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城平叛之功不如薄技在身

小时候，我做中医的父亲希望我继承衣钵，长大后能悬壶济世，可惜少年时心事拿云，觉得当个医生没意思，自己长大后应该出去干一番大事业。父亲用最朴实的道理教导我：“有一门技术哪个朝代都不会吃亏，不要玩什么文字，那样容易惹火烧身。”可惜年少的我总觉得父亲保守、短视，而今回头一想，最朴素的话包含的总是最真实的人生感悟。

读《水浒》，更深地感觉到父亲那种价值观可能在中国人中很有代表性。虽然“手艺人”一向不被儒生看得起，但一门薄技，往往使人在世间不至于饿殍，甚至还可以飞黄腾达；而自以为有安邦定国之才，能攻城掠地，燕然勒石，却常常死无葬身之地。

高俅是看水浒的人很不屑的一个浪荡子、帮闲出身的高官。他踢得一脚好“蹴鞠”，用现在话来说，是国家著名的球星。那时候没有甲A联赛，足球运动员也不像现在这样日进斗金。蹴鞠就是纯粹的玩，上升不到国家荣誉、民族尊严这个高度。——真正强盛的国家不靠这些玩意儿赢得别人的尊重。

《水浒》中，玩家在综合素质方面能和高俅比拚的，恐怕只有浪子燕青。这高俅，“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玩耍，亦胡乱学诗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会唱歌会写点诗赋，就已经具备做一个高级官员的全面素养了，要仁义礼智干什么？这仁义的毛病对做官员的来说百害无一益。因此，从《水浒》的开篇，就能看出高俅的发达，绝不是偶然的，他有做大官的潜质。

你看，这高俅被父亲赶出了东京，只能去淮西州帮柳世权的赌场看场子，因为皇帝大赦天下，才得以回到东京。他这身份，就好比现今犯了罪被注销城市户口，发配到西北劳改的犯人一样，刑满释放求爷爷告奶奶才能再回大城市落户，还得时刻去居委会汇报一下近期表现。可高俅没有丧失开始新生活的信心，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很快回归了社会。从董生药家到小苏学士家，再到驸马王晋卿家，善于踢球的高俅自己像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而他在敷衍与推托中不恼不忧，最终，“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样。”只有这样能抗击生活的打压，能尝尽奚落、侮辱，能在逆境中寻找快乐的人，才能抓住机会，一飞冲天。

因为送笔架碰见正在踢球的端王，机会像皮球滚到了高俅的脚下，高俅踢出了决定他一生荣华富贵的一脚，这脚球比罗纳尔多2002年世界杯决赛上踢进德国队球网的球还要意义重大。——“偶然一出脚，便为人上人。”前两年《水浒》电视连续剧中的《主题歌》唱道：“该出手时就出手呀”，高俅才是真正的“该出脚时就出脚”，从此，他做了端王的亲随，端王当了皇帝提拔他做殿帅府太尉，这太正常了。官职就是皇帝私人的财富，想送给谁还不是他一句话？这种赠予的民事行为有什么值得质疑的？好在宋徽宗还讲点规矩，没让他做文官，因为那时候的文官大多要经过科举，可后来什么文盲劳模、纺织工人都能被提拔到副丞相的高位，唱歌的也能肩扛将星。高俅好歹还能刺枪使棒，美国的国防部长没有摸过抢不照样带兵么？一居高位，便有恩报恩，有怨报怨没什么奇怪的，难道让高俅同志以德报怨？他又不是个君子，他若是君子就当不了大官了。高俅跟对了人，是他的运气，就像赌场上押对了宝。饱读诗书的人难道就不想抱一棵大树么？你看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写道：“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马屁拍得还不肉麻么？后来李白又想抱永王麟这个大粗腿，最后被流放。可惜李白做诗可以，押宝差点功夫。

皇帝也是人，他也要有自己的爱好，就像明代有皇帝喜欢自己封自己做将军，满足一下带兵打仗的喜好；有皇帝喜欢做木匠，在手艺活中获得满足。这宋徽宗信许就觉得国防、外交那些琐事太烦人，这些工作是皇帝不得已而为之的职务行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人家老赵就喜欢踢踢球，写写字，吟吟诗，捧一捧戏子。因此，对宋徽宗来说，高俅和李师师远比宿太尉那些人重要。(来源：网络)

朝廷如此，梁山何尝不是这样？宋江老大的弟弟宋清没什么武艺，不能像林冲、秦明那样冲锋陷阵，也没有燕青、戴宗、时迁那样的特长，连杀猪宰羊的曹正、计算钱粮的蒋敬那点本事也没有。但宋江让他专门安排筵席，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你想想，一百零八将来自不同的地区，口味各异。有像李逵那样喜欢大块吃牛羊肉的粗野汉子；也有宋三郎这样口味很刁吃鱼都不能隔夜的主。从这点看一说明宋清并非一无所长，二说明宋江重用了自己的弟弟。

《水浒》中最后下场较好的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安道全钦取回京，就于太医院做了金紫医官。皇甫端原受御马监大使。金大坚已在内府御宝监为官。萧让在蔡太师府中受职，作门馆先生，乐和在驸马都尉府中尽老清闲，终身快乐，不在话下。”这五位幸福的梁山人，一个人医，一个兽医，一个写字的，一个刻印的，一个唱歌的。对朝廷而言，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才。

这安道全在梁山上的作用无人能比。宋江背上长疮，差点尾随他的晁盖哥哥而去，从建康府骗来了安道全，便药到病除，方可精神抖擞去打大名府。如果安道全早点上梁山，没准史文恭的毒箭毒不死晁盖。安道全不仅是个好医师，还是个好的美容师。宋江要去东京找招安的路子，又怕脸上的金印被人认出来，安道全解决了这个难题，先用毒药点去，再用好药调治，起了红疤，再用美玉灭斑。这门技术，就和前一阵炒得很热的“处女膜修补术”一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因为宋代往人脸上刺字，就如现在的“破处”一样随便。梁山自宋江以下，卢俊义、林冲、武松、杨志等等，许多人脸上有金印，这安道全能不吃香么？要是搁在现在，老安开个整容公司，绝对名利双收。

宋江征方腊前，先把安道全留在太医院，然后再降旨留下了金大坚、皇甫端。蔡太师要了萧让，王都尉要了乐和。皇帝和高官们早就预谋让两伙反贼自相残杀，而不愿意让五位人才去白白送死。没有了安道全的梁山队伍，好些头领受伤不治而亡，或者像林冲那样病死。宋江、卢俊义、武松这些人是老虎，放在都城旁边皇帝睡不着觉，而这五人不但毫无威胁，而且大有益处。安道全妙手回春，皇帝到处胡搞，染上点什么病有安道全在就放心了。所以安道全被宠信可想而知，即使他犯点什么事也不会把他怎样，谁叫他是皇帝的保健大夫呢？那时候马匹是第一交通工具，皇甫端这样善于相马、医马的人少不了。爱好书画篆刻的宋徽宗也希望有金大坚这样的高手在旁边。萧让模仿蔡京的书法都能骗过老蔡的儿子，蔡太师能没有知音之感么？著名的男歌星乐和在哪里都会吃香，最后和高俅一样，被驸马爷收纳可谓得其所在。

所谓的安邦之才都是扯淡，还是老老实实学点手艺最好。(来源：网络)

古老的“做局”艺术

我所指的“做局”，就是几人联合起来，自编自演骗局蒙外人上套。这种街头骗术十分古老，具体起于何年难以考证。将蒙骗视为智慧而津津乐道的中国人，对做局并不是特别的讨厌，甚至还有些佩服，对那些不小心上当受骗的倒是倍加奚落与讽刺，讥笑他们的愚蠢。

今天的街头，这样的“做局”比比皆是。最常见的就是报纸上屡有披露的那类卖假金元宝假古董的骗局。一个人拿一个假的金元保或假古董出来，悄悄地在街头兜售，当然一般的人不会上当。这时过来一个当“托”的人，假装不认识，看了看这假货，以权威的口吻说这是真的，特别想买，一摸口袋，钱带少了，露出过了这村没那店的懊悔神态，恳求货主便宜一点。两人在讨价还价中，吸引旁边看热闹的人上钩，最后掏钱买了这个假古董。而几个演戏的人拿钱后立即逃之夭夭，没准还在嘲笑那人：“又骗了个傻蛋。”

这种流行于市井社会的“局”，《水浒》里有好些，最著名的就是“智取生辰纲”那一节，注意，作者和许多读者都认为是“智取”，隐含着对其“做局”艺术的欣赏。

八人集团智取生辰纲前，作者不惜笔墨铺垫了杨志的清醒与警觉。他清清楚楚知道世上不太平，路上打劫的人太多，便从梁中书那里申请了对押送队伍的绝对指挥权；一路督促军健早起程早注店，尽量不给劫匪下手的机会。

可尽管他千般防范，不怕贼抢就怕贼惦记，黄泥冈上他终于着了道。黄泥冈上晁盖、吴用七人和白胜合演的那场戏剧，真的可以入选中国古代十大骗局这样的排行榜。这个局场面浩大、安排巧妙演出逼真。不但骗了牛皮烘烘的谢都管以及那些偷懒的军健，且骗过了职业军官杨志这类高手。

七个人化装成贩卖枣子的商户，看到杨志一行前来假装自己十分害怕劫匪，使杨志等人的警觉放下一分，对其贩卖枣子的身份有些相信。当白胜装成卖水酒的小商贩走过冈上时，杨志极力阻挡众军健买酒，害怕酒里有蒙丶汗药。七个“贩枣客”要买酒，白胜还欲擒故纵，表示自己被诬为下蒙丶汗药的，伤了自尊。最后好说歹说把酒卖给“贩枣客”，一桶喝完，都很正常。刘唐假装要占小便宜，——这是小买卖人的通病，符合他这一角色，强行在另外一桶用瓢舀了一瓢酒喝了，被白胜追赶。吴用拿出已经放了蒙丶汗药的瓢，准备再占小便宜，舀了一碗被白胜夺过去，倒回桶里。——蒙丶汗药就在眼花缭乱中入了酒桶。“局”这时达到了高潮，杨志的警惕性一点点减少到最低。杨志想道：“俺在远远处望这厮们，都买他的酒吃了，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们半日，胡乱容他买碗吃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怪不了杨志。

这样的“局”不仅在市井间层出不穷，在《水浒》中的官府里照样不少。堂堂的殿帅府太尉要陷害林冲，也是做了这样一个“局”，先让人化装成落魄英雄将宝刀贱卖给林冲，再让人来请林冲，说高太尉要看宝刀。精细不亚于杨志的林冲照样着了道，被诬为持刀进入军事重地白虎堂。张团练为了报武松夺回快活林之仇，买通张都监，先给武松小恩小惠，笼络了武松，并向其委以重任，等武松毫无防备时，将金银器皿偷偷塞入武松的箱子里，然后诬武松做贼，将其打入死囚牢。

江湖人士做这种下三烂的“局”，尤可理解，可朝廷命官也用这种下三烂的伎俩，今人也许有些不解。其实这些居庙堂之高的人，品行又比草寇高多少。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下三烂”的骗局，而是政治智慧呢。

《水浒》中最常见的局就是孙二娘、李立那些开酒店的，用麻药将客人迷倒，然后谋财害命。梁山人劫法场、顾大嫂化装成送饭的妇人前后去营救解珍兄弟和史进，也都是一种“局”。(来源：网络)

杨志、林冲、武松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行事谨慎，远非李逵这样的人能比，但都毫无例外地陷入设好的“局”。他们的聪明为什么一下子就短路了？是因为那个世道陷阱太多，骗局太多，花样翻新，以设“局”为业、为荣的人太多，正直的人防不胜防。

前不久，我看了贾樟珂导演的电影《盲井》，对古老的“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感到不寒而栗。

《盲井》讲述了两个农民合伙“做局”，害死一同挖矿的矿工而骗取抚恤金的故事。山西某地矿井下，宋和唐趁元某毫无防备时将其杀死在矿井里，然后伪造被砸死的现场。在此之前，宋和唐引诱在劳务市场找活的陌生人元某，对其说他俩和唐的弟弟三人已经在一个小煤窑里找到了活，弟弟突然生病。他俩可以带元某去干活，但元某必须假装成唐某的弟弟，否则老板不予接收。两人然后为元某假造了身丶份证，向矿老板证明元某是唐的亲弟弟。元某被害后，唐假装哭悼“弟弟”的死，而矿主为了掩盖安全事故，只好用3万元打发唐，让唐和宋拿着“弟弟”的骨灰滚蛋。

拿钱之前装得悲痛欲绝的唐和宋，拿了3万元钱后立即进城住进酒店，将元的骨灰倒进马桶里，然后唱歌嫖妓，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两人在一个劳务市场捕捉到一个“猎物”——无钱交学费而出来打工的16岁少年元凤鸣。利用凤鸣急需找到活的心理，二人让凤鸣假装宋的侄儿，并同样给凤鸣做了假身丶份证。

宋的家里有个成绩好的儿子，看到满脸稚气、十分好学的凤鸣，他有了些犹豫，尤其通过凤鸣的全家福得知凤鸣就是他们前一个“做掉”的元某的儿子时，心里更有隐隐的不安。最后在矿井里，唐已经看出内心矛盾的宋某即将妨碍自己致富大业，便先杀死了宋，就在他想对凤鸣下手时，煤块真的砸伤了唐的腿，凤鸣得以虎口逃生，而坑道中放炮把唐某也砸死了。最后元凤鸣以宋亲侄子的身份领了3万元钱，被迫与矿主私了。

戏剧性的结局似乎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和中国人普遍的人生哲学：恶有恶报。因果循环。

罪恶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存在，但可怕的是，唐、宋（注意很有意思的两个姓，代表中国历史上两段辉煌时期，这是否是有意安排？）这两个看上去纯朴勤劳的农民，作恶后不仅没有丝毫的良心谴责，而且对自己杀人行为有着那样坦然的开脱与解释。“你可怜他，谁可怜我们？”“谁断了我的财路，我就杀了他。”在利己的驱动下，所有的罪恶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一条生命以及生命背后的妻儿和区区3万元钱，是何等不等值的对比。但生命是属于别人的，痛苦同样是属于别人的，而钱才属于自己的，所以唐和宋才能为区区3万元钱不怕杀人，拼命演戏。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能天下人负我”的信条在两位农民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个片子揭示了中国人普遍的道德危机，不仅没有罪感，连耻感也没有了，也充分揭示了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中国古代的盗墓只能兄弟一起干，外人不能合作因为担心墓中的人将珠宝递出去后，会被墓外的人堵住出口将其闷死在里面。

电影中的那口井极具有象征意义，电影中的人们其实都生活在这口井里。就如宋说：“这世界除了娃他妈其它可能都是假的。”而唐的回答是：“连娃他妈都有可能是假的。”那么他们只相信什么呢？

有人说中国人最有戏子人格，最能表演。电影中的宋和唐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是个负责任的父亲，宋一直惦记家中孩子的学业，而在矿主面前又是个卑微谦恭的农民。当他们把元某杀死后，唐在矿主面前哭自己的“弟弟”，那演技太高了，而宋居中调停，表演亦是十分娴熟，分寸拿捏得相当到位。

最后的结局好像有些偶然，但又是某种必然。因为罪恶的结盟都是利益结盟，没有真正的相互信任。当宋有些犹豫时，唐毫不客气像他痛下杀手。而宋的犹豫正是因为他“厚黑”不如唐，最后不够厚黑才误了卿卿性命。至于他们引诱凤鸣去发廊嫖妓，让其完成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的历程，然后才决定下手，并非是犯罪者还有某种温情，而是他们心里寻求解脱罪恶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已经对得起即将被他们杀死的人，那么下一次犯罪更没有心里障碍了。这是种犯罪心理，是犯罪者自我安慰。

最后，目睹宋与唐自相残杀的凤鸣，拿着3万元钱和两人的骨灰，劫后余生他一脸迷茫地望着火葬场的大烟囱，他真的成人了，因为他清清楚楚看到了人世间的种种的“局”。

他会怎样处理二人的骨灰和3万元钱？像二人处理他父亲骨灰那样，倒进马桶？3万元钱拿回去供妹妹和自己读书还是挥霍？这是一个悬念。

也许他会像唐和宋那样，因为在这个黑矿井里，许多作恶者曾经也纯洁善良。

也许他不会走上唐和宋的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

比《水浒》还要古老得多的“做局”，一直做到《盲井》里面。(来源：网络)

“常例”说“黑讼”与“黑牢”

“常例”，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常有的、大伙儿都明白的规矩。常例对应的是“特例”。

在《水浒》中，“常例”和“常例钱”出现过不止一次，对“常例钱”说得最明白的宋江因杀了阎婆惜被刺配江州后，用银子买通了牢中的牢子们，免受了一百杀威棒，为此差拨提醒了宋公明的那番话：“我前日和你说的那个节级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与他？”宋江故意吊戴宗的胃口，静候他主动找自己。果然戴宗等不及了，大发雷霆：

只见牌头来报道：“节级下在这里了。正在厅上大发作，骂道：‘新到配军，如何不送常例钱来与我。’”可见，这对囚犯勒索钱财已经不用暗示，不用遮遮掩掩了，完全可以在“厅上”当着其他的同事咆哮索取。这份囚犯必须出的钱真正是“常例”，囚犯心知肚明，公人也将这份钱算成自己合理的收入之内。吴思先生谈到中国古代有许多提不上桌面，但大家都遵循的“潜规则”，从“常例”这个词来看，用钱来运动官司已经不是“潜规则”，而是赤裸裸的“显规则”了。

一百二十回的《水浒》，写了许多官司，这些官司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无一场官司是公正的，无一场官司不是受到权力和金钱的左右。司法的普遍不公，在《水浒》的世界里，已经成为“常例”。

《水浒》中最著名的官司，就是林冲“误入白虎堂”，被高太尉指控为要杀害本官。林冲为此蒙受不白之冤，最后不得不上了梁山。贺丶卫方先生几年前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文章，说到这场官司严重缺乏程序正义。贺先生提到林冲不能自己请律师、当堂和高太尉质证，以现在的诉讼程序套大宋时代，大概是贺先生用“曲笔”开的一个玩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独立的律师。贺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古代司法体制与西方相比的特殊性，如行政权与司法权集于一人之手、控辨双方不平等、有罪推定等等。一场官司打下来，没有程序上的公开，自然难以保证公正，输赢与否往往存于判决者的内心。那么这种极不科学的诉讼程序设计必然造成诉讼就是权力或金钱的角力，导致“黑讼”普遍存在。

林冲误入白虎堂后，是高太尉指控他企图行凶杀人。在这里他和高太尉是都是当事人，但双方当事人在诉讼权利上首先存在天然的不平等。高太尉既是诉讼中的当事人，又是裁判。开封府的府尹说：“他做下这般罪，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问他‘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怎周全得他？”这好比一位高官先以被害者的身份到法院告某人抢劫了他，然后又以领导的身份批示“从快从严查处”，那么这个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在这种司法体制下，所有的人包括林冲的丈人张教头和耿直的孔目孙定都明白，哪怕林冲冤情如山，也没有人能为林冲做“无罪辩护”，顶多在罪与刑的轻重方面做文章。那么面对高太尉这个当朝权贵，惟一能做的就是“以钱折刑”，保住林冲的性命。于是，林冲一被收押，“林冲的丈人张教头，亦来买上买下，使用财帛。”“以钱折刑”是“常例”，那么，另一方当事人，要陷害某人，使用金钱运动亦是“常例”。高太尉要在半路上使林冲非正常死亡，必须买通押送的公人董超、薛霸，不能因为自己是高官就一毛不拔，他也必须掏这个“常例钱”，遵循这样的规则。于是派陆虞侯给两位公人送了“十两”金子，并许诺事成后在追加十两，西门庆等人用毒药害死武大后，为了事情不被败露，第一件事便是使用金钱打点阳谷县衙门的上上下下，李固为吞并卢俊义家产，害死卢俊义，用的也是这招。张团练和张都监合伙陷害武松，“张都监连夜使人去对知府说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钱。”而施恩要挽救武松的性命，也只能如法炮制，而且付出的本钱必须比张都监更大才能有效果。“施恩将了一二百两银子，径投康节级。”康节级将这件案子的内幕全部告诉了施恩：“蒋门神躲在张团练家里，却央张团练买嘱这张都监，商量出这条计来。一应上下之人，都是蒋门神用贿赂，我们都接了他钱。”(来源：网络)

最后张团练和施恩双方在诉讼期间，不断地向官府追加银两。知府知道张都监是因为收了张团练的银子，设计陷害武松的，心中对张都监很是不满：“你倒赚了银两，教我与你害人。”老于世故的知府才不当这冤大头，于是做了个折衷判决，均给双方一个面子，“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盗赃物，给还本主。”——这真是活脱脱的一幕：“吃了原告吃被告”，还把人情做足。

《水浒》中不仅事关身家性命的刑事官司需要用“常例钱”运动，就是普通的治安与民事案件，亦需如此。

赤发鬼刘唐流窜到东溪村，找晁盖商量重大的犯罪活动时，睡在灵官殿里，被前来巡察的都头雷横等人抓住。刘唐生就一副做贼的样子，有重大违法犯罪的嫌疑，难怪被警惕性极高的巡警抓住，晁盖向雷横说刘唐是自己的外甥，开释了刘唐。——但晁盖不能凭自己的人脉、威望白白为刘唐开脱，“晁盖取出十两花银，送与雷横，说道：‘都头休嫌轻微，望赐笑留。’”这五两银子，要抵雷都头多长时间的薪水？难怪巡捕从古到今，都喜欢出去抓刘唐这些外地来的三无人员。

而解珍解宝与毛太公的争端完全是场民事纠纷，可官方因为受了毛太公的贿赂，公然介入民事纠纷。兄弟二人打死的老虎，滚进毛太公的庄园，毛太公为了贪功将大虫据为己有。诬陷解氏兄弟抢掳他家钱财。为小小的一件涉及猎物归属的民事案，毛太公要置二人于死地，而且办案的孔目竟然是毛太公的女婿——连起码的回避都没有。两人被押进死囚牢里，毛家用银子买通了节级包吉，图谋害死兄弟二人。

办案前，有宋江这样通风报信的押司；抓捕时，有如雷横、朱仝这样徇私舞弊，私放罪犯的都头；判案时，有开封府尹、阳谷知县、登州知府这样或迫于权势，或贪图金钱的混账法官；押送罪犯时，有董超、薛霸这样被钱财收买，半路谋害押犯的公人；自然进了囚牢，就有敲诈勒索的管营、节级、差拨等大小牢子。

从“黑讼”到“黑牢”，大宋司法权力在各个环节都成了“私器”。

林冲刚到沧州牢城营内，老犯人就前来介绍“黑牢”行情：“此间管营、差拨，十分害人，只是要诈人财物，若有人情财物，送与他时，便觑的你好；若是无钱，将你撇在土牢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门便不打你一百杀威棒，只说有病，把来寄下；若不得人情时，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我的理解，这管营是管理囚犯在大牢内部事务的小吏，差拨是管理罪犯大牢外的劳动改造，管营可以让你进土牢，差拨可以用强劳动来折磨你。送不送钱，罪犯的工种有很大的差别，是让你去搬石头，筛沙子，还是让你去食堂煮饭或者打扫卫生？林冲使了钱，便得了看守天王堂的轻松差使。而且这种“常例钱”是有固定价目的，众罪犯告诉林冲，管营和差拨一人给五两银子比较合适。

当差拨来见林冲，没看到给银子时，大骂：“你这把贼骨头，好歹落在我手里，教你粉骨碎身，少间你便见功效。”当林冲拿出银子时，立刻换了一副面孔，看着林冲笑道：“林教头。我也闻你的好名字，端的是个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虽然目下暂时受苦，久后必然发迹。”前踞后恭，何等之快！让见多识广的林教头感叹：“‘有钱可以通神’，此语不差”。从“好歹落在我手里”这句，可看出看守囚牢的公人理所当然地将手下的罪犯视为自己致富的资源。

对“黑牢”规则阐释最清楚的是武松刺配到孟州的那一节。武松如林冲一样被老犯人提醒他准备“常例钱”免受皮肉之苦，武松倔犟不听，众囚犯劝道：“好汉，休说这话！古人道：不怕官，只怕管，在人矮檐下，如何不低头。只是小心便好。”——这两句民谚至今还被中国人广泛使用，真是令人心寒。

有意思的是差拨见不到武松主动给他银子，前来训斥：“你也是安眉带眼的人，直须要我开口说？你是景阳岗打虎的好汉，阳谷县做都头，只道你晓事，如何这等不达时务？”这差拨简直在骂武松是他们“公人”队伍中的傻蛋，农村来的、没见过世面的囚犯需要提醒尚可理解，你武松做过都头，想必当初也拿过“常例钱”，竟然需要提醒，太有损于队伍的整体形象了。

如果不是施恩为了利用武松这超级打手，赶走蒋门神，任凭武松是怎样的打虎英雄，虎落平阳，不出银子等待他的会是什么呢？武松后来问同室的囚犯：“怎的来结果我？”囚徒们告诉他：“他到晚，把两碗干黄仓米饭来与你吃了，趁饱带你去土牢里，把索子捆翻着，藁荐卷了你，塞了你七窍，颠倒竖在壁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你性命，这个唤做‘盆吊’。”“再有一样，也是把你来捆了，却把一个布袋，盛一袋黄沙，将来压在你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这个唤做‘土布袋’。”——千年后读此段文字，依然毛骨悚然。鲁迅在一篇文章谈到《蜀碧》纪录张献忠等剥人皮之高超技巧，我们伟大的传统文化中，竟然有如此发达的酷刑。

随便留心一下古代有关司法的民谣，就知道百姓认为司法不公正是常态，对司法机关失去了普遍信任。古人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屈死不告状”、“官司一进门，两家都求人。”虽然偏激，但民间歌谣决非空穴来风。

司法腐败，在哪个时代、哪个国家都可能存在。但在健康的社会里，司法腐败只能是“特例”，如果它成为“常例”，那就太可怕了。(来源：网络)

一般说来监狱是关押、改造罪犯的地方，是体现国家权威、执行刑罚的专政机器。因此罪犯在监狱中的地方是很低的，甚至可以说不仅是自由甚至是生命系于管教之手。许多监狱都写着这样的大标语：“这是什么地方？”“你是什么人？”“你来这里干什么？”这些标语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犯人：你是罪犯在这里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而无别的选择。

可一年前媒体公开报道的一件旧闻却让人罪犯在监狱地位低的印象产生了怀疑。东北一个城市的黑老大邹某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大连监狱服刑。在监狱长等一干监狱民警的关照下，过起了大墙内的“星级生活”。报载：监狱把他安排在远离普通牢房的单间里，房间里有冰箱、彩电、电话等生活用品，两名犯人充当勤杂人员为其服务，随叫随到。很少参加劳动改造的邹某还担任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动不动就打骂其他犯人，简直可在监狱呼风唤雨。据说还有一位女民警投坏送抱，爱上了这位老大。

看官莫要莫名惊诧，像邹某这样享受贵宾待遇的牛逼罪犯古就有之，也算是中华法制史上一大光荣传统吧。

宋江在监狱里服刑的日子比起上面所说的邹某更加舒服，其何止是呼风唤雨，甚至让监狱管教人员成为自己的马仔。

《水浒》第三十七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中写道，黑宋江杀死了想举报自己的二奶阎婆惜，本来应当判死刑，可是在知县和巡抚都头朱仝等人的关照下，上下其手，花些银子故意放走了这一杀人犯，最后不巧落到赵能、赵得的手中，刺配江州，押到九江监狱去服刑。按理说九江离宋公明老家千里迢迢，这种异地服刑应该让犯人做不了什么文章。然而大宋官家错了，异地服刑对一般犯人有用，可这宋江是何等人？那是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及时雨。

你看他刚到江州，“取三两银子，与了江州府公人”，便换取住单间的待遇。监狱长（两院节级）戴宗因为宋江没有及时送上“常例钱”，要打宋江一百棍，用戴宗的话来说：“你这贼配军，是我手里行货！轻咳嗽便是罪过！”“你说不该死，我要结果你也不难，只似打杀一个苍蝇。”

可当他知道眼前的贼配军是宋江时，这位管理监狱的戴院长来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那人听了大惊，连忙作揖，说道：原来兄长正是及时雨宋公明。”“兄长，此处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这戴宗立马和黑社会老大称兄道弟，不过他很有心眼，在监狱里面，只作揖而已，可到了无别人看见的酒楼单间，“起身望着宋江便拜。”节级戴宗如此，那么他的死党、杀人外逃混进管教队伍的小牢子李逵，自然对宋江这个黑老大更是如天上的星星参北斗一样。

你看这宋江在监狱里过得什么日子。日日有戴宗、李逵陪着喝酒游玩，为了宋江吃上一口鲜鱼汤，本应监管他的警察李逵，不惜在浔阳江头和张顺大打出手。几人喝酒时，还有妙龄女子在旁边唱曲。那时没有女子做管教人员，如果有的话，像沈阳中院原女副院长爱上刘涌一样，没准某个女工作人员也会委身于宋江。

无独有偶，另一位知法犯法，以都头的身份杀人的武松，，被押送到东平府服刑，监区长施恩日日好酒好菜对他照顾。一则因为武松打虎英雄之名，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利用武松赶走蒋门神。

那时候政法单位和部队办公司、搞经营是常事。这施恩原来在孟州东门快活林办了一个大赌场。可他是一个小节级，比起军分区司令张团练自然是小巫见大巫，张团练利用蒋门神赶走施恩，独自经营这个日进斗金的赌场。施恩便请出了自己手下的犯人武松，打败了蒋门神，重霸快活林。

在吏制腐败、司法黑暗的社会，所谓的执法权到了具体的执法者手里，便是由公权变成私人的资源。套用吴思先生的理论，这种执法权是由个人支配的伤害能力，既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如每个犯人进监狱后，必须给戴宗上供常例钱，否则就会吃皮肉之苦，甚至像只苍蝇一样被打死。同时这种由个人掌握的执法权又能拿来做人情，像戴宗、李逵、施恩等小吏心中，哪有什么制度、规矩、朝廷，他们心中只有银子和所谓的义气。由于这种司法现状，使警察和罪犯的地位有着滑稽的倒置。从制度上说，戴宗他们是管教宋江等人的，自然在宋江面前他们应该威风凛凛。可那时候管监狱的和罪犯一家，那时节的执法人员，也多栖身于两种体系内。明的说来他们是帮朝廷、帮赵官家当差的。可这份差事仅仅是他们用来谋取利益的工具而已，他们自觉的定位则是江湖中人，因此对一个人地位的判断，大多数如戴宗、李逵、雷横等等依据的不是“白道”上的标准，而是“黑道”上的标准。因此对白道而言，正在服刑的宋江是个杀人犯，要被好好管教才对。可对黑道而言，他是江湖上声名显赫的黑老大，在他面前，无论是巡抚都头雷横、朱仝还是监狱牢子戴宗、李逵，都是用江湖的规则来尊重他，保护他。

宋江在江湖上的威望，说到底是靠银子堆出来的，“仗义疏财”是他最大的品牌。由于当时体制内的小吏和体制外的盲流、盗贼都没有一种安全感，他们的位置容易互换。——李逵作案外逃，能成为“牢子”，宋江等一不小心，也就成了罪犯。因此小吏们自觉地在国家权力之外寻求人身保险。那么对有钱、有影响的罪犯，谁也不愿意为所谓的“公家法度”将事情做绝。

由此可见，如果宋江不是在浔阳江头题反诗，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小小的戴宗在自己的权利范围内已不能再罩着他。他在九江监狱这种“星级生活”也许会一直过下去。

有人也许会奇怪，宋江这个犯人被戴宗、李逵像大爷一样供着，为什么有关部门就不知道呢？直到题写反诗，才由大宋忠臣黄文炳告到知府那里呢？

“黑旋风”李逵天真烂漫，尽管他将杀人当成游戏，如江州劫法场时不管官吏百姓，见人就砍，为逼朱仝上山残忍地杀死知府的小公子，但读水浒的人，有些不很喜欢这位铁牛哥哥，包括大才子金圣叹。

你以为铁牛哥哥完全是个不谙世事的人么？非也，出身赤贫之家，避祸远走他乡，又当过小牢子的他，对世道的评价更为简单却精确。在《李逵打死段天锡柴进失陷高唐州》中，牛哥哥一句话如有穿云裂帛之力。他是这样说的：

“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

原来柴进的叔叔柴皇城，住在高唐州，家里的花园被知府的小舅子段天锡看上，要强行拆迁，限这位柴皇城几天内搬走。子嗣的柴皇城只能找侄子柴进前来出头交涉，作为保镖的的黑旋风跟着小旋风来到高唐州，便惹出了一番大祸，最后让龙子龙孙上了梁山水泊。

这高唐州的知府高廉是权臣高俅的堂兄弟，而他的小舅子又仗着高廉的权势鱼肉乡民。你看这权力的接力衍生好比一个连环套，皇帝宠高俅，高俅便权势熏天。——高俅的兄弟高廉于是可以作知府——知府的小舅子就可以胡作非为。这个权力路径图是中国几千年来所谓的裙带关系最典型的说明。

可这柴家不比寻常百姓家，他们是大周皇帝世宗的后代，赵家的江山是柴家禅让的。当年大周皇帝托孤给义弟赵匡胤，可老赵在陈桥驿披上了黄袍，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这毕竟有些不地道，于是为了堵天下人悠悠之口，赵家给了柴家誓书铁券。这誓书铁券以成文法的形式将柴家后人的特权固定下来了。柴家子孙不但有诸多经济上、政治上的特权，还有司法豁免权，——即使犯杀人罪也可以免死，不受大宋法律的管辖。

这誓书铁券是大宋开国皇帝太祖的庄严承诺，对后代皇帝、官员来说有着宪法一样的权威，理应高于一切的民事、刑事类法律，更不用说是寻常官员自己搞出来的土政策和随意的批示了。

可是柴进碰到的却是：一个鸟知府以及他小舅子的个人行为，高于具有宪法权威的誓书铁券。和官府亲近的段“府舅”根本不把誓书放在眼里，就像后世，合法财产在宪法和许多法律中都写明必须受到保护，可在拆迁中，商人和官家一联手，宪法算个什么？不如某县长一纸命令。

大宋这种有法不依的状态连李逵这样不识字的粗人都看得明明白白。当柴进还天真地想拿出宋太祖颁发的誓书来维护自己权益时，铁牛哥哥大叫：“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这句粗话说出了天下的乱源——即有条例（法）不依，所谓的法全留在纸面上，现实中谁有势力谁就可以践踏法律。

当段天锡又来强迫柴家拆迁时，而且叫嚣：“便有誓书铁券，我也不怕！”火爆脾气的铁牛哥哥便让这厮见了阎王。

知府的小舅子被打死后，铁牛逃走柴进被抓，他还迷信太祖颁发的铁券，以为知府不能把他怎样，何况又不是他教唆的。如果说段天锡作为一个混混，不知道太祖颁发的铁券之权威性，一个地方的最高首长高知府不可能不知。可在知府眼里，铁券照样一钱不值。

且看这官府的人如何操纵法律的。李逵是成年人，有完全民事能力，作为柴进的庄客，他打死人，该负一定连带责任的柴进也罪不致死，何况还有免死铁券。可高知府对柴进这位大周皇帝后代，大宋皇帝名令有司法豁免权的大官人严刑拷打，刑讯逼供之下，柴进只能招供：“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段天锡。”变成了主犯，关进了死牢，等待杀头。多受柴进恩惠的梁山众人自然不会坐视不管，救出了柴进一起上了梁山。

像宋江这样的小吏反了我不痛惜，李逵、张青之类的群氓反了更是自然，就算是秦明这样的中高级武官反了我也能理解。可受铁券保护的、大周皇帝后裔、举止温文尔雅的贵族柴进终于反了，这大宋还有什么希望？

在段天锡之死中，有连带责任的柴进被冤枉为主犯重判为死刑。可在阎婆惜被杀一案中，宋江杀人动机具有，犯罪事实清楚。可阎婆惜一个风尘女子，没人最后给她说话，而宋江黑白两道都通。宋江被父亲死了的假消息骗回老家，被官府抓捕后，弄出来这样一个供招：

“不合于前年秋间，典赡到阎婆惜为妾，为因不良，一时恃酒争论斗殴，致被误杀身死，一向避罪在逃。”

最后就依照宋江自己的供述，判了个刺配，服刑地还是渔米之乡江州（今九江），宋代的江西无论在经济文化上都属于最发达地区之一。你看宋江如何开脱的：先说被害人自己有过错——“为因不良”，然后说自己喝了酒两人争殴，最后的结论是“误杀身死”。宋江不愧是能吏，刀笔好厉害。不过比起级别更高，钱更多的人，他这番开脱也不算高水平。你看“某某案”中，一死十一伤，就被“精神溜号”、“忙乱中发动汽车”等理由认定为误杀误伤，判了个有期徒刑二年而且缓期执行三年。我靠，宋江还是现刑，真正的文了面，发配到江州了。不过想想，宋江只是个科级干部，神通当然还差那么一点点。

对照段天锡和阎婆惜两人被杀的案子，我们可以看到，在宋代，有罪可变成无罪，无罪可变成有罪。重罪可变成轻罪，轻罪可变成重罪。

中国的官家，自古没有遵循法律的传统，铁牛哥哥所说的“条例”，只是他们治人的工具而已。想起了民国初年，为清帝退位和清室签订了优待条约，允诺宣统长住紫禁城。可没几年民国还在，丘八们就用枪杆子把人家赶出去。

想到这些，心中有种寒意。

《水浒》中梁山诸人造反后，官府派军队一再进剿，而且一次比一次规模大，统帅的军官级别越来越高，可结果一样，都落败而去。

如果说晁盖刚刚劫了生辰纲，上了梁山后，济州府尹派团练使黄安带领千人——出动的仅仅是地方武装，第一次攻打梁山，翦羽而归，是因为视梁山等人为普通打家劫舍的草寇，犯了轻敌的兵家大忌。后来朝廷逐步重视梁山的危害，进剿的力度加大，会巫术的高廉落败后，高太尉大兴三路兵，从大宋王朝的辖区内调拨精兵良将，并让名将之后呼延灼拜下连环阵，照样败北；最后高太尉亲任兵马大元帅，征调河南河北、上党太原、京北弘农、颖州汝南、中山安平、江夏零陵、云中雁门、陇西汉阳、琅琊彭城、清河天水等十路节度使各率一万兵，会剿梁山泊，此时已是集大宋政丶府各地部队之精锐，大举进剿，可结局仍然惨败，“齐声唤，前头捉了高太尉。”“不周山下红旗乱。”梁山好汉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

与官军的无能相反，真正让梁山泊焦头烂额的竟然是民团，——套用中学历史课本的说法，给起义军添大麻烦的是当地地主武装。

和梁山毗邻、一个小小的祝家庄，就使宋公明三次兴兵，前两次不但没有搞定，还让许多大将被人俘虏，最后离间了祝、李、扈三家，使用了连环计，让反水的登州府军分区司令员孙立假装前来帮助祝家，才最后攻陷了祝家庄。

攻打曾头市时，曾氏五兄弟加上一个家庭教师史文恭就让梁山好汉们纷纷落败，连梁山首义的领导人、梁山群雄名义上的最高领袖晁天王也中箭身亡。

和官府那帮吃干饭的混蛋们比较，这些自筹钱粮、自练兵马的民团战斗力太强了。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是攻守之势异也。打祝家庄、打曾头市，梁山泊部队是攻，民团是守，强龙对地头蛇当然花的力气要更大。而官军进攻梁山泊则是攻，此时的梁山部队是守。但这不是主要原因，三山的义军合兵打青州，也是主动出击，照样取得了胜利。我认为民团比官军战斗力强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的管理体制和激励机制。

有宋一代，国富而兵弱是出名的，不但在大辽和后来的大金面前屡战屡败，连地处西北一隅的西夏都敢侵掠大宋疆域。中国历朝历代，恐怕没有比大宋朝更窝囊的了。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制得失》中说过，宋代是因养兵而亡国的。养兵本是为了护国，最后走向了其反面，这恐怕是太祖皇帝没有想到的。一个殿前检点（羽林军头目）赵匡胤发动兵变，就能黄炮加身，好比非洲一些小国，一个少校衔的总统府警卫队长，就敢赶下总统自己做。赵匡胤深知武将坐大之祸，杯酒释了兵权，在文官地位持续提高的同时，武将地位较低。宋代军队分禁军、厢军两类，基本上都是募兵即职业兵，从少小当兵到60岁退伍，这样的兵还有什么战斗力？另外一种兵就是配军，像武松、宋江、杨志这样犯了罪的人，刺了字进军队服役。这样的兵闹不好像牧野之战的纣王部队一样，给你来个反戈一击。厢军就是些杂七杂八的地方部队，他们并不归军事首领统帅，而是由当地的文官如知府管理，——而文官是流官，常常调换的。平时不修战备，纯干些地方的建设项目，如苏东坡至杭州时，浚西湖修苏堤的主力是当地的厢兵，有些地方部队还经商，如《水浒》中的张团练就是“快活林”的后台老板。这样的部队，只有到了战时，才临时征调稍加训练就上前线，能有什么战斗力？而且这些临时征调的地方部队，其统帅并非平时朝夕相处的将领，也是临时选拔的。如《水浒》五十四回，高太尉集合了一些兵马准备去剿梁山，临时找了呼延灼做兵马指挥使，“（呼延灼）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鞍马器械，带领三十人从人一同使命，离了汝宁州，星夜赴京。”呼延到了东京后，又临时找了韩、彭二人做先锋。这样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如何能打仗？呼延带去打梁山的数万部队，恐怕只有从汝宁带过去的那个三十人的警卫排真心听他的话。(来源：网络)

禁军是从各地选拔，拱卫京师的，战斗力稍稍强一些，但开国日久，这些模范部队的战斗力也下降了。——就如唐代的神策军、满清的八旗一样，最后徒有其名。因为禁军在皇帝身边，他更不敢长期让能干的军事将领统帅，大多交给高俅这样只会哄皇帝开心的弄臣管理。对付梁山这样的造反者，也只能多用各州厢兵，不敢轻易劳动禁军，因为如果京师空虚，北面大辽南下如何办？

中国从秦始皇郡县天下后，真正的封建已经消亡。封建社会才是家中有家，国这个大家中有无数小家。国王对各地割据的贵族内部事务并不多加干涉，碰到外敌就像周幽王遭遇狄戎入侵一样，用烽火召集各地诸侯来擒王。各地诸侯自己养兵，自己保卫自己，自然积极性很高，部队也有战斗力。但这样做最大的害处就是诸侯拥兵自重，不把老大放在眼里，像楚子那样，“吾有弊甲，欲观中原之政。”后代的皇权社会，皇帝老儿最大的担忧是武将拥兵自重，因此处心积虑地削弱军事将领对部队的影响。——宋代和明代这方面做得最彻底，宋、明皇帝恨不得天下几百万兵卒只听皇帝一个人的，而不受制于任何一个将军，——管他是岳飞、还是戚继光或者袁宗焕。三人的悲剧也是源于此。既希望平时将兵分离，又希望打仗时将兵一体，英勇善战。这怎么可能呢？只有现代民丶主社会，真正做到军队国家化，文人统军、武人治军既能避免军人干政，又能保证常备军的战斗力。所以在皇帝用文官不断干预军事，不断折腾武将时，军队人数再庞大，如宋代一百多万，明代决不少于这个数字，在胡人和流寇的攻击下，一溃千里。就如那些去打梁山的官军一样，兵不知道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眼里也没有军事统帅，临时抽调的将领也心里不平，受制于高俅那样的人，打不好还要当替罪羊，谁愿意死心塌地地打仗？

和官军正好相反，民团有具体的战斗目的。——就是保护自己的庄园，保护自己的家。无论是祝家庄还是曾头市，他们厉兵秣马、修建壕垒的目的明确，抵抗那些动不动就来“借粮”，实则是烧杀抢掠的梁山人。这些人世代聚族而居，同声共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练兵的目的明确，练兵的方法、防御的模式也很有针对性。他们不像官军那样，中间有无数的层级，决策者和战斗人员之间隔膜重重，信息不畅。这些民团的将兵之间，或亲戚、或世交、或师生，因此这样的民团，最小的成本能产生最大的效益。

尽管秦汉以后，割据减弱。但各地的庄园主，还是喜欢训练民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官军，即自己纳税养起来的政丶府军极度不信任。时迁上《水浒》之前，偷了祝家庄一只鸡，引发了三打祝家庄。实际上有没有时迁的小偷小摸，梁山和祝家为代表的当地豪强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宋江要生存，要四处“借粮”，自然不会放过梁山门前的富裕庄园；而对于这些盗寇，祝家庄需要自保。在梁山和祝家的战斗中，我们看不到官军的影子，这些靠百姓养活的军队任凭祝家用自己粮、养自己的民团来抗击强盗。祝家在战端开始前，已经对官府没抱多大的希望，他寻求的是和李家庄、扈家庄的联盟互助。如果硬要说官军在三打祝家庄中起什么作用，相反是有利于梁山的。登州提辖孙立投靠梁山后，利用当时的通讯不便以及师兄弟栾廷玉对自己的信任，假装职务调动来协防祝家庄，从而赚开了祝家庄的大门。——这极具戏剧意义的情节恰是对官军作用的反讽。

在封建和民丶主社会之间，皇权制实质上是个很糟糕的政体。封建社会是责任分解，用许倬云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总公司给各子公司极大的自主丶权，你自己练兵保护自己，只要别造董事长的反就行了。而现在民丶主社会，所有的股民买了股票，给你交了税，别的事情就不用再管了，自然政丶府有义务来保证社会稳定、保护国家不受侵犯。可是皇权社会里，老百姓已经支付了用于防卫的费用，即皇粮国税，官军并不能履行相应的义务，大的战端一开，各地的老百姓还得自己保护自己。你让官军打仗，他们会像明末那样，一次次为辽东战事临时加税，就好比你交税已经包括义务教育支出，可修学校还让你临时集资一样不合理。老百姓明明知道这种双重支付不合理，但为了自己的安宁，还是选择自己掏钱保卫自己，如祝家庄、曾头市，他们这样花钱至少能看到钱化在哪里，看到花钱所起的直接效果。

其实，在中国由于皇权社会管理之混乱，效率之底下，官军的战斗力很多时候都不如“家军”——即民团。李闯能一鼓作气攻进北丶京，南退后却处处陷入地主武装的进攻，最后在九宫山丧于民团之手。满清铁骑由吴三桂迎入关内，打败李闯，可打了江南，柔弱之江南遗民处处毁家抗争。到了咸同之世，八旗、绿营等政丶府军一塌糊涂，翦除洪杨、廓清东南的依然是曾、左、李等人的民团。

面对官军不如民团的历史怪圈，不仅要问：花费无数公帑，养兵干什么？(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