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玉承认，她虽然行动上不管家，但她心里与探春往一处想。

作者不仅写了贾宝玉、林黛玉对贾府的依恋与同情，而且饱含着同样深切的同情塑造了一批为贾府力挽狂澜的女性前赴后继而最终无法逃脱悲剧的命运。秦可卿、贾元春、王熙凤、贾探春、薛宝钗，等等，由她们串起的悲剧抗争构成了《红楼梦》故事的一条主线。

作者与贾宝玉对贾府这个大家族的爱与怜悯的感情成为这个家族衰败的悲剧感的基础。

脂砚斋的批语多处点明了《红楼梦》作者的家族同情。在第二回正文“谁知这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处眉批：“文是极好之文，理是必有之理，话则极痛极悲之话。”（甲戌本。重点号为引者所加）贾府的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的危机在作者心里触发的是极度悲痛的情感，悲痛建基于作者对这个家族的爱与怜悯之上。在第三回正文“我有一个孽根祸胎”处，脂砚斋批道：“四字是血泪盈面，不得已无奈何而下四字，是作者痛哭。”（甲戌本）在第五回正文“子孙虽多，竟无一个可以继业者”处，脂批：“这是作者真正一把眼泪。”（甲戌本）而第十三回正文“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哇的一声，直奔出一口血来”，脂批更是明白点出贾宝玉也有希望贾府中兴、持久下去的宿愿，脂批说：“宝玉早已看定可继家务者，可卿也，今闻死了，大失所望。”（甲戌本）

而脂砚斋本人，也有这种家族感情以及对家族颓败的哀痛。在第十三回正文“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处，脂砚斋眉批：“树倒猢狲散之语余（庚辰墨笔点去，改作‘今’）犹在耳，屈指三十五年矣，哀哉伤哉，宁不痛杀。”（甲戌本、庚辰本）

脂砚之后，注意到《红楼梦》的家族盛衰主题的有舒元炜、东观阁本评点者、二知道人、王希廉、姚燮、哈斯宝等人。其中只有二知道人与脂砚一样强调了曹雪芹的家族同情。二知道人不仅特别关注《红楼梦》的主体价值体验，而且注意到了《红楼梦》的家族主题，他说：“宁府与其宗祠相连，贾珍家宴，忽闻祠中有长叹之声，岂宁、荣二公叹其泽之将斩耶？长眠数十年，尚且埋忧地下，无惑乎论黄数白者至死不悟也。”“雪芹之稗官，世家之宝鉴也。贾政性本愚阍，乏治繁理剧之才，身为郎官，不过因人成事耳。即自公退食，亦不善理家人生产，食指日众，外强中干，阿家翁痴聋而已。且所用贾琏夫妇，夫乃轻狂荡子，妇乃刻薄盗臣，甚至交通当道，窃余势以作威福，其流毒有不可言者。而政惟茗椀棋枰，以消永昼，曾不一过而问焉。其家之不败也得乎？古语云：‘踬马破车，恶妇破家。’雪芹苦口婆心，胪列之以为有家者戒。”“贾祠祭祀，薛宝琴不当观礼。雪芹欲写祭祀之盛，特借局外之人为旁观之冷眼耳。”[②]这种家族意识中蕴含着一种祖宗崇拜情结，它强调了曹雪芹的家族同情立场。

舒元炜等人则只是强调盛衰冷热的色空观。舒元炜在《红楼梦序》里说：“爰夫谱华胄之兴衰，列名媛之动止，匠心独运，信手拈来，……观其天室永丝萝之缔，宗功肃霜露之晨，乘朱轮者溪止十人，珥金貂者俨然七叶。”[③]然而并未对《红楼梦》之写“华胄之兴衰”的寓意进行深入的探讨。

东观阁本的评点者显然也是站在大贵族家庭的立场上阐发其家族意识的，所以对小说的家族盛衰主题和冷热金针母题尤甚着意。他在第一回正文“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处批道：“热闹人日读一过何如？”在第二回正文“子兴笑道荣国贾府中”处批道：“冷子兴，而谈荣宁家世，即此便是警醒人处。”在第五十五回正文“凤姐只吃燕窝粥两碟子精致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暂减去。丰儿便将平儿的四样分例菜端至桌上，与平儿盛了饭来”处有批语：“家常如此，奢侈极矣！乃云分例莱已减去，贾氏之所以必歇也。”在小说第五十三回“王子腾升了九省都检点贾雨村补授了大司马协理朝政”处又批曰：“闲中带叙，总见气焰尚壮。”在同一回“贾蓉也忙笑道：‘别看文法，只取个吉利罢。’一面忙展开单子看”处批道：“极力铺张，以见盛极之必衰也。”在第六十八回“若告大了我这里自然能够平服的”处批道：“逞势逞威，无所不用其毒，贾氏有此妇其败必矣。”在第七十六回“这一首中有几句虽好，只是过于颓败凄楚，此亦关人之气数”处批道：“盛衰之理，方外人已参透。”批者的“冷热金针”意识是非常强烈而执着的。

王希廉虽也注意到《红楼梦》的家族意识，但却把这一家族意识作为爱情主题的附庸，他认为：“《红楼梦》虽是说贾府盛衰情事，其实专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作。若就贾、薛两家而论，贾府为主，薛家为宾。若就宁、荣两府而论，荣府为主，宁府为宾。若就荣国一府而论，宝玉、黛玉、宝钗三人为主，余者皆宾。若就宝玉、黛玉、宝钗三人而论，宝玉为主，钗、黛为宾。若就钗、黛两人而论，则黛玉却是主中主，宝钗却是主中宾。”这是把《红楼梦》的结构理解为焦点放射式的结构。王氏显然并未给予家族主题以足够的重视。

此外，姚燮、刘履芬、哈斯宝等人也曾涉及这一话题。姚燮在第五十三回“贾蓉也忙笑道：‘别看文法，只取个吉利罢。’一面忙展开单子看”处批道：“极力铺张，以见盛极之必衰也。极力铺张隆富，只乌庄头一处，以概其余，下一乌字意义无穷，亦微文刺讥贬损当世，且以见盛极之必衰也。”以老子哲学诠解《红楼梦》的家族兴亡。刘履芬指出：“贾母八旬大寿是极盛时事，又因尤氏生气，凤姐暗哭，宝玉又说人事莫定，谁死谁活疯话。从此以后，家运渐衰，已于极热闹时生冷淡根芽。”[④]（第七十一回）道光年间蒙古族批评者哈斯宝在《新译红楼梦》卷末《新译红楼梦总录》里直接引述张竹坡的“冷热金针”说，认为“世界上最真莫过于纲常，最假不外乎财色。”[⑤]盛为热，衰为冷，“冷热金针”无非是希望读者因其盛衰描写而感冷热之无常，从而超越冷热，达到“色空”之境。作为“冷热金针”意识之思想核心的是老子哲学，但他却以审美的、以充满感情的形式作出表述。

由盛衰而感色空，这一诠释模式来自元代以来的“警劝”文学传统，它以“酒色财气”之虚妄为题旨。《红楼梦》超越“警劝”文学传统之处正在于它那种既洞察盛衰冷热之虚幻，又怀抱着深切的家族同情的矛盾心理。相比之下，脂砚、二知道人要比其他的评红者更深切地把握住曹雪芹的创作题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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