特邀易俗社前往北平演出。易俗社此次在北平演出,以极富有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的大型历史戏《山河破碎》《还我河山》,震撼了观众。
  灌制唱片
  易俗社二十年代的汉口之行,特别是三十年代初赴北平演出,使易俗社声名远扬。上海百代公司曾两次来西安,邀请易俗社演员灌制唱片。
  第一次是在1934年7月。此次灌制的唱片有王天民的《得意郎君》,刘迪民的《庚娘传》,雒秉华、王月华的《走雪》,耿善民的《淝水之战》,耿善民、高符中的《四郎探母》,王月华的《绿波修书》,黄执中的《杨氏碑》,还特意为老教练陈雨农灌制了《断桥》,以及赵杰民和雒秉华的《五家坡》。
  第二次是在1935年春。计有王天民的《杨贵妃》《宫锦袍》,李可易的《满床笏》,杨令俗的《关中书院》,米钟华的《杀驿》,肖润华的《打柴劝弟》等。
  这是最早灌制的一批秦腔唱片,不仅为秦腔保存了难得的音响资料,而且通过这些唱片的发行全国,让更多的人了解易俗社和它的演员,了解秦腔的唱腔艺术。
  拍成电影
  1957年秋,陕西省委决定拍摄秦腔艺术片,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张新实、刘国权,在西安看了许多秦腔舞台演出,最后定下拍摄传统剧目《火焰驹》。这是秦腔第一次上银幕,主要演员以易俗社、三意社为主。拍摄团于12月赴长春电影制片厂,经过半年的拍摄,彩色戏曲片《火焰驹》拍摄完成。
  1959年,陕西省戏曲演出团到上海演出《三滴血》等戏,各方面反响极为热烈。江南电影制片厂就有意将它拍成电影。经请示陕西省委,才知道此前已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口头约定要拍摄《三滴血》,于是江南电影制片厂只好放弃。1960年6月,西安电影制片厂即开始拍摄《三滴血》。参加拍摄的演职人员,全部由易俗社担任。影片于1961年3月拍摄完成。
  这两部影片的拍摄和上映,对宣传秦腔起了极大的作用。(西安晚报 2009-11-18 苏育生 赵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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